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速度举世瞩目，但毫无疑问是以更多失地农民的出现为代价的。当人们为我国城市化率超过50%而欢呼雀跃时，因征地拆迁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接踵而至，似乎正在同城市化进程展开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由于征地拆迁是一种非自愿性拆迁，这一过程不具有市场选择性，是一种政府规划行为，这种行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化，而这种社会分化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网络社会的迅速崛起，各种社会分化尤其是社会认同的分化变得更加复杂。

更为严重的是，快速的城市化不仅把已经深刻分化的社会差别集中到高度密集、范围窄小的地域空间，而且在有限的社会空间中使人们对社会差别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扩大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当作为社会分化的客观事实和对社会差别的主观认识都比较明确且在密集而窄小的城市空间中集中起来时，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必然引发种种社会矛盾，社会风险也就可能由潜在性转化为现实性。正因为如此，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矛盾已跃居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首要矛盾。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3的上访案件是由征地拆迁引起的，而于建嵘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调查发现，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65%以上都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征地拆迁矛盾如此突出，但征地拆迁是我国从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必经阶段，“拆迁”作为当代中国农民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必须要承担的“代价”，这种“牺牲”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全世界任何一个历经工业化和现代化洗礼的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一阶段——非自愿性拆迁过程，虽然西方城市化也伴随着社会分化，但西方社会分化既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齐划一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也不是在不平衡的发展中被不断扩大的，所以西方相同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远不及中国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我国快速城市化的速度有关系，原本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在尚未来得及考虑好自己未来的生活规划时，就被迅速地卷入到城市化浪潮之中；另一方面与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是村委会并不能代表农民的集体利益，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每家每户所拥有的土地价值和房屋价值并不如当初分配时绝对平均和等价，当每家每户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的时候，冲突和纠纷的发生就在所难免。当前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不仅频繁发生于经济发达区域，而且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对地方政府的权威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如何直面城市化运动中的利益分化、减少暴力冲突、化解矛盾已成为政界、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我国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发生机制作了大量研究，经济学者从人的理性出发，认为各利益主体根据理性计算得失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行动，经济学家试图以博弈论的观点来解释和试图化解征地拆迁矛盾。而法学家侧重从相关法律制度层面进行研究，刘文忠（2010）、王蕾（2006）、鲍海君（2009）等均指出公共利益界限不清、征收程序混乱、争议解决制度尚未完善是导致拆迁矛盾频发的关键；政治学学者则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方面，指出政府行政体制缺陷和行政职能错位是导致征地拆迁中地方政府和拆迁户不断发生冲突的关键；而部分社会学者则从拆迁中利益主体之间信任感的缺失来探讨拆迁矛盾。总之，学者们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对征地拆迁中许多现实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学理分析，这对于厘清我国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并提出化解机制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但从整体上看，现有的研究过于强调制度、对立、物质利益等外部性因素分析，而对于卷入利益矛盾中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不够，尤其是对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心理、态度观念、价值评判、选择行为、冲突目的等深层次社会心理因素关注过少，这也是导致征地拆迁的相关法律、政策虽然陆续出台，但也无法遏制住拆迁矛盾不断升级和扩大化的趋势。有研究表明：如果拆迁户中存在着高度的反拆迁或者对补偿不满意的“集体认同”心理，爆发集体性反抗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可见，集体认同对于群体性反抗事件发生的内在机制影响十分巨大，其冲击力不可低估。集体认同是基层群众的社会共识，是个体认同的有机组合，正向的集体认同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负向的集体认同可将社会引向动荡不安，但相关的专项研究在国内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基于此，本书认为在征地拆迁中，社会认同是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整合、价值冲突的生成与协调的主观根据，只有努力培育具有积极指向的社会认同，形成具有共享意义的共时性认同，才能有效化解征地拆迁中的社会矛盾。因此，社会认同的建构是对已有征地拆迁矛盾化解对策的一个批判性反思，为征地拆迁矛盾的化解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切入视角，可以有效理解征地拆迁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和矛盾重点，从而为从制度设计、行为引导和社会结构的重组方面出发化解征地拆迁矛盾作出一点有益的探索。

有鉴于此，本书拟将社会认同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以湖南本地“被征地拆迁户”发生的抗争实践为经验材料，通过深入的访谈和调查研究发现，随着被征地拆迁户抗争经验的积累，关于生存权、居住权与发展权的主张不断升级，权力意识的苏醒成为抵抗的动能，被征地拆迁群体的共识框架与反抗框架，构成了矛盾过程中集体认同的重点。本书试图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征地拆迁矛盾中集体认同的形成及其功能演进，剖析征地拆迁矛盾中反抗性认同形成的路径，进而揭示征地拆迁矛盾中集体性反抗行为的内在动力，并提出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从而丰富征地拆迁矛盾化解的微观范式，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出有益的探索方案。

二 研究的意义

理论意义：

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化，从前现代化阶段到现代化、后现代化时期的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转型，这场综合性的变迁，不仅体现为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变，更为深层次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变化。通过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征地拆迁矛盾发生、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有三大理论贡献：

（一）既有利于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这一交叉性领域——社会认同与征地拆迁，又有助于社会认同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本土化研究，本书中所调查的湖南征地拆迁矛盾案例为传统的社会认同理论研究和国外的社会认同研究提供了相关的验证性经验材料。

（二）本书将侧重对社会认同理论和征地拆迁矛盾化解的关系进行详细的阐释，试图从群体社会认同的层面考察征地拆迁场域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状况，分析征地拆迁矛盾生成的社会成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利益群体的社会认同分化和冲突的根源及其演变逻辑，进而探索整合社会认同的有效途径。本书试图从群体的视角深化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认同理论研究，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供理论支持。

（三）通过社会认同理论来分析征地拆迁矛盾正是对近年来社会学过度理性化追求的一种修正，在当代社会学的发展思潮中，理性思维占据主流，利益关系、理性人成为话语分析的主要术语，因此，本书将丰富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认同理论。

现实意义：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置身于一个全球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大环境之中，征地拆迁或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冲突不仅是一个利益补偿的问题，更牵涉到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心理适应问题，如何将对征地拆迁的“不满、怨恨、不公”心理转化为对国家“城市化”过程的支持与理解，这是形成从反抗性的集体认同到城市化发展的规划性认同的关键。因此，社会认同研究者必须时刻关注社会变迁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影响，运用社会认同理论研究分析与解决各类人群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认同问题，提高社会认同理论的应用价值。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稳定和固化的社会系统日益被高度流动性和多样性的现代社会所取代，新的群体不断涌现，人们要重新寻找自己稳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就意味着必须要用新的规划性认同来整合社会的心理基础。

征地拆迁是事关群众利益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引发群众不满的问题。征地拆迁矛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阻力，深层次地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的困境，研究征地拆迁中各个利益群体社会认同分化的发生机制、展开形式、社会作用、演化趋势、整合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性、复杂性，清楚地了解社会矛盾发生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来源，采取有效整合策略，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协调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