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路短命的折寿因素
新华网报道，玉溪市新平县城至三江口二级公路试通车的第二天就发生坍塌事故，导致一辆途经此处的车辆翻下山崖，造成车内二人死亡、二人受伤，公路中断。对于事故原因，当地政府说是单点暴雨所致，属于自然灾害。这些年来，短命的路桥时常见于报章，但短到不足一天的，还是第一次。又一次破了世界纪录，不知道当地政府是否要申请吉尼斯纪录？
不消说，这样的破纪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幸好出事的时候，下了点雨，据说是单点暴雨，顾名思义，雨都下到出事的路段上了。所以，把账算到自然灾害上，最是省事，谁也没责任。就像某些桥一样，只要垮塌，上面有了车，就是车压的。如果没车，过只蚊子，兴许也得被赖上。
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到底短命的路桥为什么短命。原本建的就是豆腐渣，撑不了多久的。有关部门，最大的责任是为垮塌的路桥找个借口。当然，最好是封锁消息，别让外界知道，找机会偷偷修补一下就是。出现豆腐渣工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为腐败。公共工程，难免层层发包，最后施工的人，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要想有利润，唯一的办法是偷工减料，做出豆腐渣来对付。这些年的公共工程，包括某些很著名的工程，做得最好的，也无非是驴粪蛋子外面光，里面多少都会有点偷工减料，能做到几年之内不垮塌，已经可以得鲁班大奖了。
我们知道，所有的工程，都得经过专门和专业的验收。所有的工程，尤其是路桥工程，都是要过车的，人命关天。哪天出事了，想瞒都瞒不住。也就是说，凡是豆腐渣工程，早晚都会出事，一出，往往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是，就是有那么些人，总是前赴后继地制造豆腐渣。这些成批生产的豆腐渣，还都能通过验收。都说，只要利益大了，就可以驱使人甘冒上绞架的风险。我们的国家，对于这些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共工程，还真就是宽宏大度。即使出了事，也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化不了，扛不过了，处罚力度，也尽可能地小。而且，负责验收的部门和人，一般都安然无事。明明腐败了一大串，却只摘了其中一两个人象征性地打一打。
我们知道，世界工程界的规矩，谁做的工程，谁的验收，都是要刻在工程的奠基石上的。出了事，谁该负责，一目了然。真的做了豆腐渣，出事之后，进监狱免不了，连带责任，谁也跑不了。而且从此之后，就再也不能在工程界立足，声名狼藉。我们不用另立规矩，只消按此规矩办，豆腐渣工程就会少很多。
如何面对钉子户？
公共工程遇到了钉子户，这种事，到处都有，中山新岐江路工程的遭遇，一点都不新鲜。的确，这条路涉及公共利益，修成之后也方便民众。但是，就因为一个钉子户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工期一拖再拖。经过法院判决，钉子户已经败诉，尽管还可以上诉，可以预期，这户“钉子”离强行被拔，已经不远了。
虽然说，强拆令人痛恨，几乎人人都同情被拆的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也真的存在借拆迁牟利的人。有人不乐意自己的房子被拆，但也有人盼着拆，一拆，弄好了就平地致富。在中山发生的这件钉子户强阻修路的事件中，从新闻报道看，人们的同情，似乎落到了拆迁者的一边。他们似乎做的所有事都合理合法，而且仁至义尽。暗示了尽管被拆迁的钉子户可以拿到比此前迁走的人更多的补偿款，却依然不肯就范。“耍刁放赖”几个字，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
每个钉子户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拆迁事件都有具体的情况。在外面的我们，无从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也无法判断这个事件的是非。但是，仅就报道而言，负责工程施工，拆迁的一方，所作所为，还是大有问题的。首先，负责拆迁的人并不知具体该拆哪些地方，事到临头，才仓促决定，没有给被拆迁人留下考虑的空间，拆迁人也没有准备。其次，拆迁还没谈好，这边工程设计已经弄好，而且路都修到了钉子户的门口，钉子户坚决不动，想要改变方案都来不及，要改，就得付出更大的成本。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各地类似的工程，都是边设计，边施工，边谈判征地。最后兵临被拆迁户门下，硬逼，也把人逼走。
这个事件的结果，估计十有八九，钉子户得败诉，强拆不可避免。也许，这个地方从此有多了一户上访告状的人，跟当地政府没完没了。这户钉子户坚守的是自己的农村宅基地，农村的土地，不是国家所有，而是农民集体所有。虽然土地管理法规定，这样的宅基地可以由村委会申报当地政府收回，但现在当地的村委会已经发生变化，而且村委会这样做，似乎经过村民大会同意。按《物权法》的精神，保护物权，才是第一位的事，而所谓的公共利益，虽然也很重要，但跟物权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事。在美国和日本，都发生过重大公共工程因为一个钉子户而改建的事，在中国，这样的事则根本不可能。难道，公共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首要的吗？
数据公开，不能徐妃半面
