鲁迅思想杂谈三篇

鲁迅、周作人与东林党

鲁迅与周作人本来“兄弟怡怡”,1923年突然反目，表面上断绝交往，十分彻底，但仍注意对方的言论动向，多次隐晦地相互抨击。他们有关东林党截然相反的评论，就是其中一例。1935年4月，周作人发表《关于命运》，援引明季张岱（1597—1679）的话，批评东林党虽多君子，但窜入不少小人，虽说救国，终究祸国殃民。几个月后，张岱的引文几乎原封不动出现在鲁迅的《“题未定”草》之九，但引发出截然不同的看法。两文表面上虽泛泛而谈，貌似读书随笔，其实引张岱时都特有所指，是借古喻今，指桑骂槐。对周作人来说，那是对左翼文坛的指责，也是对鲁迅的嘲讽，我们可以从他当时的思想和文艺主张，清楚看出其用意。

在文艺问题上，周作人主张“言志”而反对“有用”和“载道”，他认为：“我是不相信文章有用的”, “关于社会上某一件事写了一篇文章，以文章论是不会写得好的”。（《关于写文章之二》）表面看来，周作人主张文章无用，反对为社会而写，似不会介入与社会有关的论争，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无用”毕竟仍是一种主张，一经发表于社会也还是“有为”。例如他说：“文章不能改变社会”, “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关于写文章》）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这段话是针对鲁迅而发，鲁迅在《关于小品文的危机》中认为小品文应是“匕首”“投枪”，是战斗的工具，而反对把它变成逃避现实、抒写性灵的小摆设。周作人却反称之为祭器，比诸祝诅，可谓刻薄。事实上，他在30年代中期所写的许多文章，都针对鲁迅和左翼文艺，并非只是“言志”。

另一方面，周作人感到当时很像明季乱世（《弃文就武》），所谓像，不仅仅是国内政治腐败、强邻窥伺，也包括他自己在文坛中的处境。周作人因为主张“言志”，每每觉得自己的文学见解与晚明公安派很相近，而且还有相似的敌手、相同的困境。他在《重刊袁中郎集序》中说，“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因为他认为当时文坛也有所谓“正统派”，这一派对待政治学说犹如古人之“读经”，并且专做“八股时文”，提倡“载道”，明显影射左翼文坛。他在《阿Q的旧账》中明确指出左翼文艺是“新兴正统的文学”，还把“骂人家读庄子文选”的人也归入这种“正统”之列而加以抨击，也明显包括批评过施蛰存的鲁迅在内。其实，早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便引鲁迅“遵命文学”一语为“载道”派代表。由于他主张“言志”，又认为鲁迅和左翼文艺提倡“载道”，在自比“公安派”之余，自然以“正统派”比附鲁迅和左翼文艺。换言之，他谈“公安派”与“正统派”的对立时，处处着眼的是他与鲁迅和左翼文艺界的对立，而明末也就是“当时”的代名词。明白了“明末”借古喻今的意义，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周作人借张岱的话来评东林党的用意了。

周作人在《关于命运》中说，“明季士大夫结党以讲道学，结社以作八股，举世推重，却不知其于国家有何用处，如许氏说，则其害反是很大”，接着便引张岱的话，评东林党虽多君子，但“窜入者”和“拥戴者”实多小人，结果还是祸国殃民。（东林党属于他所谓的“正统派”。）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此处指桑骂槐抨击左派文人，已不再是文艺思想之争。如果说，他在《重刊袁中郎集序》还只是着重文艺问题，说彼此都对时局无益，言下之意，不外是为袁枚和自己对时局的消极和冷淡态度辩护，但到了《关于命运》便不再是消极辩护了，笔锋一转，重点已变成当时政局，不仅指责左派“讲道学”“作八股”对时局无益，还指里面也有坏人，实际上要他们负起“亡国”之罪。

周作人的责难虽然拐弯抹角，但鲁迅不可能不知道，也不会不作反应。事实上，鲁迅在1935年发表了不少涉及“京派”文人的评论，对周作人的文章自然不会错过，何况《关于命运》是针对他本人和左翼文艺的。鲁迅在《“题未定”草》之九复述并批评张岱的话，表面上也是泛泛之谈，但文末举出民众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援为例，也归结到现实政治状况，显然也是借古喻今。其实，鲁迅和周作人都觉得当时很像明季。鲁迅对张岱的反批评，也就是对《关于命运》的反驳。张岱对东林党的苛评、周作人对进步团体的挑剔，在鲁迅看来只是“瑜中求瑕，屎里觅道”, “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糊涂得很。与此相反，民众却比他们清楚是非。东林党（或进步团体）里面虽然不是纯而又纯，但他们之中的确有人为了国家民族而不懈战斗牺牲，是得到人民支持的。鲁迅在反驳张岱、周作人的同时，从大处着眼，维护过去的东林党，也维护了当时的进步团体。

把周作人和鲁迅评东林党两文一对照，不但显出原来批判现实的锋芒，也显示了他们思想性格上的差别。鲁迅认真热烈，爱憎分明，这注定他身处“乱世”时，即使明知能力有限，情况艰难，也要使尽“无用之用”,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国为民，奋起战斗，像过去真正的东林党人那样。反观周作人，知其不可为便不为，明哲保身，回避现实，苟且偷安，假装糊涂，自以为得计，到头来形格势禁，委身事敌，自取其辱，贻谤后人。对东林党的一褒一贬，不仅反映他们思想性情之别，亦多少透露了周作人未来糊涂抉择的端倪，而鲁迅所谓“瑜中求瑕”忘掉大是大非的批评，亦不幸一语成谶。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