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朝民族法制

一 汉朝民族治理机构

汉朝在民族治理上沿袭秦朝的制度，很多内容都与秦朝相同，只是得到了更为明确的发展。其中，中央设立了专门机构，地方设立边郡县制。

（一）中央机构

汉朝改秦的典客为大鸿胪，作为中央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到汉成帝时曾省并了大鸿胪。《后汉书·百官制》记载：“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在职能解释上有“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此外，解释中说明其来源和变迁，“承秦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成帝时省并大鸿胪。中兴省驿官、别火二令、丞，及郡邸长、丞，但令郎治郡邸”。这里说明了来源与变迁，变化最大的是汉成帝与光武帝刘秀时期。

（二）地方民族行政机构

汉朝在地方民族行政机构设置上，一般称为边郡县制度，具体看，有边郡县制与属国都尉两种。边郡县制主要设在西南及南方民族地区，如南方民族地区设有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西南民族地区设有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益州和永昌等郡。其中益州郡是以滇国为中心设立。“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

汉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设立大量的少数民族县——道。道在汉朝时的品级，《张家山汉简·秩律》中有提到“道”的有六百石和五百石两种“辨道、武都道、予道、氏道、薄道……豲道……除道、雕阴道、青衣道、严道……秩各六百石”；“阴平道、蜀（甸）氐道、县（緜）递道，湔氐道长，秩各五百石”。从地理位置看，前者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中设的道，后者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的道。“道”在汉朝时期设置较多，可以分为西汉与东汉。西汉设置道最多，有32个，分别是：零陵郡的冷道、营道；广汉郡的甸氏道、刚氏道、阳平道；蜀郡：严道、渝氏道、议江道、绵虎道、青衣道；键为郡的焚道；越禽郡的灵关道；武都郡的故道、平乐道、嘉陵道、循成道和下辨道；陇西郡的狄道、氏道、予道、羌道；天水郡的戎邑道、绵诸道、略阳道、抓道；安定郡的月氏道；北地郡的除道、略畔道、义渠道；上郡的雕阴道；长沙国的连道。东汉时期有21道，分别是南郡的夷道；零陵郡的营道、冷道；长沙郡的连道；蜀郡的渝氏道、坟江道、绵唬道；键为郡的烫道；越巂郡的灵关道；广汉属国的阴平道、旬氏道、刚氏道；蜀郡属国的严道、青衣道；陇西郡的狄道、氏道；汉阳郡的抓道、陇道；武都郡的武都道、故道、羌道。

属国都尉、校尉多设在西北与北方地区，是一种军事与民政合一的特别社会组织。“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辅有陵园之守，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诸曹掾史。”汉朝时设过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和护羌校尉，分别治理归附的匈奴、乌桓和西羌等少数民族。

秦汉时期，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行政机构有郡县制、郡道制、都护制和藩属制四种，对少数民族首领一般分为三类：王、单于、君长为第一等；侯为第二等；邑君、邑长、邑侯为第三等。在一个县、一个道的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民族、部族、部落联盟、部落的首领，可以得到第三等封号。郡、都护与藩属可以封前二等。

二 汉朝民族立法

汉朝时期对少数民族的立法是《蛮夷律》，此法律内容在出土的《奏谳书》中有明确记载。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介、丞嘉敢谳之。六月戊子发弩九诣男子毋忧，告为都尉屯，已受致书，行未到，去亡。·毋忧曰：“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尉遣毋忧为屯，行未到，去亡，它如九·窯曰：南郡尉发屯有令，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即遣之，不知亡故，它如毋忧。·诘毋忧：律蛮夷男子岁出钱，以当徭赋，非曰勿令为屯也，及虽不当为屯，已遣，毋忧即屯卒，已去亡，何解？毋忧曰：有君长，岁出钱，以当徭赋，即复也，存吏，毋解。·问，如辞。·鞫之：毋忧蛮夷大男子，岁出钱，以当徭赋，遣为屯，去亡，得，皆审。·疑毋忧罪，它县论，敢谳之，谒报。署狱史曹发。·吏当：毋忧当腰斩，或曰不当论。·廷报：当腰斩。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六月四日，发弩（专司射弩的士兵）九将成年男子毋忧送夷道官处治罪，原因是毋忧被征召为屯戍守卒，已接受征调文书，未到屯所，中途逃亡。毋忧辩称自己是由蛮夷君长管辖的蛮夷，每年交纳“賨钱”56钱以当徭赋，不应当征调为屯兵。但审理官员却认为：《蛮夷律》并没有规定蛮夷成年男子不可征调为屯兵；且即使不当为屯兵，官府已下令征调，毋忧即为屯卒，逃亡即有罪。尽管此案于当年八月六日由夷道官以疑案奏谳，但朝廷最终仍裁定毋忧腰斩。此案所见被告为“蛮夷大男子”，属特殊人群，可适用《蛮夷律》，即“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之类，故吏当时也认为“不当论”。但亦可适用有关屯戍军兴的法律，按此法律，吏结论为“毋忧当腰斩”。两种法律显然相抵触。此时，司法当局以官方已派遣毋忧屯戍，毋忧却无故逃亡为理由而适用后一法律，作为临阵脱逃罪，判毋忧“当腰斩”。此案中明确提到汉朝制定了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的《蛮夷律》，从内容看，主要涉及对少数民族的法律适用和赋税等义务的特别规定。

汉朝史料中有记载，对少数民族法律适用时采用特别对待，如“蛮夷卒有鬚（系）”和“蛮夷长有罪当殊之”。《说文》解释是“殊，死也”。段玉裁认为“按殊之者，绝之也，所谓别异蛮夷”，裴骃解释为“殊，是殊死，即处死”。此外他引《玉篇》中《苍颉》，“殊，异也。殊之者，不纯以法律治之，使异于中国也”。说明法律适用上，对少数民族可以采用特别对待，变通执行。

从汉朝的法律看，当时国家对少数民族案件审理时的翻译进行了立法规范，规定若在翻译中虚假或错误翻译要承担法律责任。“译讯人为诈伪，以出入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他各以其所以出入罪反罪之。”

汉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郡守会制定相应的法律，改变与调整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卫飒建武二年（公元26年）出任桂阳太守时，因该郡与交州接壤，“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这里卫飒就进行设立婚姻礼制、改变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风俗习惯。任延出任九真太守时有“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