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吕氏春秋》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期，在汉代曾一度受到青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将之与《周易》《春秋》《离骚》《诗经》等一同看作圣贤发愤之作；《史记》专列《吕不韦列传》对“吕览”也有专言记述。至东汉高诱为之训解，作《吕氏春秋注》17余万言，其《序》极称《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但是汉代以降，《吕氏春秋》却屡遭贬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吕不韦人品低下，因人废书；二是《吕氏春秋》隶属杂家，由于过于驳杂，没有较为确定和统一的理论主张，因而不受重视。

直到清代才兴起了以朴学为主要特色的《吕氏春秋》研究，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是其代表，另外如梁玉绳《吕子校补》和《吕子校续补》、陈昌齐《吕氏春秋正误》、吕调阳《吕氏春秋释地》、孙锵鸣《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吴汝纶《吕氏春秋点勘》等，也是《吕氏春秋》校勘的重要著作。总体看来，20世纪以前的《吕氏春秋》研究其主要形式是校勘和注疏。而对其义理、结构等的开掘和解读只是偶有出现，并未形成规模。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徐时栋对其结构的解读、孙星衍对著书年代的推断等，或有见解但不成系统。

对《吕氏春秋》研究的全面展开是从20世纪开始的。

（一）20世纪前半叶（1950年以前）

20世纪前半叶是《吕氏春秋》研究的朴学承继阶段和全面研究的起步阶段。

由于20世纪以前《吕氏春秋》研究主要是校勘和注疏，朴学特色浓厚，20世纪前三十年的研究并没有马上褪尽这一特色，属于承继阶段。如刘咸炘《吕氏春秋发微》、孙蜀丞《〈吕氏春秋〉举正》、宋慈袌《〈吕氏春秋〉补正》、刘文典《〈吕氏春秋〉斠补》等仍然侧重于注疏和校勘。

值得注意的是，这前三十年中开掘和解读之作渐多。如：刘咸炘《吕氏春秋发微》、梁启超《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合释》、刘复《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等，这些著作多专注《吕氏春秋》的部分而非全书，在校勘的基础上多有生发。涉及的问题包括：《吕》与诸子关系及思想归属、《吕》中乐器的构造等。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其后对《吕》思想的研究和对其文本价值的开掘。

20世纪前半叶的后二十年呈现出全面研究的起步景象。表现在：

第一，传统的注疏、校勘方式仍然存在。

这20年中仍带有前三十年朴学承继的特征，有三部重要的校释作品值得注意：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1935年），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四人合著《〈吕氏春秋〉汇校》和王利器《吕氏春秋比义》。其中王利器《吕氏春秋比义》未得传世，但是后来影响较大的《吕氏春秋注疏》是作者在此作基础上整理而成，于1966年完稿。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影响较大，是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之后注疏校勘的代表作品，显示了作者扎实的考据功底，为之后的校释、注疏以及全面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良好条件。

另外，如谭戒甫《吕子辑校补正》也是这一时段的校勘作品。

第二，对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基本问题的考证。

这一时段考证的特色仍然十分浓厚。涉及吕不韦身世遭遇，特别是《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三部分成书与排列次序等基本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如：钱穆《吕不韦著书考》，王利器《“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吕不韦”释名》，缪钺《〈吕氏春秋〉撰著考》，李泰棻《吕不韦及〈吕氏春秋〉考》等，分别探讨了吕不韦的身世遭遇、《吕氏春秋》的编撰等基本问题。

应该说，这些研究内容多属于文献考据的范畴，而传统的《吕氏春秋》研究中也时有出现，如清代孙星衍对其成书年代的推断等。这些研究内容涉及的是《吕氏春秋》的基本问题，是《吕氏春秋》研究的传统课题，也是永远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段的这些研究开始突破原来零星、字句式的考据方式，开始运用系统的思维方式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考察。对之后的同类研究启发不小。

第三，对《吕氏春秋》思想内容从各个角度的全面开掘初步形成。

立足于《吕氏春秋》文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中蕴含的思想内容进行开掘，成为这一时段的重要表现。陆续出现了十几篇文章从哲学、政治、教育、音乐、农学等方面开掘其思想价值。如：杜国庠《论〈吕氏春秋〉》主要探讨《吕氏春秋》蕴含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朱显庄《〈吕氏春秋〉所表现之政治思想》是从政治角度着手，黄大受《〈吕氏春秋〉政治思想论》则以专著形式出现，雁云《〈吕氏春秋〉之教育论》是挖掘其中的教育思想，阮康成《〈吕氏春秋〉之教育思想》亦是如此，吕振羽《〈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理论》探讨其中的音乐思想，孙谦六《〈吕氏春秋〉之农学》则是其中农学的专题研究。

