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吕氏春秋》结构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吕氏春秋》结构庞杂、头绪繁多，历来对之的解读也颇多。对于《吕氏春秋》结构体系的研究是《吕氏春秋》研究的传统课题，也是不可回避的永远的课题。

一 《吕氏春秋》结构研究史

首先发现《吕氏春秋》有一定结构特点的是《〈吕氏春秋〉总目提要》，其中讲道：

《汉书·艺文志》载《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纪、八览、六论。纪所统子目六十一，览所统子目六十三，论所统子目三十六，实一百六十篇。汉志盖举其纲也。其十二纪即《礼记》之《月令》，顾以十二月割为十二篇，每篇之后各间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义，其余则绝不可晓。先儒无说，莫之详矣。又每纪皆附四篇，而季冬纪独五篇。末一篇标识年月，题曰“序意”，为十二纪之总论。殆所谓纪者犹内篇，而览与论者为外篇杂篇欤？唐刘知几作《史通》内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内篇之末、外篇之前，盖其例也。

《提要》认为：

第一，十二纪沿承《礼记·月令》，将十二月分割为十二篇。

第二，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结构意义，而对其他篇章单元则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本书还没有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理念进行开掘，而是发现其中某些单元相似相近的篇章很多，而且很集中，从而推断其中或有深意。至于深意具体是什么，《提要》也没有做出判断。

第三，将纪、览、论三者的关系界定为内、外、杂篇。

这之后，对于《吕氏春秋》结构的研究愈见增多。徐时栋（1814—1873）《烟屿楼读书志》云：

《吕览》以十二纪冠本书，故亦僭称《春秋》，每一月下间以杂论四篇，若无伦绪，然《孟春纪》下首以《本生》篇，以春之义生，故说养生之道。《孟夏纪》首以《劝学》，以夏之义长，成人长则当学，故论为学之要。《孟秋纪》下首以《用兵》，以秋之义肃杀，故说兵战之事。《孟冬纪》下首以《节丧》，以冬之义闭藏，故讲丧葬之法。余篇则或相连贯，或不相衔接，而其首篇故有意也。

徐时栋第一次明确提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理念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但是还需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将每纪下的所有篇章全部纳入这个理念之下。徐氏只取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四月，而且认为明确体现生长收藏理念的是如上四月之下的首篇。也就是说，他认为是四季首月的首篇较为明确地体现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理念，至于其余的篇章则并无明确的规律可循。

民国二十四年（1935）孙人和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所作的《吕氏春秋集释序》记载道：

十二纪初为一部，盖以秦势强大，行将一统，故不韦延集宾客，各据所闻，撰月令，阐圆道，证人事，载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五行之属。名曰春秋，欲以定天下，施政教，故以序意殿其后焉。八览、六论自可别行。观其览首有始，论原开春，旨趣相同，何容重复？实以智略之士，各有所辑，编者混而一之，遂沿用春秋之名。太史公序纪于末，又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序于末者，意甚尊之，非谓其次第必如此也。称“吕览”者，则行文之便矣。不韦著书之旨，当在十二纪。则览、论置前殿末并无不可，不得拘滞于马迁之文也。

孙氏认为十二纪和八览、六论是别行的，吕不韦著书主旨在于十二纪。至于览、论在前在后并无不可，没有必要进行争论。对于《吕氏春秋》的结构，他认为十二纪以月令开端，其基本理念是阐述天道（圆道），参政人事，最终的现实目的则是定天下、施政教。但是，未对十二纪全部篇章的结构作出判断。览以《有始》开篇、论以《开春》开篇都有开端之意。但是二者意图重复，原因在于智略之士各有所辑，而最终是由编者进行了统一处理。

直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对《四库提要》进行发挥，进一步确立了后世研究的基本思路。他认为十二纪以首篇言天地之道，而以其下四篇言人事……共同体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不仅在《四库提要》只论夏秋的基础上发现了“春令言生，冬令言死”的主题，弥补了《四库提要》之缺，而且指出，十二纪的四个季节部类的结构规律是“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其设置思想则基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古者天人之学”（《四库提要辨正》卷十四）。需要注意的是，余嘉锡先生仍然是以四季为部类，并没有具体到每月。

自此之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成为研究十二纪的基本思路，后人不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者。