千呼万唤，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捐赠数据平台总算是上线了。虽说是试运行，但毕竟让人有个查阅的出处。不过，当网民兴冲冲上去一看，却发现数据残缺不全，只有捐赠的数据，而捐款的用处根本查不到。即使捐款数据，也乱七八糟，在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前十几天，几笔来自大牌明星的捐款就已经到位。这当然不是明星们能掐会算，可以预知地震，而是捐赠的日期弄错了。连刘德华这样的天王巨星在玉树地震上的捐款日期都能搞错，还有什么不能错的。民众最关心的，其实是捐款的用途，怎么用的，这个项目没有，等于是一个会计账簿，把最关键的支出栏给弄掉了，让人怎么查账呢？这样的数据，即使公开了，除了给网民提供了一个笑骂的靶子，还有什么意义？不仅如此，有记者按照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公布联系电话，联系红十字会，发现几个电话都子虚乌有，根本无法联系。
中国红十字会要做这个数据平台，是老早的事儿了。现在上线，其实严格讲，已经过了它自己规定的期限。尽管是试运行，乱到这个地步，实在也是说不过去的。退一万步说，红十字会在这个事上，至少是不认真的。如果稍微苛刻一点，可以说红十字会根本没诚意，并非真的想做。
郭美美事件出来之后，不用说，红十字会压力巨大。郭美美无论是否真的跟红十字会有关，红十字会不公开透明，黑箱操作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郭美美事件，只是给了民众早已压不住的火气，一个比较娱乐化的发泄机会而已。很难想象，在这样巨大的压力面前，急于洗白自己的红十字会，居然做出来的捐赠数据平台竟然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压力，数据平台能不能问世，还真就不好说。
我们知道，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官方机构，人员都是公务员。但是，即使官方机构，做了公益事业，也要老实一点。既然已经被网民逼到墙角了，公开的时候，就得有起码的诚意。如果自己的屁股上有屎，就得把屎亮出来，然后自己该处理谁就处理谁。别藏着掖着，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没有猫腻，屁股是干净的，那么做数据的时候，就得认真一点。这种大事，领导得亲自挂帅，亲自动手检查，不能再摆官僚架子。既然公开了，就应该做成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靶子，一个笑料。现在的中国，这样的靶子和笑料也太多了，笑过骂过，民众未必真的高兴。
说话干嘛要全面？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得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跟我在某个地方吃同样的菜相比，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如此这般下来，估计听的人如果不逃跑的话，多半是要给你两个嘴巴的。有人会说，说谁不全面，不是在这样的场合，而是正式的开会发言，正式的思想表达。
然而，这样的场合就非得全面吗？开会发言，表述观点，多半是为了表达一种意见。如果真的全面了，意见就被淹没在口水里了。至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某种学术观点，更是片面一点才好。西方有句老话，偏激出真理。其实有道理。一篇文章，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全面是全面了，但大体上等于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人们看不出你意见，你的倾向，这样的文章，作为科普知识的介绍，也许有点用，但作为研究性论文，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可惜，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核心期刊上，充斥着这样的论文。
从小到大，我们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得到的训导，都是告诫我们要全面，说话要周全。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这样做，不得罪人。从应付领导角度，也能讨得领导的欢心。但是，全面的习惯一旦养成，人的创造力也就没有了。我们见了太多会做人，也会做官的人，但偏偏缺乏片面而思想深刻的人，考虑问题片面，但创意多多之辈。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即使有，也往往不得志。经常处在周围人的指责之中，成为人们所谓的“争议性人物”，有点什么好处，多半轮不到。而那些平庸之辈，处事圆到，不偏不倚，肯定能够得到上上下下的赏识，进而飞黄腾达。
片面和偏激，都不是一种缺点，更非罪过。只要不触犯法律，不伤人，就要允许人片面，允许人偏激。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老到，不是周全，不是面面俱到的思维，而是创造性。作为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我们在创造性上的得分，实在是太低了，低到令人羞愧的程度。
校长的堕落是底线的崩溃
向以出菜刀闻名的浙江永康县，最近出了一个窝案。窝案的主角，是永康十二名中小学校长，此案连同教育局长，教育系统总共十五人涉案。其中，十一名校长，已经判刑。校长们集体犯案，是因为做了蛀虫，一嘴拱到了学生的午餐费上。勾结供应学生午餐的不法商人，吃学生午餐费的回扣，少则吃10%。多则吃掉20%。学生对低劣的午餐的抱怨，居然成了校长们进一步勒取回扣的借口，结果，羊毛出在羊身上，学生午餐越来越次，最终激怒了学生家长，纷纷告状，这才东窗事发。
