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伪湖北省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目的，就是企图将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然而，由于国力不逮，同时，也碍于国际社会的反对，更主要的是，慑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它只好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用扶持傀儡政权的方式，为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披上一层遮羞布。1932年3月在东北成立的伪满洲国，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设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及1939年9月将内蒙古、察哈尔及晋北地区的伪政权合并组织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都是这一“以华治华”政策的产物。当时，日本的策略是对中国实行分而治之，在各地扶持一个个独立的地方伪政权，以便于其殖民统治和管理。日军占领武汉以后，也想在华中地区如法炮制。

一 日军建立华中跨省伪政权的设想

早在1937年8月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撤退之际，日本即布置特务宫城宇平、日野秀人、大西初雄等潜伏下来，以搜集情报、物色和利诱一些有知名度的人物滞留武汉，为日军占领湖北后建立傀儡政权做准备。日军占领武汉后，日本内阁立即于1938年10月28日批准了《汉口方面政务处理纲要》，明确指示“目前以扶持治安维持会为主，随着形势的安定，建立防共地方政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为了发展各自的势力，都在自己占领的地区扶植了地方傀儡政权：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在北平扶植王克敏等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余孽，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华中日军特务部也于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扶植北洋军阀时期的旧官僚梁鸿志等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不光是日军内部存在矛盾，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政府企图分裂中国，在维持它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前提下，根据战争局势，无视中国历史形成的行政格局，扶植一个个地方傀儡政权，对中国实行分而治之。依据这一政策和前例，早在占领武汉之前，日军华中派遣军特务部就已经计划在武汉设立一个管辖湘鄂赣三省部分地区的伪政权，作为日军控制华中地区的傀儡政权机构。1939年4月，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以后，日军在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所属的武汉市参议府内设立武汉政权树立准备委员会，由参议府议长何佩镕、伪武汉特别市长张仁蠡兼任正副委员长，进行华中地区独立伪政权的筹备工作。但是，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失去战略进攻的能力，在三省占领区域的扩大十分缓慢，在湖北及周边湘赣两省仅控制二十余县，拼凑一个省政权尚嫌不足，组织三省独立伪政权更为困难，只得暂时推迟这一计划。

1939年5月28日，叛逃至上海的汪精卫正式向日本提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日本政府随即加快了扶植汪精卫中央傀儡政权的步伐。1939年8月22日，日本国内最高当局在上海设立“梅机关”，专门负责扶植和协调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工作。9月5日，汪记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汪精卫同王克敏、梁鸿志就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问题进行谈判。21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声明，表示要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同日，北京临时和南京维新两伪政府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拥护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汪伪中央政府呼之欲出。这一情况对武汉日军计划中的湘鄂赣三省政权的出笼十分不利。于是，武汉日军特务部决定加快其步伐，将武汉政权树立准备委员会改为武汉政权树立委员会，并初步决定跨省政府定名为“湘鄂赣政务委员会”。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在美滋滋地做着“升官”梦。1939年10月，武汉特别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宋怀远呈文武汉特别市市长张仁蠡，称“查关于武汉成立新政权一节，本月十日上海中外各报均有登载。略谓汉口不久将成立新政权以期统治湘、鄂、赣三省”。但是，由于这时日本国内最高当局正全力扶植汪精卫建立中央伪政权，“梅机关”认为“湘鄂赣政务委员会”规模和权限过大，会刺激汪精卫，于是予以否决。其后，武汉日军特务部又计划将“三省政务委员会”改为“武汉政务委员会”，并缩减其规模和权限，但仍未获通过。

