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多次在别人面前盛赞冉求的政治才干，“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他的经济管理才能也十分突出，他帮助季康子改革田赋制度，增加税收，虽然遭到孔子的批评，但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理财才能。冉求的勇武精神和军事才能在孔门弟子中也是很突出的。
孔子一生有许多有趣的言行事迹：表扬最多的是颜回，批评最多的是子路，最气愤的是八佾舞于庭，最伤心的是颜回的死，最快乐的是众弟子侍坐听学，最大的磨难是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批评最重的莫过于冉求。
《论语·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孙氏比周公还富有。而作为季孙氏家宰的冉求还要帮助他搜刮，使他的财富增益。孔子说：“冉求已不再是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了，后生们，你们可以敲起鼓来声讨他。”
冉求是孔门政事科高才生，在季氏任内务总管，他帮助季氏：一是扩大领土，谋伐颛臾；二是帮助季氏增加田赋。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应该是“损上益下”，“损有余而补不足”，减轻民众负担。结果冉求利用在孔门学到的执政技巧，进一步帮助富可敌国的季氏搜刮民脂，增加赋税，聚敛财富，扩大领土。因此孔子十分气愤，要将他赶出孔门，取消学籍，并号召后生们声讨他。可见孔子气愤至极，言辞之厉，批评之重。
冉求食季氏的俸禄，应忠于职守，站在冉求角度看，扩大领土，增加田赋，无可非议，孔子却指责他，理由何在？“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季路
季路（公元前542—前480）：仲氏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年鲁国人，小孔子九岁。子路为人刚勇威猛，耿介正直，率真粗莽，重信守诺，有豪侠义气、义胆忠肠，喜善好施，乐于助人，是孔子忠实的保护者。孔子曾评价他：“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又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还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每次孔子发问、谈话，子路率尔而对，抢先发言。每次问“志”，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最喜欢的弟子：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子路。一个文，一个武，颜回受表扬最多，子路受批评最多。比如《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一天，孔子说：“如果仁道不能施行，我就乘着木筏在海上漂流。能跟随我的怕只有子路吧？”子路听了这话很兴奋。孔子说：“仲由这个人的勇猛超过了我，除了这一点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汲取了。”
“乘桴浮于海”，不过是孔子的遥想、感叹、假设，他并未打算真的远游。“子路闻之喜”，一个“喜”字，把子路受老师表扬后，欢喜雀跃的神态表现得十分到位。孔子喜欢子路率然坦诚，对他的批评向来也是十分率直，从不转弯抹角，也不看环境场合。孔子见他手舞足蹈，欢喜异常，劈头一盆冷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教学生，既是一位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长者，又是一位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严师。
再比如《论语·述而第七》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对颜渊说：“能用于世就去干，不能用于世就隐匿，恐怕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了！”子路问：“先生如果率领三军作战，那么，打算选谁做你的助手呢？”孔子说：“赤手和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会和他共事的。我所共事的人，一定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有把握成功的人。”
颜渊、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两个学生。子路听到孔子对颜渊如此高的赞扬，却冷落他，孔子话音刚落，他便率然而言：“先生如果率领三军作战，那么，打算选谁做你的助手呢？”子路的问话，别有用意，能“行”能“藏”，有颜渊，虽不服气，但无话可说；但武之行军掠地，非我莫属。在老师面前也不敢讲武斗狠，只好说“子行三军，则谁与？”谁做您的助手呢？他也希望得到“惟我与尔有是夫”的答案。
孔子当着子路的面盛赞颜渊，本来运用的就是旁敲侧击的教育方法，潜移默化，要子路虚心学文，加强修养。谁知子路不仅听不进去，反而仍然争强好胜，出言不逊。孔子见侧面教育不行，则转侧面教育为当面批评，而且言辞非常犀利，毫不留情。“赤手和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会和他共事的。”孔子劈头一阵批评，语气果决，“其言也厉”。批评只是反面堵截，不能没有正面疏导，孔子话锋一转，语气平缓，“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诗经》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讲的便是“临事而惧”，加之“好谋而善断”，便是勇而有谋的理想人格。孔子既有旁敲侧击，又有正面批评，既有侧面堵截，又“循循然善诱人”，正面疏导。教育家从事教育，常常是多管齐下，多种方法同时运用，有时是一石三鸟，有时是三石一鸟，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为什么如此喜欢子路？我觉得是因为子路敦厚、健康而又坦荡。《论语·子罕第九》中，“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孔子说：“穿着破旧的丝绵袍子，与穿着名贵皮毛衣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耻辱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说不好呢？’”子路听后，反复吟诵这句诗。孔子又说：“只做到这样，怎么能说够好了呢？”
这是孔子对子路胸襟坦荡、健康心态的赞扬。子路生性耿直，勇猛直爽，而且心理健康，襟怀磊落，为人不嫉妒，不贪婪，自己穿着破旧的袍子，与衣着华丽的既富且贵的人站在一起，从没有自惭形秽的感觉，落落大方，直面现实，犹如孔子承认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一样。
子游
子游（公元前506年—？）：言氏名偃，字子游，亦称言游、叔氏。春秋末年吴国人，小孔子四十五岁。子游对先生竭力倡导的仁礼有特殊的领悟，对丧礼有深入的研究，常能提出独到的看法，如“丧致乎哀而止”。子游酷好文学，并以文学显于当世。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游及其后学独成一派。他对于礼乐制度的发挥及他的身体力行，对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子夏
孔子周游列国，在卫国收学生，有两个人最重要，一个是子贡，一个是子夏。
子夏（公元前507年—？）：卜氏名商，字子夏，后亦称卜子夏或卜先生。小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文学科的高才生。
