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反抗的浮萍：鲁迅漂泊精神探源

纵观鲁迅一生，弃科举，入学堂，到日本留学，参加光复会，“弃医从文”，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呐喊，参加“左联”，等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鲁迅不愧走在时代的前头，是个先进的革命者。然而，鲁迅到南京是“走异路”，在日本“弃医从文”无人响应，辛亥革命的理念得不到民众理解和支持，“五四”听将令不久便“荷戟独彷徨”，在“左联”最后成了个“横站的士兵”，从这个角度看，鲁迅却是个寂寞孤独的战士，而所谓走在时代前面，更像是寻寻觅觅的漂泊的过客。不过，这并不矛盾，其实只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鲁迅的“革命”，更确切地说，他走在时代前面的反抗，必然是漂泊；他的漂泊，也必然是他前进的反抗，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鲁迅的抗争自然有它具体而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等原因。然而，这些具体特定的因素有相当一部分会随着事件和形势的改变而成为过去，虽然仍可以用来解释鲁迅抗争的原因，却很难用来解释鲁迅的漂泊。当我们——不管赞成还是反对，高兴抑或不满——仍然为他的反抗所感动或震动的时候，显然需要有超越那些暂时因素的解读，才能同时理解他反抗的另一面的漂泊。换言之，鲁迅的反抗有具体的历史原因，还有非历史的精神根源。本文试图以浮萍和泥土的比喻，提供一种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解读，一种思想上的解读。当然，所谓“思想”实际上只是文本中体现的“思想”。

“土地”的消失：漂泊的开始

漂泊是无处安身，生活无法安定。安身立命首先要“落地生根”，要落地生根自然要有土地。所以漂泊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或失去土地，无法扎根。精神文化的漂泊，也就是失去或离去精神文化的“土地”。但没有“土地”的原因有多种，外在的原因，有消极被迫的，有主动抛开的；内在的，有因为思想的逻辑，有因为本性如此。事实上，有些漂泊就并非无根，浮萍就有根。浮萍的漂泊固然是因为无法落地生根，但主要还是因为浮萍的根其实不可能生在泥土中，只能生在不固定的水中，这是它的本性使然，也就只好永远随水漂泊。鲁迅的漂泊兼有外在与内在的原因：没有“土地”，即使有，也不能生根。

鲁迅幼时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很小的时候便开始逐渐离开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地”。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鲁迅说他也想过当孝子，但读了《二十四孝图》后，态度改变了，他对当时——我要强调“当时”——鼓吹孝的事例，如“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等，产生极大的怀疑，对“老莱娱亲”很反感，对“郭巨埋儿”甚至恐惧。他说：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传统文化“土地”的主要成分之一的“孝”已经违反常理与人情，正在崩塌；另一个主要成分也岌岌可危。随着晚清革命潮流的高涨，鲁迅接触到以光复会为主的革命思想。光复会的种族主义强调“华夷之辨”，以清朝为异族入主中夏，根本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在汉民族主义的语境中，传统的“忠”也因此连根拔起。在中国现实的传统文化中，鲁迅的精神无法生根，开始了精神漂泊。1902年到日本留学，更实现了事实上的漂泊。

鲁迅1902年2月到日本留学，1909年8月回中国，在日本生活了七年左右。这段时期鲁迅学了日语和德语，大量接触了西方和日本文化。鲁迅留学日本对他有什么影响呢？细野浩二（HOSONO Koji）用“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概念，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边缘人”是社会学概念，指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两者都不完全认同的人。“边缘人”产生于两种文化交汇的地方，如移民社群。细野浩二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所谓“灭满灭汉”的结论，却显然忽略了鲁迅当时靠近光复会的民族主义立场，鲁迅这个立场在1927年还记忆犹新，鲜明可见。

鲁迅在《略谈香港》中对“金制军”引《汉风杂志》集《文选》句，感到非常诧异，说：

前清光绪末年，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亲自看见的。那时的留学生中，很有一部分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要将土地从异族的手里取得，归还旧主人。除实行的之外，有些人是办报，有些人是钞旧书。所钞的大抵是中国所没有的禁书，所讲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书，因为是《湖北学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汉声》，那封面上就题着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这是明明白白，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状比较一下，看是如何，——必须“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推而广之，就是“排外”。

在这种民族主义的视野和眼光下，鲁迅显然不可能采取“灭满灭汉”的立场。当然，细野浩二的意思也可能是把当时的日本当成现代的象征，而“汉”则代表中国传统，所以两种文化的激荡，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理解也不符合鲁迅在章太炎影响下的复古倾向。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认为：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并抨击了当时青年“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他在引进摩罗诗人以促成“国民精神之发扬”时，“其因即动于怀古”; “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在这种民族主义视野和复古取向之下，鲁迅留日期间的“边缘人”漂泊游离的处境和感受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认为，我们可以从鲁迅眼中同道中人的反应，窥见他的内心。清末的南社可以说是鲁迅的同道，事实上鲁迅是南社的一支——越社——的社员。在鲁迅眼中：

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

他还说：

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

怀着这种心态的人遇到日本文化会怎样反应呢？鲁迅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

所以鲁迅既可能把日本看作现代的象征，也可把日本文化看作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然而，鲁迅的复古取向，会不会跟前面所谈关于《二十四孝图》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相矛盾呢？笔者认为不会。这就是笔者前面强调“当时”的原因。鲁迅并不认为“当时”的传统文化真的代表中国传统，证据很多。例如在《看镜有感》中，鲁迅一方面赞扬了汉、唐自信和宏大的气度，“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另一方面批评宋朝的懦弱，“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表明鲁迅对中国传统有一个历史的看法，笔者已另文分析，在此不再重复。总之，鲁迅并不认为当时的文化传统真正代表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传统”是对真正的传统的亵渎。

然而，鲁迅所认为的真正传统，显然主要存在于文字之中，或者说他的想象之中，而不是当时的现实当中。其实，鲁迅到了日本之后，便陷入理想人性（包括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苦思冥想，后来弃医从文，更堕入文学的想象世界，希望通过文学运动，以理想的人性和想象的文学来改造当时中国的“国民性”和社会现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鲁迅是以虚幻之根为根，或追求无有之土，都注定鲁迅在反抗现实的同时，只能以漂泊为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