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新中国的性质与文化定位

一 新中国的性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从此，经历了清政府、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叫作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之后，叫作改革开放时期。

1949年的中国，经济非常落后，被后人称作“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全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足500人，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30多个。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全国城镇失业者达474.2万人，相当于当时职工的6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52年时也只有119元；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11318万吨，人均209公斤。猪牛羊肉类产量1952年只有339万吨，人均5.9公斤。水果产量1949年120万吨，人均2.2公斤。水产品产量1949年44.8万吨，人均0.8公斤。中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农业机械总动力1952年时只有18万千瓦。原煤产量1949年只有0.32亿吨，原油产量12万吨，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发电量43亿千瓦小时，铁路运营里程2.18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8.07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7.36万公里。进出口贸易总额1950年为11.3亿美元，出口额5.5亿美元，进口额5.8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9年时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4元。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仍还约有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

那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家庭没有电灯，而是使用油灯。蜡烛是奢侈品。许多妇女缠过足。人们普遍穿着补丁衣服，许多人吃不饱饭。虽然存在北平、上海、广州等近代城市，但落后而广袤的农村与男耕女织的辛劳情景，依然是社会的一般性写照。

受中国实际情形制约，新中国还不具备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的确定，是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为题作开幕词。他说：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在大会上说，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证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是比我们所信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得妥善些，要来得彻底些。我们信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今天，要来做一个模范的新民主主义工作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说：新（中国）大厦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厦最高顶尖上飘扬的大旗上写的是新民主主义。

在24日的会议上，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说：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决不再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产业落后的中国，只有从新民主主义才能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组织，团结协商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

29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任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共同纲领》规定，国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补、内外交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社论。社论写道：

 

中国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这个共同纲领规定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它给我们新生的中国，制定了政权机构、军事制度以及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它保障了全中国人民广大范围内的民主权利，也规定了人人必须遵守若干义务。这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现在已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阶级、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所一致接受，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蓝图。

 

社论说，新民主主义政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政权，也不完全相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参加。但是，在属于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为领导力量和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几点上，中国现在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却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相同的”。

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新的国家性质定位的前提下，开始其思想与历史行程的。而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定位中，凝聚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贡献。新的国家性质、新的政权、新的环境，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

二 新中国的文化定位

历史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历史学占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新民主主义的总体建构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中共高度重视。历史学同样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整体框架下展开其历史行程的。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22日，周恩来在政协会上作报告，进一步明确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

当时，在拟定的庆祝政协会议成功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口号中，第17个口号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章是“文化教育政策”。其中第四十四条写道：“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这两段具有宪法属性的文字，对社会科学界的人们来说，应该是最醒目的断语。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繁忙工作中，中共在文化方面的工作，丝毫没有放松，而是紧锣密鼓地开展着。

例如，9月24日，华北人民政府规定，有益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影剧减半征税。25日，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创刊，茅盾在发刊词中呼吁文艺界同人加强理论学习，继续对封建文艺以及买办文艺、帝国主义文艺开展顽强的斗争。同日，《中国儿童》杂志在北平创刊。26日，北平自然科学工作者集会纪念巴甫洛夫诞辰100周年。28日，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国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参观访问。9月30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属四个文物机关布展的专题陈列室陆续向公众开放，计有：故宫博物院的“革命史料陈列室”“帝后生活陈列室”“丝织品陈列室”“玉器陈列室”及“禁书陈列室”；北平图书馆的“抗日史料陈列室”“美帝侵华史料陈列室”“中国政体资料陈列室”及“赵城藏特展”；历史博物馆的“人民捐献文物陈列室”与“新收文物陈列室”；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历史古迹及文物建筑法式等图片陈列室”。上海各界人士检举英美以电影进行文化侵略。北平市民政局组织僧尼学习政治和文化。10月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一次进行全国实况转播。3—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19日，北京、上海等地集会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25日，《人民文学》创刊。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该院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资料处等机构，下设社会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22个单位，郭沫若担任院长。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定位，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与文化活动，核心是破旧立新。所谓“旧”，即封建的、买办的、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所谓“新”，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一转变，是逐步但全面地推进的。当时，各民主党派对此衷心拥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由衷欢迎。中国的文化面貌很快呈现出新的气象。

三 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态度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与候补代表中，许多是知识精英，其中包含一些史学家或著名学者。例如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的费孝通，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郭沫若、李达、周谷城，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代表华中解放区的嵇文甫，代表待解放区民主人士的杜国庠，代表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吴晗，代表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陈伯达、范文澜、邓初民、王学文、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胡绳，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胡乔木、邓拓，代表国内少数民族的白寿彝，等等。他们直接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备工作，是建立新中国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人民政协开幕后，北平各大学教授应《人民日报》之约，畅谈新中国诞生。北京大学教授唐兰、闻家驷等人均对新中国诞生表达了欢呼欣喜之情，决心“永远跟随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9月25日，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郭沫若在政协会议上说，我们是无党派民主人士，没有什么党派的意见可以代表，因而仿佛都是个人，但我们绝不是美帝国主义所企图引诱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也绝不是自以为站在中间路线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我们确实是相当自由的，我们要自由自在地跟着毛主席向一边倒。我们在国内要自由自在地倒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早在1949年3月20日，陈垣即在辅仁大学欢送考取华北革命军政大学及南下工作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青年人“为解放全中国而效力，或作改革及建设新中国的准备”，表示钦佩。5月4日，他在纪念五一五四的会上讲话，再次表达了北平解放与共产党到来的欣喜之情。9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陈垣《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一文，写道：“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这些虽只是表面的现象，但这表面的现象，说明了政府事实上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陈垣的立场与态度，是没有随国民党离开大陆的旧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一个典范，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崭新心情下，开始了其历史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