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鸠摩罗什传教译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又由于它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此成为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等研究的重要对象，每个领域涉及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本书回顾与鸠摩罗什传教译经自身及其影响较为密切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动态，以便在研究过程中能更好地开辟空白、创新观点，开拓出新境界。

（一）印度佛教向西域和内地传播的学术史回顾

1．中印佛教文化传播与交流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印度之交通》《佛教之初步输入》和《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等文章，深入考察了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影响，后被收入《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汇集有21篇论文，在引用新材料的同时提出了新见解。其中关于造纸法和丝绸向印度传播的内容论证，填补了原来研究中国文化向印度输入的历史空白。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中还从古文字考古方面论述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意义。随后他又出版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将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分为七个时期，认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可以分成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五个阶段，开创了佛教传播研究的新视野。汤一介的三篇文章《文化的双向选择——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考察》《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和《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宏观上论说了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带来的两种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以及中国文化的再发展问题，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后人的研究成果也颇丰，如王宏纬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贾应逸和祁小山的《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刘欣如的《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楼宇烈的《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史》，释东初的《中印佛教交通史》，吴焯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和常任侠的《中印艺术因缘》等著作从不同角度和不同领域对中印佛教文化传播交流做了考证。

从中印两国文化的交流交往方面来论述的有陈寒的《十六国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长安佛教》，探讨了鸠摩罗什时代罽宾僧人来长安译经的情况。史苇湘的《从敦煌壁画〈微妙比丘尼变〉看历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和袁书会的《二十四孝中的异域人物——浅谈中印文化交流》，则从具体的一个点来看中印文化之间的异同。徐志远的《古代印度佛教的传入及中印文化交流》，陈义海的《从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谈跨文化传统》和陈鸣的《从佛教汉化看中印文化的碰撞与高扬》，从总体上探讨中印两国传统文化的交流。陈国光的《释“和尚” ——兼谈中印文化交流初期西域佛教的作用》则从语言词汇变化的角度，论证了内地佛教的很多词语来源于阗、龟兹等西域各地的事实，说明内地佛教与西域佛教之间的紧密关系。

从中印两国佛教思维的不同来比较研究佛教问题的有李利安的《中印佛教观音身世信仰的主要内容和区别》，方立天的《简论中印佛教心性思想之同异》《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萨支辉的《中印古代部分哲学思想的思考、比较和成因分析》和魏福明的《〈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等文章。

刘欣如的《贵霜时期东渐佛教的特色》，林梅村的《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和李林凤的《浅谈贵霜王国与中国》文章则从贵霜王国与中国族源文化和迁徙的角度来考察了早期中印两国的交流。古正美的《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通过汉译佛教经典的情况，来逆推贵霜帝国各个时期尤其是迦腻色迦时期佛教的发展情况，分析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大乘佛教的重要地位等，但是该书中的有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还有刘慧的《印度弥勒信仰、造像探源与中国早期弥勒经典的传译》和陈强的《中印佛教发展路径之比较》文章对中印交流中的不同内容和路径进行了深入考察。

荷兰人许里和著，李四龙等译的《佛教征服中国》，论述了早期佛教进入中国的状况，尤其是汉魏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和适应，但是作者站的角度是一种文明战胜另一种文明，显然不符合佛教入传中国的事实。印度人P.C.Pagchi的《中印文化的千年交往》一书探讨了古代中印的文化关系。日本人村田靖子著，金申译的《佛像的系谱》从图像学的线索考察了佛像从印度到中国的演变过程。桑山正进的《巴米扬大佛与中印交通路线的变迁》和《与巴米扬大佛有关的两条交通路线》两篇文章则考察了巴米扬大佛所体现的古代中印交通的路线。

2．早期的西域与内地佛教的关系

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周菁葆、邱陵的《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第11册）》和苏北海的《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论述了丝绸之路中西域的地位和作用。吴焯的《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则对西域早期佛教的传入做了探讨，宋肃瀛的《魏晋时期西域高僧对汉译佛典的贡献》文章从佛典的角度论述了西域高僧的贡献。