潘富恩在《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哲学卷）中谈道：

每纪的纪首（即第一篇）为该月的月令，记述该月的季节、气数、天象、物候、农事、政令，并与相应的五行、五方、五音、五色、五祀及天干等相配合，形成非常整齐的结构。春天主生，夏天主长，秋天主收，冬天主藏，《吕氏春秋》按四季的不同特点，将四组论文（组各四篇）分别归于四季之下。……（二）夏纪（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夏天万物繁盛，是成长壮大的季节，联系到树人，故《孟夏纪》有《劝学》等四篇。夏季燕啾虫鸣，联系到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故《仲夏季》四篇和《季夏纪》四篇都谈音乐之道。……

潘富恩认为：贯穿十二纪的理念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他尽量通过“联系”和引申的方法将各篇统一于生长收藏的理念中。但很显然，这种“联系”并没有以文本和文献的事实为依据，属于主观的牵扯关联，显得较为牵强。

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则更是突破了四季部类，具体化到十二月，使每月下的篇章和本月纪首关联，共同统一于生长收藏的理念之下：

《吕书》认为各季皆有所主，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故将各种有关内容的文章那个放在各季之下。春季主万物生育，联系到养生，故《春纪》多养生立身之论。……夏季万物茂长，故《夏纪》多成人教养之论。孟夏为夏之初本，故《孟夏纪》收录属于树人之本的论教育这集中群篇的《劝学》《尊师》《诬徒》《用众》，从师与生、教学方法、学习环境等方面来论礼教。仲夏风和日丽，莺歌燕舞，与此相应，故《仲夏纪》收乐教方面的论音乐（上古乐、舞相联）的丛篇《大乐》《侈乐》《适乐》《古乐》，多谈音乐的和谐适度。季夏乃夏之深。故季夏收深入一部论乐律、音乐起源、创作欣赏音乐的社会环境的集论《音律》《音初》《制乐》《明理》。

这种解释方法可谓“完满”，但是很明显也陷入了牵强附会之嫌，主观联系特征十分明显。

牵强确已成为此时十二纪结构研究的重要弊病，徐复观先生就有过这样的感慨。他在《〈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一文的第六部分“《十二纪·纪首》中的政令与思想的分配”中说：

《周书》卷六《周月》第五十一：“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生、长、收、藏，是由阴阳展现而为四时的性格、作用。吕不韦的门客们，除了顺着上述性格、作用，以安排各种生活与政令外，更把与生活、政治有关的思想，作一大综合，也按照生、长、收、藏的四种性格、作用，分别安排到四时十二月中间去，每月安排四篇，以表示各种思想，也是顺应着阴阳之气的。但他们所建立的形式太整齐了，也太机械了，这便使他们不能不遇到更大的困难——即过于牵强和过于重复的困难。但我们不应抹煞他们这番苦心的。

徐复观认为这种形式太过整齐和机械，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牵强和重复的问题。徐先生清楚地认识到以四时性格进行贯穿时的牵强和机械。同时，他还对作者的主观目的和文本情况进行了有意区分，也即十二纪中的所有篇目，或许是当时的作者按照四时性格进行有意编排的，但是文本的实际情况却显凌乱。若一定要以四时性格进行贯穿，则会出现牵强和重复等问题。他比较充分地认识到后人对十二纪结构进行解读时难免会出现的牵强等困难。

当然，徐先生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他在进行具体操作、对十二纪的结构进行解读时，还是首先认定当时的作者是按照四时性格进行的编排，编排中有的篇目是用引申的方式纳入其中的。也即徐先生认为，文本中对于四时性格来说显得牵强的篇目是当时的作者造成的。所以，具体论述中他仍然是用引申的方法将之统一到了生长收藏的理念下：

春的作用是生，春季言思想的十二篇，皆在政治、社会、人生上发挥生或由生所引申之义。夏的作用是长，夏季言思想的十二篇，皆在政治、社会、人生上发挥长或由长所引申之义。秋的作用是收，秋季言思想的十二篇，皆在政治、社会、人生上发挥收或由收所引申之义。冬的作用是藏，冬季言思想的十二篇，皆在政治、社会、人生上发挥藏或由藏所引申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徐复观虽然没能很好地解决牵强附会的问题，但是他还是思路清晰地提示了十二纪的理论层次。他认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并不是唯一的、贯穿十二纪所有篇目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之上还有更高的哲学理念：天地阴阳，这一更高的哲学理念是在纪首中体现出来的。至于生长收藏的四时性格，是这一更高的哲学理念的表现，古人用关联和附会的方法将各篇置于相应的生长收藏的单元中。

