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西文化论的鲁迅

——《中国意识的危机》中鲁迅论引发的思考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之一，“五四”以反传统闻名，人们顺理成章地把鲁迅当成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涉及中西文化对立与冲突的论题时，尤其如此。所谓中西文化冲突论，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老问题，可以上溯至鸦片战争，“五四”时自然是沸沸扬扬，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闹得热火朝天，到了八十年代的大陆，亦死灰复燃，至今香火不断。这是生命力的表现呢，还是争议之处太多？暂且不论，但以此模式加诸鲁迅，骤看虽言之成理，细读鲁迅作品，又发觉其实不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此，笔者在探讨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时，实际上不得不质疑中西文化冲突论，也不得不澄清由此而惹起的争议和误会。本文主旨即在通过质疑中西文化冲突论，以探讨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困境的认识和态度。

以中西冲突论来品评鲁迅者，现不乏其人，诸家之中，仍以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一书最系统而具体（此书以下简称《危机》），至今仍不失为经典之作，因此问题也更突出。要澄清问题，莫如以此入手。

《危机》认为，“五四”企图以“整体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iconoclasm）来解决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所产生的难题，鲁迅“五四”时期的激进态度属于这种“反传统的整体主义”，尽管鲁迅有意识地采取这种立场，内心却欣赏着部分的传统文化。此一矛盾冲突，形成了所谓鲁迅的“大痛苦”。然而，《危机》所举鲁迅“冲突痛苦”的例子都十分可疑，书中主要是根据鲁迅《狂人日记》和《在酒楼上》这两篇短篇小说，认为前者体现所谓鲁迅的“整体反传统主义”，后者体现所谓鲁迅对传统价值的承担。

《在酒楼上》如何体现鲁迅对传统价值的承担？《危机》认为，主角吕纬甫的行动，反映了“传统中国道德价值”——“念旧”。但何以“念旧”是非西方而独特的中国道德呢？就吕纬甫对死去幼弟及邻居一位姑娘的怀念感情，无分古今，各处皆有。唯一可以算真正有关中国传统的，可能只是吕纬甫的“孝”，尤其是他对母亲的无条件顺从。就此而言，鲁迅本人确与吕纬甫相似。鲁迅算得上孝子，也确爱他母亲。然而，鲁迅的孝顺有三个方面须加区别：一、鲁迅对他母亲的爱；二、他对孝顺这种传统道德的承担；三、他对这种传统价值的态度。《危机》对此不加区别地用上“思想与道德的承担”（intellectual and moral commitment）以及“感情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来描述，又不解释这两个用语的关系，似乎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然而，对上述“孝”的三个方面，鲁迅的态度并非一样的。

鲁迅爱他的母亲，即“感情依恋”母亲，并且行动上“承担”孝道，但并不就表示鲁迅也“感情依恋”这种传统道德。孝道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子女对双亲的自然感情，另一则是在这种感情上发展而成的社会规范。前者属于自然人性，后者则是社会产物，因而被不同文化和时代所塑造而具有不同特色。在中国伦理道德主流中，孝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即在于子女对双亲无条件的顺从，包括父母为他们安排的婚姻。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表达了上述把孝道分成两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就旧式婚姻而言，鲁迅恰恰就是“孝”的受害者。

在留日期间，鲁迅奉母亲之命回乡结婚，此事违背他的意愿，令他极伤心。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表达了内心的痛苦，并提出废除这种旧式婚姻。排斥旧式婚姻必然与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孝”发生冲突。鲁迅虽然提倡废除旧式婚姻，但他却不主张由当时的受害者（包括他自己）开始实行，因为女方也是受害人，并非她的错。他决定维持这种关系而牺牲自己。也就是说，他继续他的“承担”，但这种“承担”自然不存在任何对这种道德的“感情依恋”。他只“依恋”他母亲。鲁迅这些观念，如果不是说明吕纬甫的例子并不证明鲁迅欣赏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那就得认为鲁迅还有另一个自相矛盾的冲突。

《危机》又认为，吕纬甫教古书反映了鲁迅对传统的“依恋”。这又增添鲁迅作品中的新冲突。如果我们对照一下《朝花夕拾》中的《范爱农》（他与吕纬甫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和遭遇，某种程度上是吕纬甫的人物原型），我们就会发现鲁迅因范为生活所迫而教古书不教新知识，感到十分失望；范的潦倒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只推翻了帝制而不能改革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这正与鲁迅所期待的截然相反，一点“依恋”也没有。

《危机》还认为，《孔乙己》表达了鲁迅对“道德上安之若素”的儒家价值观的两可态度。且不说“道德上安之若素”究竟是不是儒家价值观，如果鲁迅同情这个读过点书却无谋生技能的孔乙己，只是因为孔乙己的一生已被他所经常抨击的传统教育和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所糟踏。鲁迅同情孔乙己悲惨的一生，却愤怒于他的麻木不争气。如果鲁迅有所谓“两可”态度的话，那是他对孔乙己本人，而不是孔乙己所遵循的价值规范。况且，鲁迅对中国人无论对己对人所遭受的痛苦和压迫所表现的沉默与冷漠，极为不满，常加批评。如果孔乙己的消极和逆来顺受体现了所谓“道德上的安之若素”，那正是鲁迅所抨击的。而《危机》却认为是鲁迅可能欣赏的儒家道德。

