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口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6页。

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对工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对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0—168页。

现代的“公法状况”的基础、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认为的那样是特权的社会，而是废除和取消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同别的封闭状态相对立，同公共状况相对立。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正在消除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从而也在消除各种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之间的斗争；而与此同时，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却用挣脱了特权束缚的（这种特权使人们同普遍整体隔绝开来，但同时又把他们结合成为较小的排他性整体）、自身不再由于普遍纽带的假象而依赖于他人的人，来取代那些封闭状态，从而引起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普遍斗争。同样，整个市民社会就是这种由于各自的个性而从此相互隔绝的所有个人之间相互反对的战争，就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制的普遍运动。民主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社会共同体和奴隶制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每一个人都既是奴隶制的成员，同时又是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这种奴隶制看上去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个人独立，这种个人把自己的异化的生命要素如财产、工业、宗教等既不再受普遍纽带束缚也不再受人束缚的不可遏制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实际上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在这里，法代替了特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6—317页。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穷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马克思：《在 <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马克思：《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0—471页。

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

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虽然是以有限的形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领域内——是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动的；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它已经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质，而是差别的本质。它成了人同自己的共同体、同自身并同他人分离的表现——它最初就是这样的。它只不过是特殊的颠倒、私人的奇想和任意行为的抽象教义。例如，宗教在北美的不断分裂，使宗教在表面上具有纯粹个人事务的形式。它被推到许多私人利益中去，并且被逐出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但是，我们不要对政治解放的限度产生错觉。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2页。

政治国家的成员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做他的真实生活；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政治民主制度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在这里，人，不仅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是享有主权的，是最高的存在物，但这是具有无教养的非社会表现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本来样子的人，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而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话，人还不是现实的类存在物。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37页。

但是，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46页。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列宁：《黑格尔 <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3页。

……可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居民有十分之九是穷人：工资微薄的工人和大多比工人过得还要坏的农民。就这样，大工业在繁荣时期拼命大量生产，把大量产品抛向市场，而占人口多数的穷人则无力购买。机器、工具、仓库、铁路等等的数量日益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不时中断，因为人民群众仍然处于赤贫境地，而所有这些改善了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群众准备的。危机表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么，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更丰富得多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危机表明，工人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争取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俄国工人在1894—1898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争得了让步），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收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更大幅度地降低工资。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大军还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之前，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

列宁：《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摘自《列宁专题文集》之《论资本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48页。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军事化成为一切。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小国和中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绝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习一切军事方面的东西——这是无产者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像在当前这场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像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 ‘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8月9日 [22日] 以前），摘自《列宁专题文集》之《论社会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国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 “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摘自《列宁专题文集》之《论马克思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8页。

但是，奴隶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并且站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就有一半已经不再是奴隶了。现代的觉悟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生活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为自己去争取人间的美好生活。现代无产阶级正在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 [16日]），摘自《列宁专题文集》之《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0页。

……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使生产社会化了，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虽然这个阶级遭受的资产阶级剥削，按经济实质来说，和俄国全体劳动群众遭受的剥削是同样的，但是这个阶级在谋求自身解放这个方面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上面的旧社会已经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使它有可能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社会民主党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自觉，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全体无产阶级投入这个斗争。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节选）》（1894年春夏），摘自《列宁专题文集》之《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211页。

总之，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影响表现如下：

它要求雇佣工人获得自由，它排斥一切旧的盘剥形式。但是农业雇佣工人依旧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压迫加重了，这就要求进行更加激烈的斗争。

资本主义大大增加了土地占有者所索取的贡赋，大大提高了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飞涨的地租又阻碍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列宁：《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03年2月），摘自《列宁专题文集》之《论资本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页。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摘自《列宁专题文集》之《论社会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8—379页。

劳动群众摆脱长期以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跨出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和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对这一步却不加考虑。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摘自《列宁专题文集》之《论社会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8页。

其次，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含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摘自《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