这种思想开掘在前三十年的研究中是很少见的。这些研究启发了对《吕氏春秋》的全面开掘，同时，这一研究方式也成为后来《吕氏春秋》研究的重要手段，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第四，对《吕氏春秋》全书思想主旨与学派归属的探讨。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为“杂家”，而何为“杂”，是无思想主导的杂糅各家？是以某家思想为主？亦或自成一家？对此问题的探讨涉及对《吕氏春秋》思想体系的全面把握，前代曾零星提到，但感想性较强、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此一时段胡适《读〈吕氏春秋〉》影响较大，其思维明显受到西学影响，认定《吕氏春秋》并非无思想主旨的杂糅各家，而是有自己的主旨，有三大纲领统领全书：贵生之道、安宁之道、听言之道。对之后的研究较有启发。

另外，吕振羽《由〈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突出了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之后的比较研究产生了启发。郭沫若《吕不韦与秦代政治》则第一次给吕不韦翻案，承认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给予《吕氏春秋》的思想价值以充分的肯定。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末（1980年以前）

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末是《吕氏春秋》全面研究的继续推进阶段。

这一时期承上一时段的全面研究继续推进，文献考证、注疏、校勘类研究明显减少。夏纬英《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刘如瑛《〈吕氏春秋〉校释补》、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等都是对其中部分文字的校勘、译注，只有吴则虞《〈吕氏春秋〉译注》属全著注疏，但也不具代表性。

同时，对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基本问题的考证也相对较为沉寂。刘坦《〈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考证《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十二纪”与《夏小正》与邹衍学派关系的考证，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和书名的确立》也侧重考证，以解决其书的年代与书名等基本问题。

而与文献考证的萧条相比，大陆地区的《吕氏春秋》研究则在对《吕氏春秋》思想内容从各个角度的全面开掘方面相对进展较多，成为这一时期《吕氏春秋》研究的重点。贺凌虚《〈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万国鼎《〈吕氏春秋〉中的农学》《〈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刘元彦《〈吕氏春秋〉论义兵》，周文英《〈吕氏春秋〉中的逻辑思想》，王范之《从〈吕氏春秋〉中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在承前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视角：逻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等。

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有其对汉代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对其思想史价值的探讨。

应该说，大陆地区这一阶段的《吕氏春秋》研究突破并不多。反倒是台湾地区学者的几项研究值得引起注意。陈郁夫《〈吕氏春秋〉撢微》从微观着手，立足字句深入分析了《吕氏春秋》的行文特点、行文脉络，为深入把握《吕氏春秋》提供了可行的同时也是更加有据的方法。朱守亮《〈吕氏春秋〉中的孔子》，专意探讨《吕氏春秋》对孔子形象的塑造，从而为全面开掘《吕氏春秋》提供了思路。

大陆地区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其第六部分为“《十二纪·纪首》中的政令与思想的分配”，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角度探讨了十二纪各篇的结构安排。

总体看，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末的三十年内，传统的校勘、注疏方式明显减少，而对《吕氏春秋》思想内容从各个角度的全面开掘方面进展较多。但是这对于《吕氏春秋》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并没有根本的突破。相比之下，台湾学者的研究方法启发较大，他们立足文本、从微观着手探讨《吕氏春秋》的特征。而对人物形象的探讨，则涉及了《吕氏春秋》意象、事象研究。二者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更贴近文学研究，启发意义不小。徐复观先生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十二纪结构的探讨，是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徐时栋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后来探讨《吕氏春秋》结构，特别是“十二纪”结构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视角。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80年代至今，近三十年是《吕氏春秋》全面研究的繁盛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吕氏春秋》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吕氏春秋》研究史上单就论文看，近三十年的论文成果就占了一半强。继续《吕氏春秋》研究，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十分重要，把握研究动态和前沿，总结反思研究历史、辨析得失，从而做出研究决策更为重要。要做出研究决策，对近三十年的研究进行总结反思则尤为必要。下面重点对近三十年的《吕氏春秋》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特征、得失等一系列问题作一深入探索和反思。

从研究的内容看，近三十年之《吕氏春秋》研究主要涉及如下领域：

第一，在注疏、校释、文献整理方面又有新的发展。

近三十年出现了一系列译注、整理著作，除去一些普及型的浅近著作外，大致有如下著作影响较大：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初版），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版），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管敏义《吕氏春秋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等影响较大，其中陈奇猷先生积半生心血的《吕氏春秋校释》和二十年后增补完善的《吕氏春秋新校释》，以及王利器先生的《吕氏春秋注疏》都堪称力作，代表了新时代《吕氏春秋》注疏校勘的全新高度和最新成果。其在文字学、语义学、校勘学上的深厚功力为著作增色不少，特别是陈著考镜源流、多方比照、具现代意识，显得更为科学、准确、易懂，且具启发性。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出现了大量《吕氏春秋》工具书，为《吕氏春秋》研究提供了方便。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辞典》和台湾刘殿爵、陈方正的《〈吕氏春秋〉逐字索引》是其代表。