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对于牵强附会的问题认识更为深切：

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一个重要部分……由于本书辑合百家，是在于一个法天地的理论基础上，而十二纪是象征圆道的天，因而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使用十二纪作为组合材料的纲领。所谓纲领也不过仅是一种形式，只不过以这样一种形式来统一贯合。说“统一”说“贯合”，或者甚而至于说“综合”都不是不可以的。但所谓的“统一”“贯合”“综合”，也不过仅是出于上面所讲的这样一个意义罢了。因为百家之说依然是百家之说，并不由于运用了这一形式之“统一”“贯合”……而后百家都变了原形。

我们看，隶属在《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下的材料，大半都是选择了一些讲养生的学说，因为春天是万物发生的时期，所以把养生的列在《春纪·月令》里。

他认为十二纪在前，八览次之，六论在后。从上下文看，王氏所说的“十二纪是象征圆道的天”实指十二纪纪首象征圆道的天，十二纪首象征天道，体现理念。

他清醒地认识到，十二纪首和其下的篇目之间的关联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的那样紧密，十二纪首体现天道、作为纲领只具有形式意义。王范之先生面对如此众多的牵强的，又看似完满的弥缝、“贯合”的论点，显然十分无奈。他无法彻底否定这样的做法，但是又确感到这种做法缺乏说服力。

虽然他在具体解读十二纪的时候也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理念贯穿其中，但是王先生的做法显然已经不再作牵强生发。他充分承认十二纪首的形式意义和它体现的理念，而对其下的篇目则只作试探性地申说。

王范之对于八览结构的解释是：《有始》篇对八览起统摄作用，各单元的编排是按主题一致的原则。“做人务本的道（《孝行览》各篇），治国的道（《慎大览》各篇），如何人事分辨事物（《先识览》各篇），执虚静循名责实（《审分览》各篇），反对淫辞诡辩（《审应览》各篇），如何用民（《离俗览》各篇），如何为君（《恃君览》各篇）。”

对六论结构的解释是：各篇不连贯，属于集合的杂说。

所以，综合看来，避免牵强附会、尽量寻找更为妥帖的解读，已经是一些学者的努力方向。吕艺是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的代表人物，他有文章《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五期，对此进行专文论述：

十二纪首篇“言人事”，以“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为准则（《仲秋纪·仲秋》），而其余四十八篇，则严格依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来构建，二者并不等同。所以十二纪首篇所言之事，有些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并没有什么干系。……其实，十二纪两个结构体系的构建思想，并非绝对矛盾，之所以并不等同，只是因为包容面大小不一，前者大于后者，可以包容后者。因此，只能以“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亦即顺应天道概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思想本质，反之则有以小括大，以偏概全之虞。

吕艺认为，十二纪纪首和其余篇目之间并非直接贯合的关系，而是两个理论体系，一大一小，纪首的理论体系统辖其余篇目的理论体系。纪首的理论体系是“无逆天数，必顺其时”，而其余篇目的理论体系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后者是前者理论的体现。

吕氏也没有试图将十二纪六十篇弥合为一个体系，而是认识到纪首体系与其余篇目体系的区别，只不过又从理论的统辖关系上将两个体系关联起来。从最高、最基本的理论体系看，十二纪体现的是“上揆之天”的内容；从下层的理论体系看，则体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理念。

至于八览，吕艺承认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相对突出的论题，从这一思路出发，他又进一步与《尚书·洪范》所言的“五事”，即“貌、言、视、听、思”进行关联，认为八览按照“五事”进行了主题设置。八览以“有始览”作为总纲，其余以“五事”的主题进行编排，是从“中审之人”的角度进行的阐述。

吕艺认为，六论结构的严整性明显不比前两部分。各单元主题不够集中和突出，篇章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但是是从“下验之地”的角度进行阐述，即便有的篇章和“地”的关系不强，但是因为和其他篇章有其他意义上的关联，所以也编排在一起。

黄伟龙的博士论文——《〈吕氏春秋〉研究》也有意在这一方面做出新的探索。他认为，十二纪四季有着相对集中统一的论题，如春纪是由“君主本体论”和“君主功效论”统摄，没有利用生长收藏的理念。每单元有相对集中的论题，是黄伟龙论文的基本思路，在此思路下，他认为时空观、君主观、历史观、认识观统摄了八览。而论则是材料剩余，体系性不强。