二 伪湖北省政府的成立及其统治

由于华中日军建立跨省伪政权的计划与日本国内最高当局扶持汪精卫的策略相冲突而无法付诸实施，无奈之下，日军汉口特务部为了赶在汪伪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建立起自己控制的地方傀儡政权，以便在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取得主动，不得不放弃建立跨省伪政权的计划，成立伪湖北省政府。1939年10月24日，在汉口日军特务部指令下，成立伪湖北省政府筹备处，由伪武汉参议府副议长、政权树立筹备委员会委员石星川、湘鄂赣地方维持会指导部部长兼伪武汉参议府参议雷寿荣负责。经过一番筹备之后，1939年11月2日，政权树立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推举伪武汉参议府议长何佩镕为省长，组织湖北省伪政府。何佩镕（1880—1942）湖北建始县人，1906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民国初年投靠军阀王占元，任王手下湖北督军署参谋长。1917年任湖北省民政厅长，1919年任湖北省长，后又被充派湖北官矿督办。1921年王占元去职后，何佩镕被迫隐居于青岛、汉口租界。武汉沦陷以后，何佩镕企图依靠日军势力东山再起，充任伪武汉特别市参议府议长，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出谋划策，多方迎合日军意图，终于获得华中日军赏识，出任伪湖北省第一任省长。

1939年11月5日，由汉口日军特务部一手导演和把持的伪湖北省政府在武昌司门口原金城银行武昌支行旧址粉墨登场，正式成立。

伪湖北省政府是日军在华中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级傀儡政权组织，它直接听命于汉口日军特务部，在行政上独立于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没有上级行政机关。1939年12月21日，伪省政府公布《湖北省政府组织条例》，对其组织结构及其职责作了具体规定。该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省政府于省之管辖区域内为最高行政机关”，省以下“之行政区划依旧省制道（或区）县定之，但于必要时得为道（或区）县管辖区域之变更”，省政府设省长一人（特任）, “综理全省政务，指挥监督所属各机关及其职员”, “在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内，得制定省单行法则”。省政府设下设机构，在其成立之初，设参事室和政务、财政、建设、教育、秘书、警务六厅及保安处。首任厅处长是：政务厅长汪禨，财政厅长刘泥清，建设厅长宋怀远，教育厅长徐慎伍，秘书厅长张若柏，警务厅长王寿山，保安处长由何佩镕兼任。各厅下设秘书室及三至五科，保安处下设总务、训练、饷械三司。厅处以下采官职分开制，每厅设主任秘书1人，签判3—5人（派充科长），佥事3—5人（派充股长），主事数十人（派充股长或科员）。全府员额，除省长及各厅处长外，计有秘书主任6人，秘书16人，佥判24人，技正3人，督学2人，督察长1人，佥事50人，视察员8人，督察员6人，视学员3人，技佐4人，主事220人，技士6人，书记117人，密探员30人，公役125人，共计623人。

伪省政府成立后，原由何佩镕担任议长、隶属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的武汉特别市参议府改名为武汉参议府，与伪市政府平级，作为省市政府的咨询机构，并接管隶属原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的临时司法部、各级法院和盐烟统各种税收，由原副议长石星川接任议长，石所担任的副议长及兼任的参议府下属之政务训练院院长，由原参议府下属之保安训练院院长雷寿荣递补。