《吕氏春秋》的错简、重文问题在李家骧的《吕氏春秋通论》、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和王范之的《吕氏春秋研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考订，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二，对《吕氏春秋》思想内容从各个角度的开掘仍然是研究主流。

这一研究内容，从20世纪前半叶开始逐渐占据《吕氏春秋》研究的主流，近三十年这种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扩大，涉及：《吕氏春秋》的封建统一学说、宇宙观、音乐思想、音乐美学思想、文艺起源论、政治思想、养生治国一理思想、史学思想、修身理论、历史观、养生思想、安民思想、社会治理观、差异心理思想、生理卫生思想、自然哲学、文治教化思想、美育思想、用贤思想、人才观、君道思想、君王论、君民关系论、功利思想、言意观等若干方面。由于文章众多兹不一一胪列。据粗略统计，近三十年论文中，此类论文占40%左右，比重甚大。

另外，此时期出现的研究专著如：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1986年），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1993年），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1995年），张富祥《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2001年），黄伟龙《〈吕氏春秋〉研究》（2003年博士毕业论文），李颖科《吕不韦与〈吕氏春秋〉》（2007年），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2007年）等作品均无一例外将这一研究内容纳入著作，并占很大分量。如：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下编“分论”，全由这类内容组成，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农业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想、政论思想等。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其第四章“重要观点举隅”，包括《吕氏春秋》的传播论、生态观、饮食文化观、丧葬观、论孝、论士人等。王宗非《〈吕氏春秋〉法律思想研究》，则全从法律视角开掘《吕氏春秋》的思想。

第三，仍有对《吕氏春秋》思想主旨和学派归属的探讨。

丁原明《论〈吕氏春秋〉及其历史作用》认为《吕氏春秋》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是“杂家”而不是“杂凑”；王德裕《〈吕氏春秋〉述评》也认为该书并不杂；方诗铭、刘修明《论〈吕氏春秋〉——兼论杂家的出现》认为杂家独属一家，而很难说其倾向于哪一家；而修建军《博采众长独倾儒》正如其题，认为《吕氏春秋》以儒家思想为主，其《〈吕氏春秋〉与道家析论》一如既往地认为《吕氏春秋》并非道家主导而是以儒家主导；金春峰《论〈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倾向》观点近于修氏；栗劲《论〈吕氏春秋〉的法家思想倾向》，认为《吕氏春秋》以法家思想为主导。

以上几篇文章主要出现在80年代和90年代。近三十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不多，而近年对此问题的探讨又明显减少。除少数人外，观点渐趋于一致，一般都认为《吕氏春秋》是“杂家”而不是杂凑。如：张富祥《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认为《吕氏春秋》“‘杂’中有不杂，决非一般的泛杂记录之书，非后世类书之作所能比况。它事实上是一部展示吕氏学派政治思想、文化史观的论文集”，侯文莉《从天人观念看〈吕氏春秋〉的杂家之谓》（《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于此也较具代表性。

第四，《吕氏春秋》与各学派的思想渊源关系和比较研究。

由于《吕氏春秋》内容较为驳杂，历来就有学者就不同篇目，与先秦相关学派的思想关系进行考察。《汉书·艺文志》便认为包括《吕氏春秋》在内的“杂家”为“兼儒墨，合名法”。近三十年《吕氏春秋》研究于此也时有见解，孙以楷、刘慕方《〈吕氏春秋〉——先秦诸子的集大成》（《学术界》1992年第6期）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改造，修建军《〈吕氏春秋〉与墨学》及《〈吕氏春秋〉与阴阳家》梳理《吕氏春秋》对墨学、阴阳家的改造和发展，进而评判了其在《吕氏春秋》中的地位。李家骧《〈吕氏春秋〉与先秦百家的思想渊源关系》（2005年）较为系统地甄辨了《吕氏春秋》对各家的改造和吸收。