二 《吕氏春秋》结构研究反思

通观研究史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结构体系的研究涉及四个基本问题：《吕氏春秋》三部分结构如何、十二纪体系如何、览体系如何、论体系如何。四个问题中最为复杂，同时也是面临问题最多的是十二纪结构研究。

迄今为止，对十二纪结构的研究有三种基本态度和方法：一是，一味弥缝贯合，把十二纪解释为以某理念统摄的整体。这种研究不在少数，成果已经颇多。时至今日，所有篇目都已经被纳入某个理论之下，潘富恩、李家骧等的观点都属此类。二是，否认体系的存在，持这种态度的为数不多。美国人华兹生（Burton Watson）认为“但是除了叙述十二个月份那些篇以外，全书的内容似与这个精心构成的结构无关。”他只承认纪首是个精心安排的结构体系，但是至于纪首和其他篇章的关系，他持谨慎怀疑态度。三是，认识到上述第一种研究方法面临的问题，于是试图寻找更为合理的解释。王范之、徐复观、吕艺、黄伟龙等即是如此。

第一种研究方法固然可以称为成果蔚然，但是过于简单化、过于牵强附会的特点也十分明显。不管从哪个角度讲，现今的研究都显然不宜再重复这种方法。第二种研究方法则过于武断。只承认纪首的结构特征，而对于其他篇目则认为无结构体系可言，显然有失偏颇。只需看一下“夏纪”中集中的音乐主题，就知道古人必有某种编排理念。所以，就研究现状看，积极寻找更为合理的解释，尽量贴切地反映文本的实际情况，是必然的研究趋势。

应该承认，第三类研究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研究经验。但是就目前看，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表现在：

第一，过分倚重各篇的内容和主旨，而对其他方面和文本形式等则较为轻视。通观研究史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在以生长收藏的理念解读十二纪的结构时，大都是从各篇的主旨立说。其首先对各篇的主旨进行归纳，进而将这些主旨关联起来，统摄到一定的理念之下。而对于形式等方面的意义则相对轻视。诸如篇章的题材、标题，甚至篇章的篇幅、作品中涉及的人物、故事中涉及的物件等，都有可能在作品的编排过程中具有意义。仅凭篇章主旨解读结构的研究思路显然还不够开阔。

第二，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过多注重寻绎某种结构《吕氏春秋》的理念，而轻视对于篇目的编排方式的解读。重视总体结构研究，忽视文本结构研究。究其原因在于研究的理念性太强，太过苛求以某种理念，尽量整齐地将各篇进行体系化的统一。这样极易导致理念在先，以某理念框定结构，过多运用主观联系和附会，从而忽视对于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解读。

第三，除此之外，过分相信单篇作品的整体性和严整性也是重要原因。仔细研读《吕氏春秋》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篇章有集中的主题和论证层次，而也有相当一部分篇章并非如此。这些篇章或者主题并不突出，或者主题比较混乱难解、并不明了，或者故事所含的寓意与主题并不能很好地吻合，或者对于故事寓意的阐释并不和主题一致，等等。这说明《吕氏春秋》的很多篇章并不是完全按着主题进行的统一创作，而一定还有着其他的创作方式和编排原则。

至于八览结构的研究。历来研究者多认为八览是“主题一致”，也即每单元均是因各篇主题相同或相近而编排在一个单元中，王范之、黄伟龙等人均是如此。吕艺认为每一单元都有相对突出的共同主题，虽然他又进一步与“五事”（“貌、言、视、听、思”）进行关联，但是这仍然未跳出“主题一致”的思路；同时，他认为：八览以“有始览”作为总纲，其余以“五事”的主题进行编排，是从“中审之人”的角度进行的阐述。这倒是在八览结构层次性上比其他研究者细致、清晰。

总体上看，八览的结构研究的思路更为狭窄，仅仅局限于“单元主题一致”的思路，需要进一步拓宽和细致化。综合看来，不论十二纪还是八览的结构，如果单纯以篇章为单位进行单元的主题总结，就很难冲破当前的研究局限。新的研究需要打破陈规，突破“主题一致”思路的局限，打破理念在先的模式，深入作品内部寻绎文本和文献的结构线索，以期得到新的发现。

至于六论，研究者普遍认为其结构体系性并不明显，或认为其材料剩余，或认为其集合杂说，这种判断基本属实。历来研究者对于《开春论》因居于首篇而具有统领作用的判断也是合理的。而除此之外，其他各论则较为杂乱，其结构特征明显不比纪和览。鉴于此，本书对六论结构的探讨将付诸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