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孔家店”的“摩登”圣人

——鲁迅对孔子和儒家的复杂态度

毛泽东曾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评价不可谓不高。鲁迅是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鲁迅更一度被奉为彻底反封建即激烈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代表人物。“打倒孔家店”的反儒先锋竟然是与孔子一样的圣人，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反差。当然，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比喻，理解为说明鲁迅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并非要探求他跟孔子的共同性。但鲁迅究竟怎样看孔子？——为方便起见，本文把孔子和儒家等同起来，而所谓儒家，为避免无谓的争议，仅以宋儒理学以前的理念为限——对于这个问题，“现代中国的圣人”的说法，却可以引起研究者的思考。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鲁迅思想发展的研究中，早就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鲁迅从晚清参加带着鲜明“国粹主义”倾向的光复会，到“五四”却积极参与“打倒孔家店”，在孔子和儒家的问题上，究竟是怎样的转变？究竟有没有转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鲁迅批判孔子/儒家的实质问题，就笔者所见，我们似乎还没有对鲁迅这方面的“转变”，从简单的“决裂”中，探求其更具体的原因。

一

首先，鲁迅对孔子及儒家评论，并没有像20世纪70年代普遍认为的那样，完全彻底地加以否定。鲁迅文章中有不少地方，表达了他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某种好感。例如，他对孔子虽然删《诗》使之“温柔敦厚”，却保留“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样并不“纯厚”的句子，甚为赞赏；对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也很佩服，认为“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

这些明显的赞誉也许可以当作个别孤立的言辞，不足以改变人们既定的看法。但鲁迅有些主张和价值取向，虽然没有明言，其实有着深厚的儒家基础，更值得我们注意。例如，他一贯提倡的“认真”精神与赞赏拥有这种精神的“愚人”，与儒家核心价值之一的“诚”，实质上是一致的。我们把鲁迅的“认真”跟儒家的“诚”等同起来有一定根据：（一）鲁迅说过“真的声音”，也就是至诚之声，能动人，是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工具；（二）《中庸》所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正是鲁迅所欣赏的那些“认真”的“愚人”的品德，也是前面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的体现；（三）我们也可以从鲁迅品评的历史人物取得佐证，例如，鲁迅对子路的认真，对明儒顾献成、方孝孺、袁宏道以及东林党人，对清末一些真诚的维新派，对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他们“择善固执，疾恶如仇”的态度，无疑是欣赏的。他们的“方巾气”“道学气”成了“认真”的同义语。

儒家的“诚”并非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而是具有入世的社会政治意义。《中庸》有一段话：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万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可见“诚”不单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品质，也是改造社会和建设理想的手段，而这个社会作用跟鲁迅文艺运动的目标不谋而合。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也习用了上面《中庸》非常相似的意思：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真的声音”，也是“诚”的体现，同样是感化人，改造人的灵魂，以致改革和建设新社会的手段，并打破国界与种族的藩篱。

鲁迅的“认真”与儒家思想的契合，有一点需要说明。孔子和儒家是保守的，这点应该没有疑问，这跟鲁迅一生鼓吹改革表面上相反，不过鲁迅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以王国维为例，王国维是真正的国学家，研究和发扬国粹。然而，由于他保守，不用新式标点，结果整理出来的东西很难懂，也就不能达到弘扬国学的目的。鲁迅指出，要认真发扬国粹还须用新式标点，也就是改革。按照这样的思路，只要“认真”为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着想，即使再保守的儒家，面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也会实施改革，会变成维新派，甚至会变成革命党，争民主自由，支持共产主义革命。“认真”也是促成变革的动力。此处的关键是孔子入世的精神和人文关怀。

事实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对社会民生的关怀，这种入世的精神也是鲁迅精神很重要的一面。鲁迅在思考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时便强调过“诚”。他前期反对退隐书斋，只讲问题不谈主义；后期反对抒写性灵，提倡匕首投枪，都是由“诚”到改造人们精神的这一儒家传统的表现。就此而言，若说鲁迅继承了孔子的教导或儒家的理念，也不为过。当然，鲁迅也对孔子和儒家做了尖锐的批评。对这些批评的具体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鲁迅对孔子和儒家的态度。本文集中讨论鲁迅以下的几篇文章：《二十四孝图》，包括《朝花夕拾》的《后记》、《十四年的“读经”》和《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