殷晴的《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张付新的《从于阗佛国看佛教东传》、张津芬的《贵霜文化对于阗的影响》、薛宗正的《古代于阗与佛法初传》、张健波的《“笈多式造像”与“于阗画派”艺术风格的内在渊源考析》和王晓玲的《曹仲达与“于阗画派”风格渊源探析》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古代于阗在佛教传播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另外还有陈世良的《龟兹白姓和佛教东传》、宫静的《五至七世纪中叶西域佛教之变迁》、黄文弼的《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和季羡林的《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分别考察了西域其他诸国的佛教状况。

日本学者羽溪了谛所著《西域之佛教》一书是迄今为止对西域诸国佛教考察较为全面的作品，其中对贵霜佛教的发展及其中国的影响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是后来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有补充的必要。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寺本婉雅的《于阗国佛教史の研究》等著述都是研究西域佛教史的鼎力之作。

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各个领域考察了中印两国佛教文化方面的内容。其中静态考察者较多，重视过程考察的动态分析著述较少，而从一个完整的事件来透视中印文化的交往及其影响的更少。季羡林先生应该说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他从文化交往的高度总结出五个阶段的发展规律，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思想上的指导。但是对于鸠摩罗什来内地传教这一佛教史上影响重大的事件，却没有人从这一角度去分析和考察文明交往的特征。

（二）鸠摩罗什传记、思想和活动的研究

1．鸠摩罗什传记、经历的研究

较早的文章大多是对鸠摩罗什一些简单的介绍，并没有深入研究，此处不再列举。20世纪80年代研究初步形成，近年来研究又上升到了更高一个层次。殷鼎的《略论鸠摩罗什》、胡戟的《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陈世良的《鸠摩罗什年表考略》、王欣的《东弘佛法的鸠摩罗什》、谢启晃的《鸠摩罗什——我国古代三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等文章皆是代表。熏风在《哀鸾孤桐上，清音澈九天——翻译家鸠摩罗什的一生》一文探讨了鸠摩罗什晚年的一些思想，黄夏年的《四十五年来中国大陆鸠摩罗什研究综述》《“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和桑荣的《鸠摩罗什研究概述》，以及刘国防的《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的两次会议综述对20世纪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与回顾。中国台湾人士郑郁卿的《鸠摩罗什研究》是研究该领域的专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很多方面未有深入探讨。

日本人在鸠摩罗什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北尾干雄著，释达和译的《鸠摩罗什》和诹访义纯和横超慧日所著《鸠摩罗什》等著作，对鸠摩罗什的多个问题都有深刻的认识。还有塚本善隆的文章《鸠摩罗什》。足立喜六的《鸠摩罗什的舍利塔》，八力广喜的《鸠摩罗什与草堂寺》和近藤良一、大谷哲夫的《终南山草堂寺》等为实地调查报告。佛瑞（Bernard Faure）的《红线——佛教对性的处理》，指出日本僧人根本就不认为鸠摩罗什破色戒的行为有何不妥。日本学者斋藤达的《鸠摩罗什的没年问题的再检讨》也持相似观点，同时指出诔文中有影射鸠摩罗什破戒的文字，也不太合情理。国外的研究还有伯希和的《鸠摩罗什研究札记》等文章。

2．鸠摩罗什思想研究

佛教哲学的研究历来是中国佛教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涉及该领域的著作和文章十分丰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吕澂的《中国佛教思想概论》、郭朋的《中国佛教思想史》三卷、涂艳秋的《僧肇思想探究》、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以及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三卷、杜继文的《佛教史》魏晋南北朝卷等一大批优秀著作皆有这方面的论述。

杨曾文在《鸠摩罗什的“诸法实相”论》中，通过分析《注维摩诘经》，认为鸠摩罗什关于“诸法实相”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脱离龙树中观学的根本观点。刘元春在《试论鸠摩罗什的大乘佛学思想》一文中则全面简略地分析了鸠摩罗什的大乘佛学思想。余敦康著的《鸠摩罗什与东晋佛玄合流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最大的贡献就是给中国佛教引进了中观思想，为建立中国的本体论哲学打下了基础。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一书在龙树的思想探讨基础上，对中观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和发展也作出了深入的论述。薛宗正的论文指出鸠摩罗什早年是一位宗教改革家，而到了晚年又带有佛教大小乘调和的思想倾向。阐述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还有张淼、刘辉萍的《试论鸠摩罗什的大乘般若思想——兼与慧远的佛学思想作比较》等篇。学术界对《大乘大义章》进行专门分析的论文有杜继文的《〈大乘大义章〉析略》，文章从实法、实相与法身等方面比较了鸠摩罗什和慧远二人的理论分歧和思想差异。吴丹的博士论文《〈大乘大义章〉研究》则在这方面有着全面的解释和论述。围绕魏晋时期般若学和玄学展开论述的文章主要有施穗钰的《般若学与玄学的交汇及选择：以〈维摩诘经〉为核心》，田文棠的《论僧肇佛教哲学思想及其理论渊源兼论鸠摩罗什的般若思想》，立人的《般若与实在：“法性”在早期佛教义理学的疑惑》和丁文慧的博士论文《佛教性空思想发展研究》。

