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命同志

第一节 东京初识

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一家最初相识于东京。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准备乘车赴北京，廖仲恺与黄兴等人为他送行，行至检票处时，宋被预先埋伏的枪手击中，两日后辞世。经追查，国民党认定幕后真凶是袁世凯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的面目暴露无遗，孙中山因此决心发动“二次革命”，推翻北洋政府。7月，孙中山命令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率先打响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第一枪，随后广东、福建、湖南等南方多省陆续举起反袁大旗，但不久都战败，“二次革命”失败。8月，在广东都督府主管财政的廖仲恺追随孙中山，与妻子何香凝带着儿女廖梦醒、廖承志流亡日本。

廖仲恺抵达日本后不久，孙中山的密友和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携长女宋霭龄也来到东京，协助孙中山工作。宋耀如主要帮助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宋霭龄则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此前，宋庆龄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原本她还筹划在美国再学习一两年，但宋耀如打去急电让她去日本。因为宋霭龄将回国与孔祥熙结婚，不能再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耀如自己则有肾病，不能长时间坐在日本矮桌边从事写作，急需宋庆龄前往接替。因此，宋庆龄还没来得及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便匆匆启程赶往日本，于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此后，除1914年年初和1915年6月至10月短暂离开日本外，宋庆龄一直担任着孙中山的秘书，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

鲜为人知的是，1914年5月2日廖仲恺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他的第一个党内职务也是总理秘书。只不过“总理秘书”是见诸党内规章的高级党职，宋庆龄担任的英文秘书则更多的是私人秘书身份。由于党内高层中能够流利使用英文的人并不多，廖仲恺也常常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文稿、函电，或陪同他与欧美人士会谈，与宋庆龄的工作有重叠、补益之处。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了廖仲恺与宋耀如、宋庆龄的一次合作。1914年9月，由于中华革命党人在美属菲律宾发行的报刊刊载了袁世凯迫害国民党的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应袁世凯政府要求，禁止了这些报刊在美国的发行，并拘禁了记者。该案的辩护律师要求美国驻日大使馆向在东京的中华革命党首领们调查报刊刊登的言论是否属实。为回答美国大使馆的讯问，孙中山、廖仲恺与宋耀如、宋庆龄共同执笔完成了应讯文稿，列举袁世凯的罪状及其迫害国民党的毒辣手段，打印成书面材料。即使在廖仲恺担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后，遇到需要与西方国家使馆联系或对外收发英文函电时，孙中山仍不时吩咐廖仲恺去办理。

宋庆龄与廖夫人何香凝结识的时间就更晚了。孙中山的寓所同时也是中华革命党高层讨论党务的办公地点。何香凝虽然是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但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她并未担任党职，没有参与党务工作。从东京警视厅的监视档案来看，在孙中山、宋庆龄结婚前，何香凝并未赴孙中山寓所拜会孙中山，甚至在1915年1月2日廖仲恺赴孙中山寓所恭贺新春时，何香凝也没有随行。所以，何香凝与1913年就已在孙中山寓所工作过的宋庆龄迟迟没有相识。结婚后，孙中山开始偕宋庆龄到访一些友人的家中，党内高层的眷属也开始不时赴孙中山寓所拜访。在高层眷属中，何香凝是与宋庆龄来往最密切的人之一。

据现存的东京警视厅对孙中山行踪的监视记录记载，1916年1月1日至4月底回国前，她们在不同场合共会面6次。分别是：

 

1月1日上午，廖仲恺、何香凝夫妇赴孙中山寓所恭贺新春。

1月15日晚，廖仲恺夫妇与戴季陶夫妇、居正夫妇、王统一夫妇、张继夫妇一同在孙中山寓所聚会。

2月3日晚，孙中山偕宋庆龄和王统一夫人乘人力车至下涩谷三一五号廖仲恺、何香凝住所，与萱野长知、王统一、林赓等聚会。

2月12日，何香凝与其他三位中国妇女到访孙中山寓所，与宋庆龄交谈。

2月19日晚，廖仲恺夫妇与邓铿等在孙中山寓所聚会，至深夜十一时才离开。

4月9日下午，廖仲恺夫妇携廖梦醒、廖承志赴日本友人田中昂家中，与孙中山夫妇、戴季陶、胡汉民、萱野长知夫人等人聚会并合影，庆祝袁世凯取消帝制，将聚会取名“帝政取消一笑会”。

 

东京警视厅的监视记录未必完整，错漏之处并不少见。从宋庆龄、何香凝和其他人的回忆或者她们的书信中，能够发现一些监视记录没有记录的活动和信息。但总的来说，监视记录大体上能反映何香凝与宋庆龄在流亡日本时期的交往频率。单纯从数字上看，1.5次/月的频率算不上频繁，但也不能简单根据见面频次来评价她们的关系。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承担的工作任务并不轻松，她的生活围绕着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展开，因此不能以平常人交往的标准去衡量她与何香凝之间的交往。

实际上，妨碍二人深入交流的因素也不少，首先就是语言障碍。何香凝只能说粤语、日语，宋庆龄当时则只能说英语、上海话，与当时全中国大多数人一样，二人均不擅长讲官话(普通话)，要深入交流，语言恐怕就是一只拦路虎。此外，两人年龄存在差异，成长的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何香凝较宋庆龄年长15岁，青少年时代生活在传统文化氛围浓郁的香港，婚后随廖仲恺留学日本接受高等教育，但日本文化也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似处多，而与西方文化相似处少。宋庆龄则生长于基督教传教士家庭，青少年时期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西方文化的影响即便不是根深蒂固，恐怕也不容小视。

由衣着打扮就能看出年龄、文化、生活条件等差异造成的生活态度的差别。宋庆龄习惯打扮得漂漂亮亮，而何香凝则衣着穿戴非常朴素，两人在一起反差很大。据说，有一次孙中山指着何香凝对宋庆龄说：“你看‘巴桑’多么朴素，你应该以她为榜样。”宋庆龄与何香凝的差异不可谓不大，不难想象，二人最初的交往不是单纯的私人友情，最重要的感情基础建立在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信仰和支持上，属于革命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