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利安

早就答应崔峰的请求，承诺为他即将出版的《文化的输入与演变——鸠摩罗什长安弘法研究》一书作序，并想着趁机谈谈自己对鸠摩罗什时代印度佛教向中国输入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些看法。可是因为事务缠身，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思考。如今，出版社在等着付印，也只能简单谈一点感想，权作序言了。

记得当初崔峰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曾对他提出一个基本的建议，就是在隋唐以前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这一范围内多做考虑，尤其是希望他重视印度—西域—中国内地这三点一线的传播进路，并特别强调了印度佛教的入华史、中国人对佛教的接收史、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史以及中国佛教发展史都是相互联系但并非相同的概念，一定要注意加以区分。在这些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隋唐以前的中印佛教关系史中，西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术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从文明交往特别是外来文化的输入和本土民众的接受这一角度来进行系统而有深度的解析。在这种思路下，我和崔峰关于选题的讨论自然免不了反复提及鸠摩罗什的名字。鸠摩罗什祖籍印度，出家后又留学印度，其母后来出家又选择印度为长居之地。与此同时，鸠摩罗什作为西域龟兹国王的外甥，长期在西域各国弘法，后来在凉州停留16年，401年之后又到达长安，晚年一直在这里译经传教。这样的身世和经历正好体现了印度—西域—中国内地这一佛教传播的基本框架。崔峰因此对鸠摩罗什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这个选题其实也暗含着冒险，主要原因是学术界对鸠摩罗什的研究可谓细致入微，已有的资料也几乎是翻了个底朝天，只有在新的视角下，用一种全新的理论支撑，并使用新的方法，这个选题的研究才有可能出彩。崔峰当时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

面对鸠摩罗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卓越贡献，主要有：第一，组织译经，大规模传译印度佛教文化，涉及大小乘佛教的各种不同学说，尤其是将建立在般若学基础上的印度中观学说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为中国佛教提供了大量经典依据，特别是三论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等宗派的核心经典几乎都出自鸠摩罗什之手，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建立提供了坚强的支撑，与此同时，也为后世佛经翻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二，通过编译、讲解、答问、书信、推崇等途径，宣传佛教教义，弘扬佛教思想，尤其是中观思想，酝酿形成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三论宗，促进了佛教思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均产生深远影响；第三，以国立译场为平台，以皇室支持为后盾，感召全国各地大量义学高僧云集长安，译经解经，讲说辩论，著书传扬，不但促进了中国佛教的极大繁荣，而且培养了数千具有一定学识的中国僧才，为中国佛教筹备了大量人才资源；第四，通过翻译印度佛教戒律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的戒律依据，促进了中国佛教僧团制度的不断完善，同时通过建立庞大僧团的实践，为中国佛教僧团制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第五，翻译《普门品》《阿弥陀经》《弥勒下生经》等大乘佛教经典，极大地促进了观音、弥勒、阿弥陀佛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后世中国佛教信仰的主流形态；第六，主动积极地协调政教关系，既赢得了国家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又协助建立了中国早期的佛教管理制度，同时也为后世奠定了一个政教关系的基本模式；第七，通过与印度和西域很多高僧的密切往来，沟通了中国内地和印度及西域之间的联系，搭建了佛教从印度到西域再到中国内地的核心框架；第八，借助与慧远等人的联系，形成佛教学术交流的南北通道，激发了中国人思辨能力，神化了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形成佛教界从未有过的理论辨析热潮。从以上贡献可以看出，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文化历史上的确拥有重要的地位。

鸠摩罗什作为东晋十六国时代同时具备印度—西域—内地三重身份的佛教传播者，在他的身上饱含着那个时代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诸多历史内涵。我曾经在陕西省社科院宗教所举办的国家社科基金开题报告会上提出以八种关系作为解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领域诸多重大学术与理论问题的钥匙。以鸠摩罗什为考察对象，这八种关系就是：第一，时空关系。时间方面以鸠摩罗什所生活的年代为界限，同时向前后适当延伸，从而完整而清晰地把握那个特别的时代，而在空间方面，应该以鸠摩罗什先后经历的所在地为基点，同时宏观统摄印度—西域—中国内地的空间体系，从而充分理解四五世纪时印度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基本轨迹。第二，中印关系。通过鸠摩罗什来考察印度佛教向中国的输入，以及由此所发生的中印文明交往，理解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第三，夷夏关系。前后秦统治者对鸠摩罗什的邀请以及对佛教的支持体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处理与汉族文化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是历史上夷夏关系的典型，对后世佛教文化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第四，内外关系。内学指的就是佛教，外学就是佛教以外的学说。内外关系就是要探讨鸠摩罗什所体现的佛教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如佛教与玄学、儒学、道家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第五，政教关系。鸠摩罗什获得两朝皇帝的青睐，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在政教关系方面具有诸多开创先河的特征。第六，僧俗关系。以鸠摩罗什为首的庞大僧团背后有文人以及官僚居士的支持，而在底层民众之中，也有强劲的呼应，从而形成佛教在当时的发展状态。第七，圣凡关系。尤其是信仰型佛教和义理型佛教的关系，在鸠摩罗什的弘法实践中已经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了。义学高僧与神异僧人及神异信仰之间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佛教的完整体系。第八，大小乘关系。鸠摩罗什幼年时代从小乘转皈大乘，西域一带大小乘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鸠摩罗什来到内地之后，大小乘经典都有翻译，但始终以大乘为皈，中国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逐渐开始了弃小向大的明显趋势，并很快完成了倒向大乘的历史选择。

