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登，字子高。吴郡富春人，三国孙吴时吴大帝孙权长子。
在太子之位的二十多年里，孙登上得孙权之欢心，下被天下百姓爱戴，中与朝中大臣和睦相处，其治理国家之能力，在大事小事上皆闪耀着一个明君之光芒。他留给了吴国上下无限的悲哀，他留给父亲的是一份宝贵的治国遗嘱，他走的时候才三十三岁，正是一个人可创造辉煌的时候。他的宅心仁厚在整个吴国尽人皆知，他死后被称为“宣太子”，他活着的时候，其仁义、其道德已经人人传颂。
他在临死前给父亲孙权留下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千字文：“孩儿不孝不贤，所以被上天惩罚而缠上重病。自我反省，实在无话可说。品行鄙陋，恐怕终要离父亲而去了。我并不惋惜自己，只是一想到将离开父母，从此，人鬼殊途，永远也不能再敬奉仰望宫禁，不能朝拜陛下王后，生时没有为国家出一点力，死却留给陛下沉重的忧伤，这才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啊。古人说，生死有命，长短在天。周晋、颜回都是智勇双全的人才，尚且夭折，更何况是我愚昧鄙陋，活到今天，已经是上苍对我不薄了。况且，我活着的时候是太子，死后还享受尊荣的地位，对于我来说，拥有的已经太多，我还有什么可悲叹遗憾的呢?如今天下大事还没有定局，流窜的贼寇还没有处置，四海翘首以待，把命运系在父亲您身上。处境危险的人希望安全，处境动乱的人更是希望太平。希望父亲能彻底忘掉我这个人，割舍普通百姓的情感，修炼黄老之术，专心保养精神，加进营养膳食，广开神圣英明的思虑，以确立万古不朽的功业，那么，整个天下的百姓很幸运地有了靠山，我死而无憾了。
父亲不必为我的死难过，皇子孙和仁义孝顺，聪明睿智，德行清明丰茂，应及早安排，从而让天下百姓有所希望。大臣诸葛恪才能出众，学识渊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器量足以承担佐助时政的职务。大臣张休、顾谭、谢景都很机敏，有见识，入则应该用为亲近的心腹，出则可以成为坚利的爪牙。范慎、华融勇猛过人，气节雄壮，确有国士之风。刁玄性情优柔且宽宏，并有道家风范，裴钦博闻强记，他的文采值得取用。蒋修、虞翻的志向气节都很分明。这些臣子里有的适宜任朝臣，有的可以任将帅，他们都通晓时政，熟悉法令，固守信用，坚持道义，具有威武不能屈的志向。他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们的了解很深。所以，当初父亲把他们安排在我身边，我现在由衷地感到父亲的苦心。
我深切地考虑到，现在境外多事，战争不止，我们应该勉励六军将士，以谋求进取。军队是以人为群众的，群众则以财货为宝贝。我私下听说下面郡县有不少地方荒芜残败，百姓生活困苦，奸邪祸乱萌生，因此法令频繁增加，刑法更加残忍，我听说治理政事要顺从民意，法律政令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眼下确实有必要和将相大臣们仔细地选择合乎时宜的政策，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对刑法加以宽缓、赋税加以减轻，适当地取消一些劳役，从而让百姓归心。大臣陆逊对时政忠诚勤勉，献身忧国，尽心为公，有不谋私利的气节。诸葛谨、朱然、朱据、吕岱、张承、孙怡为国尽忠，通晓治国的体制。父亲可以让他们拿出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办法，除掉苛刻烦琐的政策，爱护养育兵马，安抚百姓。五到十年，必能让远方的人欢喜而来，近处的人更加尽心尽力。无刀兵之祸，统一天下便可指日可待。
有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中肯，不掺一丝虚假。所以，楚国公子贞临死前，留下遗言对时政提出告诫，君子认为他忠诚，何况我孙登，还能闭口无言吗?希望父亲大人能留意听取采纳我的意见，孩儿也就可以含笑九泉了。”孙登嘱咐手下人，待自己死后将此信交给父亲，当孙权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无语泪流，老年丧子已经很不幸了，更何况这个儿子非比寻常，他是自己一生的寄托。
孙登死的消息传出来后，豫章太守谢景无法克制自己悲伤的心情，竟然擅自去参加了孙登的丧礼，并向孙权请罪，请求免去他的太守之职，孙权告诉他，你跟太子多年，和其他官员不同，同时又派亲近的使者去慰问他，并告诉他，豫章太守一职没有合适的人选，还是需要他来承担。是时，吴国上下哀痛不已，作为父亲的孙权更是以泪洗面多日。
那么，一位太子的死何以会引起孙权这么大的反应，做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太子孙登在孙权眼里、在吴国百姓心中到底是怎样一个太子呢?孙权为了让其成材，特意安排了诸多才识品德兼备的名臣作为他的宾客朋友，于是孙登遗嘱里所提到的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人被选入东宫，他们陪着孙登研读诗书，孙登若外出，他们就跟着骑马射猎，孙权觉得作为未来之主的孙登应该熟悉近代史，于是就希望他能读《汉书》，并特意让张休去研究《汉书》很有名气的张昭那里学习，回来后再将所学的传授给太子孙登。
孙登与这群大臣相处融洽，经常同乘一辆车，有时候因为听讲很晚，索性就跟这些人睡在了一起，这些人在一起俨然没有师徒、主仆之分。太傅张温跟孙权说，“中庶子这个官职和太子最亲近，他要在太子身边回答太子提出的所有问题，应当任用德行杰出的人”。孙权以为然，就任命陈表等人为中庶子。陈表他们和孙登熟悉了以后，孙登就废除了中庶子的一些繁文缛节。有一次，孙登把陈表按在自己所坐的凳子上，陈表觉得这样很不好，孙登笑道：“您的学问理应坐在我上头。”
不久，孙权迁都建业，征召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孙登镇守武昌，并让他兼任宫府留事，孙登时常出去打猎，本来应该走近道，但为了避开农民的庄稼，他宁可多走几里地。倘若在他打猎的地方有人种地，即使野兽横行，飞禽扑面，他也要换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不想打扰百姓种地。