伪湖北省政府成立之初，其辖地有鄂东、鄂北、鄂南和鄂中30余县，以及豫、湘、赣三省与湖北相邻的信阳、岳阳、临湘和九江等县，共计40余县。其后，随着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伪湖北省政权的管辖地区也有所扩展。到1942年9月伪省政府第二次县政会议召开时，其管辖范围有武昌市政处和湖北35县，代管湖南2县、河南1县、江西9县1市1特区，共计50个县级行政区划。具体县份如下：湖北省之武昌市政处、武昌县、应城县、孝感县、黄陂县、宜昌县、嘉鱼县、蒲圻县、通山县、崇阳县、麻城县、广济县、安陆县、京山县、荆门县、江陵县、浠水县、蕲春县、天门县、汉阳县、云梦县、应山县、汉川县、咸宁县、阳新县、大冶县、鄂城县、黄冈县、黄梅县、黄安县、钟祥县、随县、潜江县、当阳县、监利县、沔阳县。代管：江西省之南昌市、新建县、安义县、南昌县、九江县、星子县、德安县、瑞昌县、湖口县、永修县、庐山特区；湖南省之临湘、岳阳两县；河南省之信阳县。可以看出，伪湖北省政府管辖区域，除原湖北省政府部分沦陷县市以外，还包含了湘赣豫部分县市，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地方的伪省政府尚未成立，日军出于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需要；同时，它也说明，直到这时，华中汉口日军特务部仍未放弃扶持一个跨省的华中傀儡政权的念头。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华北、华东各伪省政府先后归附，汉口日军务部与“梅机关”协商后，决定将伪湖北省政府也纳入汪记国民政府门下。10月3日，伪湖北省政府和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同时划入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伪武汉特别市改名为汉口市，武昌、汉阳及所属机关学校划归伪省政府管辖。撤销武汉参议府和所属之临时司法部，原归武汉参议府管理的武汉盐烟统等国税，由汪伪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的湘鄂赣三省财政整理委员会接收，伪省市政府经费亦由三省财政整理委员会开支，各级法院直属汪伪中央。同日，伪南京政府改组伪湖北省政府，实行省政府委员制，何佩镕为省政府主席，贺遐昌、汪禨、徐慎伍、宋怀远、黄实光、王寿山、方焕如、王仕任、魏武襄、雷寿荣10人为省政府委员。并由前6人分别兼任秘书、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和保安处长，易恩侯为高等法院院长。厅长以下原签判、佥书、主事等名称一律取消，采用官职合一的科长、股长等职务，基本采用原国民党的机构体制。1940年10月以后，伪湖北省政府又将所辖区域分设四个行政督察区，作为伪省政府的派出机关，分别任命皮企豪、穆恩棠、程汉卿、王松如为督察专员，负责督导所辖各县行政。但是，由于各伪县政府的所有大权都被驻县日军警备队和驻县日本嘱托控制，县政府只是日军推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和爪牙，督察专员办公处无事可督，只是徒有虚名。

何佩镕在位期间，自恃有汉口日军特务部的支持，不遗余力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是时，鄂东、鄂北、鄂南沦陷区已经出现了一些伪县政权（包括维持会和县政筹备处），它们的成立多早于伪湖北省政府，且听命于当地的日军警备队，对伪湖北省政府并不买账。为了尽量将各伪县政府争取到自己手中，何佩镕和伪省政府其他委员多次巡视各县，以进行联络和拉拢。同时，何佩镕还同伪武汉特别市政府争夺沦陷区的烟、盐税收控制权。他还采用借尸还魂之法，于1940年5月重建辛亥革命时期在湖北曾昙花一现的所谓“中华民国共和党”，并在武昌、汉阳、南昌、九江、鄂城、黄冈、信阳、孝感等地成立办事处，吸收党员，发行周刊，并一度使党员人数达到4万余人，以同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分庭抗礼。但是，由于汉口日军特务部和各县日军警备队的阻挠，何佩镕的这些举措收效甚微，其主要“政绩”也就是将各县伪维持会和伪县政筹备处改为伪县政府，在征得各县日军警备队的同意后，可以“委任”各县县长。何佩镕与汪精卫集团钩心斗角，矛盾不断加深。1940年12月，何记“中华民国共和党”也被迫撤销，并入汪伪“中国国民党”。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调查称，1940年12月共和党总务部长谢长生在汉口法租界遇刺受伤，即为汪伪政府刺杀何佩镕误刺所致使。1942年6月初，好毒嗜色、体弱多病的何佩镕在巡视大冶县途中，突发疾病，当即赶回武汉医治，于6月5日不治身亡。