既然这些例子为鲁迅增加了那么多自相矛盾的冲突，弄得“鲁迅究竟欣赏什么”的问题模模糊糊，那么《危机》所谓鲁迅的激进主义和他对中国传统的欣赏造成他内心的“大痛苦”，也就言之过早了。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则《危机》的论断将碰到鲁迅作品本身更多的诘难。鲁迅思想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五四”前、“五四”至1927年，及1927以后。就笔者看来，这三阶段虽有不同，但鲁迅思想态度却是颇一致的，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亦然。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说：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文中亦抨击了某些中国传统的缺失。他显然并不属于什么“整体主义”。而且，他在此文中提出的复古还须与他的民族主义一并加以理解。当他留日之时，鲁迅与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等过往甚密。光复会的特点，在于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光复旧物，即恢复汉族典章文物。鲁迅承认他曾跟随过这种有点狭隘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之后，他也确曾对自己的言论有所调节，因为他发觉自己理解的所谓“旧物”竟与大多数人所理解的不同。很多糊涂的爱国志士，否认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而接受了异族征服者所建立的东西。他们中有人甚至讴歌汉人备受蹂躏的元朝的伟大。这种盲目的“光复旧物”当然跟他的民族主义相冲突。另一方面，有些人只爱唱挽歌，不求光复，仿佛被征服才过瘾，否则就没有机会诉亡国之苦了。鲁迅称这种人为“爱亡国者”。这种情境可能就是促使鲁迅在辛亥之后少谈复古的原因。

显然，《危机》断言鲁迅改变态度是由于“普遍王权”的崩溃（即清朝帝制被推翻），正跟鲁迅的民族主义相矛盾。在鲁迅看来，推翻清朝正等同于“光复旧物”，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当然不会导致他对传统失望而转向“反传统主义”。

《危机》的立论，可以说是基于两个理论架构。第一个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对立，第二个是近代史的两个阶段。《危机》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分水岭，它推翻了帝制，破坏了维系着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及道德秩序的“必要环节”，标志了中国传统观念和价值解体的开始。这种崩溃的后果，在“五四”时期达到了顶峰。因此，《危机》认为，“五四”文化革命的特色是以恶性反传统观念和价值的。这个革命“根据如下的假设：具有意义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以全盘改造价值观念和人们的精神为先决条件，这样的改革进一步假设，需要根本排斥普遍盛行的中国传统”。然而，就鲁迅思想而言，《危机》的这个架构不过是“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The Procrustean bed）而已。

至于第二个架构，即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析，尤其是他所强调鲁迅早期与“五四”时期之间的决裂，虽也见诸一两位学者的文章，却并不为人们所接受，理由很简单，因为与鲁迅本人说法不符。虽然，一个人也可能自相矛盾，正如《危机》用鲁迅的例子设法向我们说明的那样。可是，如果矛盾太多就会太痛苦，《危机》似乎太夸大了鲁迅的忍受能力。然而，就笔者研读鲁迅作品时发现，他的作品贯串着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只要我们接着这个主题去思考，那么，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言论，就会表现得合情合理，而且始终如一。

在本文中，笔者将指出《危机》在鲁迅身上制造了太多的矛盾。笔者将从鲁迅作品，尤其是杂文中，指出两个策略上和两个理论上的原因，说明鲁迅表面的“整体反传统主义”并不令他产生“大痛苦”。这些原因归根到底表明鲁迅对中国存在的难题，与《危机》的理解迥然不同。换句话说，他们有不同的“提问法”。鲁迅独有的“提问法”，长期以来为学者们所忽视，但这正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不但可能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有所裨益，而且很遗憾地对现实可能还有意义。

鲁迅太多“痛苦”

即使在“五四”时代，鲁迅也公开对中国古文化表示仰慕。他极欣赏汉唐时代人采纳外物时的自信心。鲁迅举出汉唐人的例子，本来用到中西文化冲突论上来也很贴切，但《危机》却否认鲁迅对他们的赞赏，只提两个问题：

鲁迅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如果有的话，认为这些原因（即国家力量强弱和“蛮族”入侵）改变了中国人的本性呢，又或者，在他看来，外在的盛衰改变了中国人对外界环境反应的方式，但又并不必然改变他们的根本本性呢？

《危机》感到难于解释，而宁愿鲁迅“会肯定自己对中国人本性的本质存在的（essentialistic）、一体性的（holistic）概念，而采纳第二种观点”。遗憾的是，鲁迅对中国人本性的看法既非“一体性的”，而《危机》提出的第一问题，亦已由鲁迅本人所解答。本文下半部将对此详加分析。现在且看鲁迅思想的第三阶段。

《危机》的推论前提之一，是认为中共的文化政策是“五四”的延续，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然而，后期鲁迅虽然被认为是左翼文化领袖，但他仍公然表示欣赏中国某些传统文化。他赞颂有骨气的古人；他极力保存传统版画艺术，并鼓励青年艺术家向传统学习。虽然《危机》贬低鲁迅推广版画的意义，把这些活动只当成鲁迅意识中的个人的、审美的层面，并认为鲁迅并没有把版画推广为社会活动：“鲁迅对中国版画看似内行的兴趣，虽非个人，但其公开的性质只是学术的、感情的而非道德的。”然而，如果我们仍记得《危机》对“整体主义”所下的定义，即并非独有道德，还包括文化方面，则这番话实在十分费解。况且，这种说法显然有违鲁迅文艺为人生的信念，鲁迅把文艺当作启蒙及改造社会的手段。当鲁迅呼吁年轻艺术家学习传统之际，实际上已把传统版画推向社会，把它们用作启蒙和改造社会的工具。

不管怎样，恰恰就在文化遗产的问题上，鲁迅跟左翼分子刚好意见一致。他们都认为有必要继承及改良传统文化。他们均非“整体的反传统主义者”。

总之，在《危机》的两个理论框框之中，鲁迅的复杂意识显得益加复杂，矛盾冲突多如牛毛，他内心一定痛无比。在这些冲突折磨下，鲁迅该觅路奔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