由般若学转到涅槃学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哲学的重要事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种现象并给予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赖鹏举的《中国佛教义学的形成——东晋外国鸠摩罗什“般若”与本土慧远“涅槃”之争》，涂艳秋的《鸠摩罗什门下由“空”到“有”的转变——以僧叡为代表》，张风雷的《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等文章。

鸠摩罗什的译经对中国各宗派产生的影响，在这方面探讨的有静岩的《〈维摩诘经〉不二法门思想及其对〈坛经〉思想的影响》，安亦冰、胡宪立的《天台宗与〈法华经〉》，宋立道的《天台宗与〈法华经〉之我见》等人的文章分别就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和成实学等方面的影响作了探讨。

国外学者的研究中，镰田茂雄著的《中国佛教通史》，塚本善隆的《中国佛教通史》和佐藤哲英的《天台大师的研究》等著作皆涉及这方面的论述，但并未深入展开。中村元的《日本人能拓展抽象思维吗？——超越鸠摩罗什译〈法华经〉的一个思想动向》，福井文雅的《中国思想の大乘佛教》，丸山孝雄的《法华教学研究序说—吉藏的受容与展开》等文章都是研究鸠摩罗什法华经思想的重要成果。其他国外研究者的成果有理查德·罗宾逊（Richard H.Robinson）著、郭忠生译的《印度与中国的早期中观学派》（Early Mādhyamika in India and China）和越南阮氏金凤（释严莲）的博士论文《龙树中观思想在华流播研究——以东晋至初唐时期为中心》。

有关鸠摩罗什所倡禅观的研究，有杨曾文的《隋唐以前流行的主要禅法》、释慧敏的《鸠摩罗什所传“数息观”禅法之剖析》、冉云华的《中国早期禅法的流传和特点》和徐文明的《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日本人池田英淳的《鸠摩罗什译出の禅经典と庐山慧远》，藤堂恭俊的《鸠摩罗什译出と言われる禅经典の说示する念佛观》，菅野龙清的《鸠摩罗什訳禅経について》，船山彻的《梁の僧祐撰〈萨婆多师资传〉と唐代仏教》，牧田谛亮著、刘建译的《鸠摩罗什外传——关于七寺一切经中“大乘菩萨入道三种观”等问题》。

研究鸠摩罗什的成果十分丰富，但学者们大多考察他的思想和译经，而对这些之外的东西关注较少，比如鸠摩罗什的印度留学，他的志向情趣，与西域僧人团的关系，与统治者的关系，他对小乘佛教的态度，他与中国僧界、弟子们的交往等。这些构成了鸠摩罗什传教的历史因素，对它们的考察应该是今后学界引起关注的领域之一。

（三）鸠摩罗什译经问题及其影响研究

1．鸠摩罗什译经问题的研究

从不同角度探讨鸠摩罗什译经的文章有李惠玲的《鸠摩罗什与中国古代译场制度的确立》和《鸠摩罗什与中国早期佛经翻译》，李利安的《鸠摩罗什与真谛入华前后命运同异之比较》，吴文星的《〈维摩诘经〉的鸠摩罗什译本流行的原因分析》，宋立道的《弥勒下生成佛的几个译本的异同》，梁富国的硕士论文《竺法护与鸠摩罗什入华传教比较研究》，胡湘荣的《鸠摩罗什同支谦、竺法护译经中语词的比较》，杨惠南的《汉译佛经中的弥勒信仰——以弥勒上、下经为主的研究》，这些文章从不同译经的版本说明鸠摩罗什译经的特点。贾应逸的《鸠摩罗什译经和北凉时期的高昌佛教》，杨曾文的《鸠摩罗什的译经与日本佛教》和《鸠摩罗什译经与中国佛教》，马丽的《鸠摩罗什的佛典翻译及其历史贡献》则探讨了译经对日本、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从不同角度阐发的还有宣方的《鸠摩罗什所译禅经考辨》，吴震的《吐鲁番写本所见鸠摩罗什汉译佛教经籍举要》等文章。

