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硬译”与赵景深的“牛奶路”

鲁迅曾经给弄得“几近神明”，他的话差不多“句句是真理”，尤其是那些批评别人（或曰“骂”人）的话，简直与棍子无异。但“好景”不长，物极必反。随着造神者的没落，他的言行主张自然引来种种质疑和商榷，如果还不算非议的话。这其实是在“重估一切价值”，有积极意义，但有时难免用心太过，有点“偏至”。其中有关“牛奶路”的讨论多少是这种“偏至”的余波。把本来很清楚的乱译，通过一些理论术语的重新包装，竟变成“无可厚非”甚至更符鲁迅精神的“硬译”，实令人甚感糊涂。

就笔者理解，重评“牛奶路”隐约还另有针对的目标，那就是鲁迅“硬译”说。如果笔者没理解错，那么有关的讨论牵涉两个问题：一是鲁迅“硬译”说对翻译是否合理可行；二是Milky Way该怎么译才算对、才算好。然而，这两个问题其实并无必然联系。

鲁迅主张“硬译”（为讨论方便起见，这里把一些自称直译的例子也包括在内），旨在借外来表达方式，以求改进中文的精密程度，达到思想改造，也就是“改造国民性”，可谓用心良苦。如果我们将翻译的视野扩大一点，不限于文学，则有其不得已之处。举例言之，德国的哲学著作、法语的律例条文，皆凭语法复杂，曲折离奇，遂有严密的结构、精确的所指。碰上这种文体，为求把握个中奥妙，或免于错手杀人，有时也得动用“硬译”来解围，即使弄出“我洗我的手”之类为人诟病的译文，恐怕也在所不惜，或是毫无办法的。牟宗三译康德的道德哲学两文，就自称用的是直译法，而且用上了为林语堂嘲笑过的“地”“底”“的”来区分副词、前置词、形容词。可见这种译法有一定需要，并非鲁迅的专利。

当然，“硬译”若施诸文学作品，其效果和准确性如何，是十分可疑的，因为“硬译”太拘执于原文语法结构和字面意思，只顾“所译的语言”（source language），而少管“译出的语言”（target language），肯定不能充分传情达意，更不用说什么“文化意象”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译“laugh off one's head”为“笑掉了头”，总不及“笑掉了牙”好，大概是没有争议的；译“lying on his back”为“仰卧着”，便已足够，再忠心的鲁迅信徒，现在大概也不好坚持译作“卧着在他的背上”吧，虽然后者似乎更符合鲁迅“山的背后太阳落下了”的原则。有关论例还有很多，无须笔者在此多言。总之，就文学翻译而言，“硬译”之路不通，在文学译界也没有多大市场，可算是过时之论。

然而，质疑或批评鲁迅的“硬译”论，却似乎并不能（或并不是要）延伸到他对赵景深误译的批评。细读《风马牛》一文，鲁迅评赵译不在于赵教授没有把Milky Way译成“银河”或“天河”，而在于赵教授“爱牛成性”，硬把牛奶代替英语的milk，而典故中的milk根本不是牛的奶，把Milky Way译成“牛奶路”明明是粗心的错误；而一个明显的粗心错误，反而能“传递”更多原文的“文化意象”，实叫笔者百思不得其解。

“路”跟“河”固然可有不同的文化讯息，但又岂能从“牛奶路”中单独割裂出来示范呢？因“路”较佳而认为“牛奶路”“无可厚非”，这种议论本身就有问题。且不谈“文化”那么复杂，单以“意象”而论，“牛奶”对一个旧俄农村小孩来说，是否更能引起另一种想象呢？例如，他会不会因此感到饿？如果会，一些神经过敏的中国读者，会不会因此以为契诃夫通过小孩的下意识或潜意识，暗示小孩是贫农出身呢？笔者不想妄加猜测，但对于我这类读者，在广告充斥、物质至上的现代社会，只会联想到西洋早餐或营养食品。这也可算是一种“错位”，时代的“错位”。但这也说明“牛奶路”可能“传递”更多不同于原文的“文化意象”：错误的意象，比起“银河”“天河”，实在得不偿失，可非之至。（后有一些论者指出，赵译“牛奶路”是设法反映旧俄农村小孩的视角，其前提是旧俄农村小孩无知无识，不会懂得希腊神话典故。但这种说法没有提供上下文或语境的支持，未免有点想当然——从中国人看旧俄农村小孩的视角，甚至有文饰之嫌。希腊神话在旧俄农村并不见得一定是学究才知道的典故。）

那么，在鲁迅看来，Milky Way该怎么译才好呢？有位论者认为，“牛奶路”的译法更符合鲁迅“硬译”的原则。鲁迅在九泉之下，大概会大呼冤枉。他在《风马牛》中其实说得很清楚，“牛奶路”貌似直译，而“其实却不然”，是“无缘无故‘牛’了进去”的乱译。另一方面，正如另一位论者所指出，鲁迅也没有认为Milky Way非译成“银河”或“天河”不可，他批评的焦点在“奶”不在“路”。鲁迅其实提供了另一“直译”:“神奶路”（不是其中一位论者所说的“仙奶路”。西洋刚烈的“神”跟中土飘逸之“仙”，其实带有非常不同的“文化意象”，不能轻率互换。）此译能否“传递”更多“文化意象”，也许见仁见智，但至少不能算误译，而且也不会叫人联想到食品，应当是没有疑问的罢。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