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息息相关

关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国际上的托派分子还是推出了不少所谓“研究成果”的,其中心思想无非是论证托洛茨基多么了不起,他们的理论是多么“正确”云云。改革开放后,史学界推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相关成果也越来越多。但总体上说,有两个需要补充的研究环节: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质特征、整体样貌的形成,都是有影响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需要予以揭示。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与对“托派”的批判密不可分的。批判托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五大之前,中共不存在托派。大革命的失败,将陈独秀等人推向托洛茨基,也促进了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系统思考。任曙、严灵峰、王宜昌、李季这些托派理论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主要论战对象。

中共自觉地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论证,乃始于六大。最直接的动因,就是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托洛茨基等人遭组织清洗后,亟须肃清其思想影响。

托洛茨基思想对中国党的影响非常严重。这种影响,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不自觉的。当时,一些并未沦为托派的中共领导,也或多或少地同情乃至具有托派观点。如张国焘,自称三大前即与马林激烈争论,认为除国民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又说:“封建制度已在没落之中。”见《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288、291页。郑超麟则说,激烈反托派的瞿秋白,也曾相信不断革命论。就社会性质而言,正如周恩来所说,它在六大时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223页。。因此,党代表大会必须对此做出解答。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共通过十几项决议案,其中关于社会性质的论述虽在《政治决议案》中有所涉及,集中表述却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

六大决议继续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理由是:“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 “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见《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段话,要言不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点在中共文件上的正式确立。

周恩来说过,六大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的分析是正确的。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按张国焘认为六大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确定,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蓝本。见李颖编《从一大到十六大》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考察,“新思潮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成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的自觉实践者,其工作既是理论阐述,也是学术研究,同时又是当时肃清托派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广义的新思潮派,是指直接或间接受中共领导、按照中共思想阐述中国社会史与社会性质的所有人士。狭义的新思潮派,则指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参加社会性质论战的人士。狭义的新思潮派又分前后两期。前期代表人物为王学文、潘东周,主要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直接受李立三领导,并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社团组织形式出现。1930年9月,李立三因“立三路线”错误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新思潮派随即转入第二期,其代表人物为刘苏华、何干之。

新思潮派主要的论战对象,正是中国托派(又称“动力派”),其次是以国民党改组派为背景的一些国民党学者(又称“新生命派”)。针对托派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主导、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观点,以及“新生命派”认为中国是混合型的特殊社会、只有国民党才能担任此种社会政治领导的观点,新思潮派着重论证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质。

这里要特别提到何干之1934年9月出版的《中国经济读本》,他自称这本书“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并说:“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做整体概括时,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杜鲁人(何干之):《中国经济读本》(节录本),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册,第813、815—816页。

1936年11月,何干之撰写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年初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出版,开篇即提出,他要解答的问题之一,即“一般人所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何干之提出:中国革命既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过渡形式,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代青年出版社1937年版,第100页。收入《民国丛书》第2编,第78种。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二年,何干之又先后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两本小册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观点愈加明确。

毛泽东至少在1923年7月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中,就已经确认中国是半殖民地。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1926年9月,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又提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认为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上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这表明,毛泽东原有自己的认识轨迹。1935年到延安后,毛泽东开始系统进行理论建构,逐渐形成毛泽东思想。其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至少在1938年3月即已成熟。当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作过一个简短演讲,专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他这方面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毛泽东说:

 

知道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性的,但是不要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现在许许多多报章杂志都来讨论这个问题,意见当然是各色各样都有,站在国民党立场有国民党的意见,站在共产党立场有共产党的意见,还有其他种种。

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有些人说“中国是封建的社会”,这是不对的,照他们的结论,目前革命任务只反封建,这种错误,显然用不着证明。托洛茨基分子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种说法的结论就是:“我们推翻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懂得中国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社会,于是乎就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任务……

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可是,有一部分人会不高兴,而且要反对,就是那些买办分子。中国社会有半封建性就要反封建,那末也免不了有些地主会反对……

比方,我们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

 

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视为“规律”“总的最本质的规律”“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足见他把这一问题看得多么重要。毛泽东的这一定性,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理论构造的重要构件。其后,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按,王明说该文为中央宣传部杨松等人起草,经张闻天、王明修改,再交政治局全体审阅。见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不惜笔墨地论述了这一理论。特别是下列《新民主主义论》中一段话,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南: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即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一百年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社会,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按,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演讲《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指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见《解放》第101期,1940年3月8日。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性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之源。而从相关研究的发生顺序上考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又是“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研究的起点——先有对前者的研究,后有对后者的研究;先有社会性质论战,后有社会史论战。因此,梳理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一话语的形成史后,我们自然会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具有怎样密切的关联。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广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