何佩镕死后，汪精卫先令贺遐昌以秘书长身份“护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随即大汉奸杨揆一在同叶蓬的争夺中获胜，接任伪省政府主席。1942年6月29日，汪伪国民政府任命杨揆一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7月19日，杨正式到汉任职。杨揆一，湖北鹤峰人，1912年留学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历任福建督军公署主任、南京陆军讲武堂堂长、北京陆军大学教务长。1927—1937年任湖北省绥靖公署主任、武汉行辕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兼参谋长、湖北省政府秘书长。1938年武汉失陷后潜往香港。1939年追随汪精卫投敌，历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委员、参谋本部部长、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颇受汪精卫赏识。杨主持伪省府后，一时踌躇满志，为攫取实权，他拼命向“日本主子”和南京汪伪政府乞求更多的权力：第一，要求将汉口特别市改为省辖。杨上台不久，即以节省开支、理顺武汉辖地关系为名，向汪伪政府建议将汉口特别市改为省辖。汪伪政府认为汉口改省辖市有助于节省行政经费，缓解湖北财政困难，予以同意。于是，1943年10月19日，汪伪国民政府下令将汉口特别市政府改为汉口市政府，划归伪湖北省政府管辖。第二，建立武汉行营，进一步加强对伪军的控制。1942年7月，杨揆一同汉口日军特务部协商，以实现所谓的湖北“政治军事一元化”为名，要求撤销何佩镕1940年5月成立、由叶蓬任主任的武汉绥靖公署，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7月16日，汪伪国民政府第101次中央政治会议撤销武汉绥靖公署，设置武汉行营。行营不设主任，由杨揆一兼任参谋长，名义上统帅全省各地伪军。各县日本警备队指挥的杂色部队，也统一改为保安队番号，归省保安司令部管辖。但是，上述武装的人事权、指挥调度权实际上仍掌握在日军手中，武汉行营和省保安司令部只不过是执行日军命令的机构罢了。第三，在财政税收方面，如前所述，杨揆一不仅争取到日军同意以武汉为中心的烟、盐专卖和统税收入划归伪南京国民政府税收系统，由伪财政部派一鄂赣湘三省财政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驻武汉负责管理，还使伪南京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备券进入湖北流通。第四，稍稍放宽伪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活动范围，但不作发展，各县也一律在伪县长的领导下，挂起县党部的招牌。

1943年1月20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第二次会议议决，将伪省主席制改为省长制。2月，伪湖北省政府根据这一决议，决定恢复省长制。省政府委员改任各厅长专职。同时，将秘书处与民政厅合并，改为政务厅。其后，又于4月成立经济和社会福利两局，6月，成立粮食局。到该年6月，伪省政府下设有政务、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及警务、宣传等处。具体机构系统如表2—1所示：

1944年年底，远东战局日趋明朗。杨揆一无心恋战，遂有意调离。1945年3月，杨揆一调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3日，南京汪伪政府宣布由叶蓬接任湖北省省长兼武汉绥靖公署主任。

叶蓬，湖北黄陂人，1930年出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武汉警备旅旅长，不久任武汉警备司令。1936年迁居香港。1939年年初随汪精卫投敌，先后充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伪武汉绥靖主任、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部长。叶蓬接手伪湖北省政府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局已定。但叶蓬为人刚愎自用，一心想利用主政湖北的机会，抓住军队，做一个实力派。然日本军方对他多有限制，加上大势已去，叶蓬虽千方百计地想找出路，但又无计可施。他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和日本人也会发生冲突。别人也可以吃掉我们。我们都有联系，又都靠不住。”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日本灭亡在即，叶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8月初，他惶恐不安地飞往南京，与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密商应变对策。8月11日，蒋介石电令叶蓬为国民党军新编第七路军司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驻恩施的湖北省政府紧急布置“还治武昌”。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叶蓬急急忙忙乘专机飞回武汉，旋即宣布伪湖北省政府停止办公，各县伪政府也随之解散。9月3日，湖北省政府临时办事处在武昌组建，开始接收伪省政府的一切财物。20日，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各厅处在武汉正式办公。至此，在日军羽翼下心惊胆战地维持了近六年的伪湖北省政府终于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