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重大自然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及应对策略
- 徐选华
- 2329字
- 2021-03-26 00:23:51
第一节 我国重大自然灾害社会风险现状分析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灾害导致的各种损失和风险也逐渐增加,自然灾害种类明显增多,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涉及范围明显扩大,灾害及其影响的复杂性和应对难度显著加大,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仅2009—2011年我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约13.5亿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973.9亿元(其中2009年约4.8亿人次受灾,经济损失2523.7亿元;2010年约4.3亿人次受灾,经济损失5339.9亿元;2011年约4.4亿人次受灾,经济损失3110.3亿元)。2012年以来我国各类重大灾害更是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民政部统计,2012年上半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11336.1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773.8亿元。2014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24353.7万人次受灾,1583人死亡,235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3373.8亿元。2015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8620.3万人次受灾,819人死亡,148人失踪,644.4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81.7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24.8万间房屋倒塌,250.5万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1769.8千公顷,其中绝收2232.7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704.1亿元。
根据国际灾难数据库(EM-DAT)对我国20年来重大自然灾害的受灾人数与损失情况统计,可以发现我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受灾人数与损失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如图1-1所示。据民政部统计,我国2014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24353.7万人次受灾,1583人死亡,601.7万紧急转移安置,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373.8亿元,其中约80%的损失和人口转移是由台风、洪涝、干旱等极端气象灾害造成的,如图1-2所示。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有20%—40%的灾民有轻度心理失调,30%—50%的灾民有中度至重度心理失调,需要有效心理干预才能缓解。灾后一年仍有20%的灾民患有严重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这些社会心理行为风险不仅给受灾群众本人及其家庭带来了痛苦,同时也会增加救援和临时安置的难度,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而被逐渐累积,很容易外化为违法行为,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降低社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图1-1 20年来我国自然灾害的受灾人数、发生频率和损失统计
资料来源:国际灾难数据库(EM-DAT)(http://www.emdat.be/database)。
图1-2 2014年我国各类自然灾害导致直接经济损失、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分布
资料来源: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http://www.mca.gov.cn/article/zrzh/201412/index.htm#)。
近年来多处发生严重地震灾害:2008年5月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造成6.9万人遇难,逾37万人受伤;2010年4月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造成2698人遇难;2013年4月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爆发7.0级大地震,造成196人死亡;2014年8月云南省鲁甸发生6.5级强震,导致617人丧生、1800人受伤。可见,重大地震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但随着风险的演化,也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风险。灾害发生后会出现原生、次生和衍生的风险问题。原生风险有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地裂缝、喷水冒沙、地面沉陷等;次生风险有电力瘫痪、通信障碍、交通拥堵、阻塞甚至瘫痪、群众被困、物资缺乏等;衍生风险有哄抢物资、民众聚集、示威游行、围堵媒体车、警车等各种灾后引发的社会问题。这是地震造成的社会功能系统的破坏,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大的动荡与变迁,地震灾害会加深公众与政府的矛盾,导致社会关系失调。
同时,我国重大洪涝灾害问题也越来越突出:2011年,中国自南到北有多个城市发生严重内涝,其中,广州在半个月里两次水漫全城,城市水漫街面、要道阻塞,城市仿佛浸泡在水中,大量群众被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石家庄、重庆多地遭受严重的内涝灾害,城市交通几乎瘫痪,火车航班晚点严重,造成不少群众被困、旅客滞留;北京城区交通瘫痪,车辆排队行驶缓慢。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造成79人死亡,房屋倒塌10660间,160.2万人受灾,经济损失116.4亿元。2013年10月9日,浙江余姚市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水灾,城区大面积受淹,主城区城市交通瘫痪,大部分住宅小区低层进水,主城区全线停水、停电,城市受淹,直接经济损失15.2亿元,引发物资哄抢,民众围堵卫星转播车,砸坏警车,近万市民在市政府门外聚集,对社会稳定与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洪涝灾害直接破坏了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人员伤亡,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洪涝灾害具有极强的后效效应,某一地区发生洪涝灾害之后,灾区生活和社会经济需要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因此,研究洪涝灾害社会风险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可见,重大自然灾害不仅给人们的生命安全、经济损失、环境破坏、生活混乱带来极大的影响,还会诱发社会风险,给灾民心理健康、社会舆论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并且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敏感性较强,社会群体有着更多关于灾害风险的认知,容易在重大灾害的刺激下爆发负面力量,从而演化滋生次级社会风险。如果政府的处理方式、应急准备不足,重大灾害导致的自然风险将迅速向社会风险转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国家“十三五”规划把有效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放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了解舆情形成与发展规律,理顺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切实保障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国务院2014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积极应对各类突发舆情事件,掌握舆情发展规律,快速反应,合理化解社会矛盾。可见,社会舆情问题已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重大自然灾害社会风险对于减轻个体灾后心理压力,正确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背景和问题,本书结合重大自然灾害社会风险本身发展的特点,根据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将已有的风险演化机理刻画方法加以改进,对重大自然灾害社会风险演化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借鉴其他风险应对机制,通过实证和仿真研究出一套能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社会风险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