孙登的母亲出身卑贱，而徐夫人对孙登从小就有养育之恩。后来徐夫人被废黜，住在吴郡，步夫人开始得宠。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与步骘同族，早年“以美丽得幸孙权，宠冠后庭”，且不妒忌，故久见爱待，意欲立为皇后，终因朝臣以徐夫人相抗而未成。步夫人对孙登经常有所赏赐，孙登只是恭敬地接受，从不推辞。徐夫人派人来赐给他的衣服，他必要沐浴之后才穿。孙权要立其为太子时，他却推辞道：“本立道才生，要立太子，应当先立王后。”孙权笑道：“那么，王后，也就是你的母亲是谁?”孙登回答：“母亲在吴郡。”孙权不说话了，他本以为孙登会说是步夫人，徐夫人虽然被废黜了，但在孙登心里，一日为母，终身为母，其恭孝之道，在宫廷那样的环境下实在是难得。
在关于这位仁义太子的传说中，有一件事是经常被人拿出来传诵的，就是弹丸事件。有一次，孙登出外打猎，骑马飞驰时，忽然一颗弹丸从他耳边擦过。众人大惊失色，迅速将其围在中间，另外一批人找凶手。恰好有一人手提弹弓正在四处瞄准，这批人就把此人绑了拖来见孙登，此人已经是魂不附体。证据似乎确凿，孙登的手下决定先将此人棒揍一顿，然后找棵树吊死他。孙登叫人找到了从耳边飞过的弹丸，又把那人所使用的弹丸放在一起比较，发现此人用的弹丸要远远小于那颗弹丸。于是，就把吓得魂不附体的人放了。
孙登手下的人说，即使不是此人所为，必有人要对殿下不利，还是杀一儆百的好。孙登却说，国家有国家的法度，如果我以太子的身份将此人处死，那么，我就是明知此人冤枉而滥杀，我不但犯了国家法度，还留下了骂名，一举两失，你们说，天下的百姓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我和父皇呢?有人曾将孙登辨弹丸一事放进智书里，认为孙登很聪明。其实，但凡是个人就知道应该拿来弹丸比较一下，而这件事之所以被人人传诵，无非是因为孙登的美德，在三国时期，这种行为在一个储君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智慧了，形而上地认为，这该是一种仁德。
此事过去不久，又一件事被史家记载了下来。有一天，孙登起来想吐痰，但找不到了那个可爱的盛水金马盂。本来，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东西，贵重就贵重在它是太子的私人物品。经过侦察，孙登找出了那个盗窃的人，他的手下人还是给他出主意，先棒揍一顿，然后砍脑袋。孙登很生气地将小偷责备了一番，然后让他滚蛋，并且告诉手下的人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当他的弟弟孙虑去世后，父亲孙权痛苦不堪，两天才吃一顿饭。孙登得知此事后，昼夜兼程赶到父亲所在地，对孙权说，“孙虑走了，这是命运。如今北方的土地还没有统一，四海之民都在翘首盼望得到解救。老天把这样的重担子交给父亲，可父亲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反而不思饮食，我真是为父亲忧虑不安。”孙权这才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十几天后，孙权觉得自己没事了，就打发他回驻地。但他却恳求说，“儿子不能早晚向父亲请安，这就是不孝。陆逊在那里，难道父亲还不放心吗?我想再多陪父亲一段时间。”孙权想了想，就把他留了下来。不久，孙权出征新城，让孙登留守，全面主持留守的政务。在此期间，因为诸多地方粮食歉收，盗贼滋生，孙登明确法令，从而防范了诸多想要趁势作乱的人。
在他死后，孙权按照孙登的意思，将另一个儿子孙和立为太子，这位第二任太子小时候就因母亲王氏得宠，很为孙权喜爱，十四岁时，孙权就为其安排宫廷禁卫，并找大臣传授其经传。孙和喜欢学习，对才学之士也很有礼貌，因而很受朝廷内外赞颂，成为太子后，他对政事的处理并不亚于孙登，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却是，因为没有了孙登，才显出了孙和的才能。
早在孙登还是太子之时，因为自己母亲被废黜和自己身体常常感到不适的关系，他常想让出太子之位来。首先是孙权不答应，接着就是朝中但凡有点脑袋的大臣也不答应。因为无论从子嗣继承的传统还是孙登的品德能力来讲，他做太子是唯一人选。
吴主孙权生有七子：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和最小的儿子孙亮。帝王多子本是情理中事，孙权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也算是一明君。早在221年时，孙权为吴王，就把孙登立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孙登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都是三国时的名臣代表，孙权把孙登交给这些人，显然是对孙登寄予了厚望。241年，孙登一死，对于孙吴政权来讲，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当时在东宫的这些人所代表的利益也让后来的孙和与孙霸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
孙登在这些人的熏陶下，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大量关于孙登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他就是一位最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后来在其传末评道：“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在父亲还很健康的情况下早早地离开了，他并没有继承大位，这是他自己的损失，也是孙吴百姓的损失，更是孙吴政权后来出现波折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