子夏刻苦用功，于学问、道德多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为世人所重。子夏一生最大的成就体现在学业方面。在治学上他祟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强调学、问结合，“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在文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还主要表现在传授《春秋》《诗》《书》《易》《礼》等儒家经典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早就谈到“子夏之说《春秋》”，《史记·孔子世家》继而指出：“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可见子夏传授《春秋》确有其事。汉以来学者多认为他是大部分儒家经典的传授者。《后汉书·徐防传》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在孔子去世后的几十年间，子夏的办学成就与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到了晚年，子夏因丧子而哭至失明，离群索居。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被加封为“河东公”。
子张
除了孔门“十哲”以外，孔子还有多位优秀弟子，比如：子张。
子张（公元前503年—？）：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小孔子四十八岁，才高意广，性格偏激。春秋末陈国阳城人。出身微贱，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虽学干禄，未尝从政，以讲学终。孔子死后，受到曾子、颜路的排挤，被迫离开鲁国，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子张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
《论语·为政第二》记载，“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张学习求仕的方法。孔子说：“要多听，对有疑问的地方予以回避，把其余（有把握）的地方，谨慎地说出，这样就会少犯错误；要多看，对有疑问的地方加以保留地说出，其余（有把握）的部分，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懊悔。说话少有错误，行动少有懊悔，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
子张平生喜欢研究官道，但未曾谋过一官半职，仅仅见过一次鲁哀公。他在孔门中是一位才高意广、自视甚高的人，有些偏激，言辞尖刻，好做形式上的模仿。与子张相反，曾参性情温和，为人敦厚。他批评子张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但子张也有博爱容众之心，他勤学好问，问行、问政、问仁、问“干禄”。孔子授徒，目标之一是教授为官之道，“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培养管理人才。孔门弟子并不忌讳公开讨论“干禄”“为政”之事。
孔子针对子张恃才傲物、高谈阔论的缺点，说要多听不同的意见，回避有所怀疑的地方，谨慎地说出自己有把握的一部分，那就能少犯错误；多观察，保留有所怀疑的一部分，谨慎地实行有把握的部分那就能少后悔。言行不错不悔，官职俸禄不求自至，就在其中了。“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这是对一个社会的成人而言的，尤其是官场宦海，或外交场合，更要多听少说，多看慎行，有所怀疑的地方予以保留，保持沉默，这是一条谋官从政的千古定理。但这一原则却不适用于弟子做学问，做学生时必须“切问而近思”，有疑多问，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不能“阙疑”“阙殆”，而应该“释疑”“释殆”，在工作时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而不应该“慎行”。表面上看“敏于事”和“慎行其余”，以及“阙疑”“阙殆”和“切思而近问”互相矛盾，实际上孔子教弟子，是因材施教，懂得变通，场合不同，对象不同，因此所教内容不同。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子张向孔子问为官处世通达之道。孔子说：“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落后部族的国家也能亨通无阻；如果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本州本里，又怎能行得通呢？要做到站着时，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四个字就在眼前，坐在车上时，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四个字就刻在车辕的横木上。这样做了，自然无往而不亨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子张问行，孔子答以忠信笃敬。内忠外信，内厚外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此方可行得通走得远，通行履天下。
《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请教怎样执政。孔子说：“居官不懈怠，执行政令要忠于职守。”子张性格偏激，怪僻，“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同门关系颇有一些不融洽。他问政，孔子告诉他八字真经，“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意即平素为政一方，要不倦怠，不懒惰，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仅此还不够，必须以忠要求自己，若行私而不倦，则危害更大，因此，孔子又告诫其“行之以忠”。“不倦”和“以忠”，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忠而懈怠不行，勤而不忠也不行，两者不可或缺。“忠”有许多层次，但首先是对自己的要求，要出于忠心。
颜回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子张问仁，孔子答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颜回问细则，孔子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子张问细则，孔子答曰：“恭，宽，信，敏，惠。”前者修己、正己、克己，为内圣之功；后者行仁于天下，为外王之力。内修圣功，外行王道，内圣外王为儒学的全部内容。颜回性格内向，淡泊名利，孔子以内圣教之诲之；子张性格外向张扬急于事功，以行天下之事训之导之。对颜回，告之以“仁者安仁”之内功，对子张，告之以“知者利仁”之外力。前者为本体，后者为用体，皆是因材施教。至于“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均是外王之结果。恭、宽、惠三者是对人而言，守信、勤敏是对己而言。对人恭敬，人恒敬之，不见侮于人。对人宽容，厚德载物，器量宏大，则得众人拥戴。“有善勿专”，分惠于人，则有人乐意听你调遣差使。自己恪守信誉，则有人信任你，依靠你，“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勤敏，“敏于事而慎于言”，勤奋则多建事功。行此五者，畅达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