从文学角度来研究鸠摩罗什译经的有饶宗颐的《鸠摩罗什通韵笺》，苑艺的《鸠摩罗什佛经“新译” 初探》，刘宾的《鸠摩罗什的译典在比较文学研究上的意义》，金克木的《怎样读汉译佛典——略介鸠摩罗什兼谈文体》，贺玉萍的《〈法华经〉主要文学特征及成因》和黄宝生的《佛经翻译文质论》等。

同样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也有不少的贡献，成果有汤山明的《从中亚地区对佛教典籍的接受情况来看罗什汉译〈妙法莲华经〉的特色》，板本幸男的《“法华经”之开会思想与权实论》，中村元的《基于现实生活的思考——鸠摩罗什译本的特征》和高桥弘次、杨笑天的《〈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本与玄奘译本》等。

2．从文化影响上的研究

朱英荣的《鸠摩罗什少年时的龟兹石窟》，丁明夷的《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霍旭初的《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和陈寒的《略论鸠摩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具体考证了鸠摩罗什思想对龟兹佛教尤其是石窟开凿的影响。日本学者马田行启的《鸠摩罗什三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镰田茂雄的《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史的影响》和本间昭之助《创造“太平洋文明”的基础——鸠摩罗什》，重点介绍了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尤其是东亚佛教的影响。

孙昌武的《中国文化史上的鸠摩罗什》，方立天的《鸠摩罗什：影响中国佛教思想发展至深至广》，王嵘的《简论鸠摩罗什与佛教文化》，牟钟鉴的《鸠摩罗什与姚兴》，罗志英的《鸠摩罗什在长安》，尚永琪的《鸠摩罗什对般若学及东亚文化的贡献》和陆扬的《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从文化影响的角度论述了鸠摩罗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3．鸠摩罗什信仰类经典对中国民众的影响

鸠摩罗什译经中对民众信仰影响较大的经典有《妙法莲华经》《观世音经》《弥勒下生经》《阿弥陀经》和《维摩诘经》。其中《观世音经》是从《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抽出单独流行起来的。这些经典对应的观音信仰、弥勒信仰、西方净土信仰和维摩诘信仰是中国民众佛教信仰的主体成分。现存的各大佛教石窟的壁画经变以及保存下来的古代写经文书，大多数依据的版本是鸠摩罗什的译本。而这些内容也是当今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所以在这些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十分庞杂丰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在加深。早期研究中，日本学者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中国学者逐步后来者居上。在大量研究论文刊出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名的专著，如李利安的《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考察了从印度到中国观音信仰的整个变化过程，对观音在两个国家的信仰进行了比较并深入探究了观音中国化的过程、内容和基本特征，是较为全面又分析深刻的一部著述，为以后同类研究提供了范例。何剑平的《中国中古时期的维摩诘信仰》详实论证了中古时期中国内地维摩诘经的流行以及在民众尤其是士大夫之间的信仰状况。这些成果有一部分是考察印度本土的情况，更多的是论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变化，更加关注佛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鸠摩罗什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对他的传记和思想及其影响的分析，论著较多。但是以往的研究又有一些薄弱环节和空白之处需要我们补充和开拓。首先，以往的研究只是静态考察有关鸠摩罗什的问题，未能站在中印佛教文化交往的动态传播的角度入手分析诸多问题。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各个问题之间是孤立的，不能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从印度佛教传播输入的整个发生过程去看待诸多问题，将会有不同的收获。其次，研究印度和中国佛教的成果很多，而对不同经典流传进行比较研究的很少，探讨同一种事物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轨迹发展对比研究仍属于空白领域。最后，印度佛教输入中国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针对这种交流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综合性全面研究的十分少见，这也是以往该领域研究中需要填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