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合作领导妇女运动的开端

何香凝、宋庆龄都属于近代中国女性中女权意识崛起最早的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并且对中国妇女解放的认识出奇的一致，都认为妇女解放必须与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结合在一起。1903年6月25日，在抵达日本后不久，何香凝就在《江苏》杂志发表《敬告我同胞姐妹》一文，阐发其对妇女解放思想的认识，呼吁女同胞打破封建社会和传统文化给女性设定的社会角色，“切勿仍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比同时代绝大多数留日女学生更难能可贵的是，何香凝还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成为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将女权思想付诸实际行动。

比何香凝稍晚几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宋庆龄的妇女解放思想也开始崭露头角。辛亥革命前，宋庆龄撰写了《现代中国妇女》一文，于1913年发表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院刊》。该文对中国妇女的状况进行分析，并预言：“用不着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平等、平起平坐的伙伴。”盛永华认为该文表达了宋庆龄的妇女价值观和男女平等观，“也表达了她对妇女取得解放的途径的理解——通过工作与斗争求得解放，不能等待施予”,“表现了比同代人更为超前的认识”。爱泼斯坦是宋庆龄亲自指定的传记撰写人，他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分析说：那时，“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爱泼斯坦恐怕不是那么清楚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的历程，事实上，上述评论用来归纳国民党改组前后宋庆龄的妇女解放思想更切合实际。

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解放的革命，革命后女权思想蓬勃兴起。有一些女界团体或个人还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国民党请愿，要求获得国会议员选举权。即便孙中山和其他一些民初革命党领袖对此表示同情，由于当时社会风气整体仍旧非常保守，支持女性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力量仍然非常微弱。孙中山、廖仲恺和其他一些革命党领导受西方近代女权思想的影响，对吸收女性参与革命持开放的态度，逐步创造空间吸收女性同志从事革命活动。

女同志在革命党内部最初从事的活动主要局限于发动社会募捐支持革命。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廖仲恺在上海奉孙中山之命办理海军舰队南下广东的相关事宜，何香凝就曾协助他做海军家属的动员和安置工作，宋庆龄也发起过小规模的募捐活动。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她们所从事的活动社会影响有限。1920年年底，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政权。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后新思想盛行的时期，社会舆论和执掌广东政权的军政力量对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妇女解放迎来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又一次高潮。1921年举行的广州市参事会参事选举中，就出现了女同胞当选的案例。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为宋庆龄、何香凝从事公共活动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就是二人合作领导妇女运动的开端。

粤军收复广东后，孙中山敦促国会迅速成立正式政府，代表中国与外国交涉，从而有助于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将中华民国军政府改组为正式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由于财政部部长唐绍仪从未到任，廖仲恺实际主持财政部工作。5月28日，孙中山发起西征广西的战争，以打垮桂系，在两广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进而为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做准备。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积极投身慰劳军队的工作。6月25日，西征军攻下广西重镇梧州。7月初，宋庆龄、何香凝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动员社会力量筹款筹物，用以慰问军队。会址设于总统府，宋庆龄亲自担任会长，何香凝担任总干事，成员除广东军政要员的女眷外，还有许剑魂、伍智梅、黄蕙贞等多位广州妇女领袖。当时年仅十余岁的廖梦醒也暂停学业，担任慰劳会会计，“每天跑银行，管理各方的捐款”，等到捐款全部被带去慰劳军队，才返回学校继续上学。

慰劳会采用劝捐、演剧、义卖等多种方式筹集款物。何香凝组织书画展览会，将自己的画作义卖，并动员其他广东书画名家参展。何香凝还邀请粤剧名演员马师曾在广州南关戏院演出，进行筹款。7月19日，廖仲恺代表孙中山前赴梧州慰问入桂作战的军队。20日，何香凝率魏邦平夫人、莫纪彭夫人、汪精卫夫人等妇女代表紧随其后，赶赴梧州、浔州(桂平)，携带蚊帐、衣物、药材、水果等慰问品，到各医院慰问伤兵，并到各军营和舰队一一慰问。“慰劳会代表所到之处，士气倍增。”7月24日，出征军人慰劳会在广州东园新世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卖物场开幕礼，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界代表出席，孙中山特地于开幕前前往祝贺，胡汉民、马君武等政界要人也到会祝贺。卖物场设美术、文具、食物、绣织、儿童玩具、鲜花、化妆、药材、音乐、演剧、游艺、技击、音乐、焰火等分部。“各部中以美术部各种书画为最美观，所陈列书画皆由各书画家所捐”,“有孙大总统书扇及胡汉民、汪精卫、陈协之、高剑父、何香凝、邹海滨、徐桂农、高奇峰诸人书画”。宋庆龄还与何香凝等携带慰问品，到广州各医院慰问伤兵，鼓舞士气。西征与北伐时期，何香凝和宋庆龄领导的类似筹募慰问活动一直持续开展，直至次年6月陈炯明叛乱前夕。

出征军人慰劳会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上海《民国日报》评论说：“广州出征军人慰劳会，为孙大总统夫人发起组织，实为我国创举。”诚如斯言！传统文化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晚清以后，随着新式教育的普及、社会风气的开化和职业的分化，女性开始出现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但此前女性群体仍然是边缘群体，在舆论界的声音非常微弱。在同时代的西方世界，军政首领的夫人从事慈善或者其他类型的公益事业属于普遍现象，但在中国却并不常见。宋庆龄、何香凝等借由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为中国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开辟了一条重要路径。在后来的国民革命时期甚至是抗日战争时期，女性参与革命或其他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从事战场救护和为军队募捐。出征军人慰劳会的活动就是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妇女部领导妇女运动的预演，国民党改组后组织的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妇女部、广州市妇女部的领导者，不少人曾参加广东出征军人慰劳会。组织筹募慰问军队的活动也给宋庆龄、何香凝带来了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孙夫人、廖夫人的名字频登报端，闻名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