从这八种关系来考察鸠摩罗什的历史作为，可以深刻把握和理解印度佛教向中国的输入以及中国民众对印度佛教的接受。这是从佛教进入中国一直到隋唐时代中国佛教领域最为重要的历史脉络。我在2013年香港召开的“中国佛教研究研讨会” 上，为了说明民众佛教在中国佛教历史进程中的主要作用，而将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2015年年初在台湾佛光山的人间佛教座谈会上，为了说明人间佛教的历史地位，再次阐释了中国佛教的三期划分观点。所谓三期，就是三个千年。其中第一个千年，从两汉到隋唐，引进、消化、吸收印度佛教，播下佛法的种子，完成理论扎根，在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弘扬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文化型与学术型佛教的高度繁荣，主要表现形态是域外僧人的入华传教、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中外僧人的合作译经、释经、讲经以及信众的写经、抄经、印经、刻经、唱经、诵经、供经等，以及在此基础上主要由高僧大德完成的理论辨析、理论建构、理论推广，呈现出学术化、理论化、精深化、精英化等特征，从历史主线来看，其核心轨迹堪称学术型佛教。第二个千年，从晚唐五代到元明清，主要是筛选取舍、会通各派、圆融中外，最终形成中国化佛教，并通过渗透社会、深入人心、影响生活方式、塑造精神世界等，形成宗教型佛教的繁荣，主要形态是禅净双雄、重视修行、文化会通、政教呼应、民间普及等，佛教在中国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简易化，并因此而真正实现了民众化。只有实现民众化才能开出现实的花朵，天台、华严即使实现了中国化，但因为没有实现民众化而与实现了民众化的禅宗有了不同的命运走向，而中国化程度很弱的净土宗因为实现了民众化而获得广泛的传播，密宗即使也实现了中国化，但只有其中实现了民众化的部分才获得长久的延续。中国佛教民众化的真正全面铺开是从晚唐两宋时代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时期，呈现出圆融化、通俗化、实践化、神圣化、民众化、信仰化的特征。这个千年的佛教，从历史主线来看，堪称宗教型的佛教。第三个千年从民国年间开始，为了对治佛教脱离社会、消极避世、退隐山林、神性弥漫的状态，佛教又开始了新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基本趋向是，在保持佛教本色的前提下，与国际潮流接轨、与现代生活接轨，与永不衰减的精神超越的诉求接轨，在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经济发达、政治不断清明的时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与各种新兴文化形态的对话中，不断调整自己，从而继续发挥其启迪智慧、净化人生、超越现实的价值。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不断生活化、现实化、实效化、世俗化，从而形成人间佛教的潮流，从历史主线来看，堪称社会化的佛教。第三期佛教的社会化趋势是诸多背景下的产物。生产方式的革新，社会结构的重组，多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竞争，发展需求的空前高涨，使明清时期的佛教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社会呼唤佛教的革新，佛教也需要革新才能获得生存，佛教以传统文化中三家共同载体和第一代表的姿态，迎接蜂拥而入的新文化的挑战。以上三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最大亮点是文化与学术性佛教的不断高涨，第二个阶段的最大特色是信仰性佛教的主体地位最终确立；第三个阶段截至目前已经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佛教逐渐向文化与学术靠拢，向主流社会靠拢，向现代理性靠拢。简言之，第一阶段的主导是文化性佛教，第二阶段的主流是宗教性佛教，第三阶段截至目前呈现的最大亮点是社会性佛教，而未来最可能的发展命运很可能是以宗教性信仰为内涵、以文化为载体、以民众为基础、以社会性拓展为道路的佛教。在这三个阶段之中，鸠摩罗什属于第一阶段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代表着那个时代引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的不懈努力。

记得在香港的那次会议上，李四龙教授从佛教义理发展历程的角度将中国佛教核心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有无问题，二是顿渐问题，三是显密关系问题。这一见解很精辟，尤其是对显密关系的重视，具有更加鲜明的创新性，我认为抓住了唐以后中国佛教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如果不局限于佛教义理的领域，扩而广之从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可能我们会发现，输入与接受、分立与会通、自力与他力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中国佛教整体发展历程，因为正是这三次问题转变，架构起中国佛教的历史脉络。隋唐以前的核心问题是印度佛教的输入与中国人的接受。例如净土信仰的传入就经历了从东汉到隋的长期过程，而中国人也是在这一阶段最终确定了对大乘尤其是大乘般若理论的接受。两宋时期圆融思想盛行，出现了大小乘、显密教、各宗派、儒释道、政教学以及精英与民间等多领域多层面的圆融会通。而在两宋以后，自力与他力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问题，至少也是核心问题之一。而他力信仰以及建立在这种信仰基础上的中国佛教也是两宋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或主流之一，这种佛教以功利化祈愿、拜忏、超度、往生、因果等方式呈现出来，成为中国佛教延续至今的信仰主体，也是中国佛教最具感召力和神圣性的部分。依次观之，鸠摩罗什正是输入与接收这个阶段中的领军人物。

对于这样一个领军人物，崔峰自有其深厚的感情。他在本书的研究中，全面调集了各种文献资料，努力用文明交往的视角观察鸠摩罗什的所作所为，在印度佛教经过西域向中国内地传播这一历史框架中解读鸠摩罗什的一生。他的这种研究既得益于他多年来在文献方面的丰厚积累，也受惠于他细腻踏实的学风，并在快捷流畅的文笔中得以酣畅淋漓地体现。我相信，在本书的基础上，崔峰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对鸠摩罗什及其所携带的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诸多历史信息进行更加深刻到位的解读。愿读者从这本书中，既看到一位大师的风采，也看到那个时代印度佛教经由西域传向中国的缤纷历史画卷。

2015年6月5日于西北大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