而专著类研究成果在这一领域着力更多。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专列章目“《吕氏春秋》的思想渊源”，系统梳理了《吕氏春秋》与儒墨道等10家的渊源关系；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专列章目“《吕氏春秋》之思想渊源”，也对《吕氏春秋》与包括儒道小说等在内的10家进行了思想渊源考察；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第二篇“学派”，通过文字对照等方法，讨论了不同篇章和相应诸子学派的对应关系；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和《吕氏春秋新校释》注释每篇，亦是先辨明学派；李颖科《吕不韦与〈吕氏春秋〉》专列节目“《吕氏春秋》与诸子之学”，但可惜论述过于粗疏；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专列“《吕氏春秋》对其他典籍的继承或影响”，考察了《吕氏春秋》与《周易》《老子》等之间的承继影响关系。

第五，《吕氏春秋》的影响和比较研究。

之前的研究对于《吕氏春秋》的影响开掘并不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徐复观曾探讨过《吕氏春秋》对汉代政治思想的影响。《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比较研究较多，牟钟鉴专著《〈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对两者的思想有过专门的对比研究。修建军的论文《〈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探讨了《吕氏春秋》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枢纽作用。以上研究都属于思想史、文化史背景下的纵向考察。

而对《吕氏春秋》影响的探究还涉及其在编辑史、文体学上的历史地位。《吕氏春秋》属于集体编撰，其对后世集体著书影响较大，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专列节目“后世集体著书的先声鼻祖”，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专列节目“《吕氏春秋》在编辑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本阶段《吕氏春秋》与《史记》关系的探讨渐趋兴起。洁芒的论文《〈吕氏春秋〉与〈史记〉关联探微》从体式与体系、叙述与描写、情节与结构、方法与技巧四个方面探讨了《吕氏春秋》对《史记》的影响，王启才论文《〈吕氏春秋〉与〈史记〉》也认为两者在学派归属、思想倾向、结构体系、情节技法、语言运用等方面存在诸多相近可比之处。

第六，对《吕氏春秋》基本问题的考证。

这种研究包括吕不韦的籍贯、生平和遭遇，《吕氏春秋》成书年代、得名、次序，“十二纪”的来源等基本问题。这是《吕氏春秋》研究的传统课题，近三十年的研究中时有出现。论文类成果较少这类探讨，只有少数几篇，如刘慕方《论〈吕氏春秋〉的成书》重新考证《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和成书次序问题，赵年荪《〈吕氏春秋〉成书年代之我见》专意考证其成书年代。此类研究更多出现在专著类成果中（专著一般会因顾及研究的系统性而涉及此类内容），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1986年），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1995年），黄伟龙《〈吕氏春秋〉研究》（2003年博士毕业论文），李颖科《吕不韦与〈吕氏春秋〉》（2007年）等都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考证，力求做到总结立论。

而经过这些考证研究，近年对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基本达到一致：公元前239年（秦八年，而不是六年）。李家骧认为一次性成于公元前241年。

而对于得名、三部分次序的考证仍未达到一致。

第七，对《吕氏春秋》结构体系的探究。

这一内容也是《吕氏春秋》研究的传统课题，《四库全书总目》初步认定十二纪中夏纪言乐、秋季言兵“似乎有义”，之后对于十二纪结构体系的探索就一直没有间断。经过徐复观等人的进一步推研，近三十年的研究趋向是：几乎已经把所有的篇目（十二纪中除去纪首的48篇）都通过主观的联系甚至附会，纳入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体系。只有黄伟龙的博士论文《〈吕氏春秋〉研究》认为十二纪各纪有着相对集中统一的论题，如春纪是由“君主本体论”和“君主功效论”统摄。

而至于“览”的结构、“论”的结构，以及“纪览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论调则有所不同。代表性成果为：吕艺论文《〈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认为《吕氏春秋》以天、地、人统摄三部分（纪言天、览言人、论言地），而“览”由“貌、言、视、听、思”五事统辖。黄伟龙则认为“纪”有着相对集中统一的论题，“览”也如此，时空观、君主观、历史观、认识观四者统摄了八览。而“论”则是前两部分的材料剩余。但可以看出，其基本思路仍是“主题一致”，即这些研究均从作品的主旨、主题切入，认为览、论等都是以思想主题一致的原则进行编排的。

第八，立足文本的梳理、解读和生发。

这种研究更多体现在专著中，如：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第六章“《吕氏春秋》之综合研析”的统计之功不可不提，“辨篇旨和章法”将所有篇目的篇旨和章法进行了意义列举和统计，以此对每单元各篇目间的关联进行解读，并将全书的章法归纳为“议论+举例”“全部议论”等八种。“吕氏春秋引书考”系统统计了本书引书和引人物语言情况。“吕氏春秋引人考”系统统计了本书所涉人物情况。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在此方面亦是功不可没，对《吕氏春秋》的引书情况进行了系统统计和对照。

这种立足文本的统计梳理虽有一定的解读，但是，多数研究仍然过多局限于统计，以统计为基础的生发和开掘显然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