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关于社会认同的研究

国内关于社会认同的研究，遵从国外社会认同研究的逻辑，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界和社会学界。并且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社会学的成果。

一 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国内心理学界对社会认同的经验研究起步较晚，实证研究起始于香港学者林瑞芳、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等人从社会认同的心理动机和认知过程出发，着重研究了香港回归后，青少年群体的民族国家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动态过程，并强调了社会认同的形成与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信念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认同理论看来，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是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历程，因为有比较，有些群体才得到正面评价，有些则得到消极评价。人们往往容易对遭受消极评价的群体在态度上产生偏见，在行为上滋生歧视。而长期受到歧视、无法挣脱鄙视的群体，一般来说都是缺乏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弱势群体（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方文则十分强调群体身份对社会认同中的核心建构作用，认为社会认同是“行动者依据其自身所属的群体范畴来对群体形成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

沙莲香认为，社会认同所指的是个人通过自己（或他人）在某社群的成员资格上把自己（或他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将该社群内典型成员的特征冠于自己（或他人）身上，让自己（或他人）的特性等同于社群内典型成员的特性。广义的社会认同是指“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狭义的社会认同表现为三个层面：价值认同、工作或职业认同和角色认同。人们认同某一社群，其中一个原因是社群的核心价值与个人价值相符。

社会认同包含类化、认同和比较。建构社会身份包含了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历程。类化是一个会随类化环境变通的历程，因此，社会身份不是一个固定的个人特质。人们在某特定处境中会将自己归类到某个类别。这主要受可及性的个人因素，某类别是否能适当地描述在当时当地出现的人物的客观群际对比，第三种因素是某类别能否适当地参与互动的人在行为期待上的不同（也即规范切合度）。并认为社会类别间有些完全没有重叠、有些部分重叠。

总之，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社会认同背后有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提升自己的自尊，降低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平衡满足归属感和保存个性两种需要间的矛盾，以及找寻生存的意义，纾解对死亡的恐惧。当这些动机被激发后，其相应的社会认同历程也随之启动。可见，社会认同研究在我国社会心理学界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为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社会认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 社会学的研究

社会学视野里的“认同”更偏重于社会现象的一致特性（比如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人们对此的共识及其对社会关系和行为的影响，所以也被称为“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既包含着个体属性内容，又具有关系属性特征。所以，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认同”能很好地沟通微观与宏观，个体、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学方面，关于社会认同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

郑杭生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指出社会认同，就是以利益为基点，以文化为纽带，以组织为归属，在多种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和群体对其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其概念主要包含了认同的主客体、内容、类别、性质等，比较全面地把握了社会认同的性质。

王春光从“一致性”和权威的遵从出发定义“社会认同”，他认为社会认同是对社会权威和权力的遵从，对某类人群特性和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是对周围社会关系的高度信任和归属感的体系。

刘少杰将社会认同理论作为社会科学视角的一种重要转化加以关注，他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利益、地位和其他生活条件的认识，不是科学认识论所讲的那种客观性认知，而是包含着平等、公正和善恶是非的评价。社会认同不仅是对自身利益和地位的认可，也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的评价，是社会成员形成社会态度、采取社会行动的主观根据。

他提出“当代社会学的理性化反省与感性论转向”，他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的理性化追求受到了符号互动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感性选择和社会认同理论的严峻挑战。

刘少杰认为，社会生活网络化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的基层社会，底层百姓虽然与权力基本无缘，但仍然具有对经济形势、政治局势、文化的茶余饭后谈论的权力。不过，传统社会中经由底层群众传达出来的话语权力，我们不怀疑它对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具有某种程度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但毫无疑问是非常弱小的，是被埋没的声音。在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下，底层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在网络中迅速汇集起来，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舆论，整合成强大的横向的认同权力和纵向的认同权力，使得处于社会上层的各种掌权者，在制定社会政策甚至运用相关的社会政策时也不得不考虑来自基层的声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自网络社会的社会认同的力量，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认同开始有着“蝴蝶效应”。当前，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网络媒体力量，这种力量植根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了重新整合，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织，使得在互联网中，抗争活动的社会精神和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方便快捷地交流。

郭星华作为一名法社会学学者一直强调初级关系的解体对当代社会认同的影响，法律权利、隐私观念、社会流动等因素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从质和量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于地缘、业缘和血缘之上的初级关系逐渐让位于理性和制度之上的次级关系，人们不再致力于建立一种长久感情的关系，而热衷于建立短期的功利的人际关系。

李友梅则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变迁视角揭示出社会认同领域发生的变化，她指出由于产权改革的快速推进、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导致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福利渗透失衡；同时由于知识、权力等社会资源在社会结构中的非均衡分配和网络化和全球化带来社会意义系统的多元化，正导致了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失衡状态，社会基础层面的失衡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认同，对社会整合提供支持性的支持力量。

李友梅等认为，社会认同是一种群体观念的体现，它包含了社会成员共享某种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取向等方面的内容，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归属感的一种体现，与工业文明社会中的“绝对理性”相比，社会认同可以使现代社会更加稳定，而不是如启蒙运动所主张的“只有理性精神才可以达到稳定的理想王国”。她通过对美、德、日三国社会认同构造之路的历史介绍，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构建社会认同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认同的重建有重要启示，中国应当借鉴西方的经验，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现实中积极有效地建设社会认同。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日益分化，社会认同研究越来越得以重视。中国社会学界逐渐开始从阶层认同、民族认同、组织认同、社区认同、人际认同等不同角度，理论联系实际地对中国社会认同问题开展不同层面或不同程度的论述，为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认同的分化与整合积累了重要学术基础。国内社会认同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是以移民（农民工）、下岗工人、青少年群体和基督教徒等为研究对象。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一文是大陆学者关于国内移民社会认同研究的开端。他将社会认同定义为，“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并试图从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的视角来分析社会认同的建构、解构、重构和变化过程。后来的相关文献大多沿着他的研究思路展开，例如：风笑天2004年发表的《“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孟红莉2005年发表的《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的探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方英在2006年发表的《农民工的职业认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改善工作待遇，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树立正面形象，消除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有计划地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逐步建立“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冯仕政从社会分层意识、阶层认同的基本情况、阶层认同的维度、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正感、社会冲突六个方面对当前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和社会认同作了简要的分析。张文宏、雷开春2009年发表的《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方法，通过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地位认同等对城市新移民十分重要的五种社会认同类别，探索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结构等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聚焦的对象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移民，都是依据不同的理论视角从获得的经验材料出发，分析各个群体社会认同的状况和特点，主要从群体认同问题、地域认同问题（包括归属感、未来归属及乡土认同和社区认同等）等方面展开讨论。

三 小结

总之，中国学者在社会认同的定义上差异巨大，但理论取向大都是建立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之上，通过强调社会成员的集体性意识对形成社会内聚力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和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部分学者（如刘少杰等）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去发现改革过程中凸显的社会问题：诸如农民工问题、征地拆迁矛盾问题、弱势群体的地位提升问题、腐败问题、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城市化进程与社会风险等问题，在分化和对立的矛盾过程中，发现重建社会认同的力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均为本书进一步厘清了社会认同研究的理论困惑和实践困惑，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