校长也是老师，做老师的坑学生，连午餐费都不放过，宁可看到学生营养不良，也要把自己的荷包装满。这样的老师，还是老师吗？然而，这些年来，这样的老师，居然越出越多。从前，见过有在学生校服上打主意的校长，有私藏巨额小金库的校长，也有上课不好好讲，下课办补习班的老师。越来越多的家长抱怨，孩子一路上学，总是没完没了地应付校长和老师的索需，逢年过节不送礼，孩子都不敢上学去。
老师，尤其是中小学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教育者。然而，我们看到，老师的品德正在以非常的速度在败坏。过去人讲，人世间什么人都可以变坏，唯独老师和医生不能。然而，恰是在这两个领域，道德败坏的现象，层出不穷。
现在的老师，其实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对他们来说，教师这个职业，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饭碗。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是个古老的神话。干什么吃什么，做教师的，就得吃学生。管一个班，吃一个班，管一所学校，就吃一所学校。管，就意味着权力，有权，就要为自己谋福利。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样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会给学生造成何种影响，会怎样给学生年幼的心灵，带来何等的阴影。虽然说，学校里的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跟社会上没什么两样，但往往更加不加掩饰，更加露骨，因为学生年幼，慑于老师的淫威，往往看见了，也不敢说什么。很多家长，也因为害怕自己孩子受屈，也不敢说。据我所知，很多校园里的丑事，就明目张胆地发生在课堂上。有的老师要学生送礼，就在课堂上布置下去。
永康的校长们，用自己突破底线的行为，揭开了校园腐败的一角。事件告诉我们，如果连老师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的龌龊。
阳光拆迁的前提
中山市要成立专业拆迁公司，此后，拆迁办公室将不参与拆迁。因而有人大的领导建议，成立专业拆迁公司之后，拆迁就应该走向阳光化，拆迁补偿也应该阳光化，拆得快多补贴，拆得慢少补贴。
凡是涉及政府的事情，阳光总是好事。但是，成立了专业拆迁公司，真的就可以实现拆迁阳光化吗？所谓专业的拆迁公司，到底是在拆迁技术上的专业，还是在拆迁谈判时的专业，我们还不清楚。但即使在这两方面都很专业，也未必能保证拆迁过程中的阳光。所谓的阳光，按我们的理解，是指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如果仅仅是拆迁时，搬得快的人多补，搬得慢的人少补，不过是多少拆迁者都实行过的“奖惩措施”，何阳光之有？
这些年来，城市建设大幅度提速，大拆大建不可避免。拆迁涉及财产纠纷，涉及各方利益，有时往往利益巨大。所以，整个过程相当复杂。不涉及农村土地的，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户之间，如果涉及农地，则往往有更复杂的产权纠葛。在以往，拆迁过程最不阳光的部分，在于政府和开发商勾结，利用他们跟被拆迁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尽可能压低拆迁补偿，合伙吞掉土地开发后的巨大商业利益。有的就更加恶劣，不是利用政府动用警力，打压驱赶钉子户，就是收买黑社会，实行暴力拆迁。凡是这样做的地方，拆迁补偿一般都给得比较少，很多被拆迁户，拆迁之后根本无法在原地买房，只能迁徙到城市的远郊。很多开发商，宁可高价收买黑社会，或者贿赂政府官员，也不肯多出点拆迁补偿。用他们的私下的话说，就是不能惯着穷人。
所以，阳光拆迁，仅仅成立专业公司，还是远远不够的。有几个前提，是必须遵守的。第一，必须严格守法，充分尊重被拆迁户的物权。第二，要让这个建设过程，从规划到征地再到拆迁的过程阳光化，严格杜绝开发商和政府的私下交易。第三，专业拆迁公司跟各个建设利益主体之间，不能有利益纠葛，也就是说，这样的公司，必须是中立的。所需费用，统一由拆迁办支付，不能谁开发谁特别付费。第四，专业拆迁公司如果跟被拆迁户发生纠纷，法院不能不受理。
虽然不能说有了这样的前提，拆迁就一定会阳光，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拆迁公司无论多么专业，拆迁都不可能阳光。一句话，拆迁阳光，必须斩断开发商和政府之间的私下交易纽带。
阳光依旧照不到的三公消费
几天前，在国务院规定的公布三公消费的期限到来之际，七成以上的中央部委没有公布三公消费，在舆论的压力下，这几天，情况有所好转，那七成的部委总算把自己的三公消费数额公布了出来。从拖拖拉拉，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势看，多数的中央部委其实很不情愿公开自己的花销。迈出这一步，到底是由于上级的严令，还是舆论的压力，不好说。但在公众纳税人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如果政府机关开支总是保持黑箱，无论如何，都是混不过去的。
从已经公开的三公消费数字来看，媒体的印象，一言以蔽之：过于简练。无非几个大项目，下列数字，有的加上一点简单的注释说明。漫说不懂行的民众看不出名堂，就是懂行的专家，也是一头雾水。因公出国经费，若干百万元，去哪儿了？为什么去？几个人？待几天？住什么级别的宾馆？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数字，即使公开了，也是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谈起。公开是为了监督，这样简练的公开，想监督也不好下手。如果各部委的公文和报告能这样简练，倒是好事，可惜，该简练的不简练，不该简练的，却简练到了家。
当然，对于三公消费而言，公布了，总比不公布强。凡事，有初一才能有十五。迈开这一步，下一步就有希望。有个数字，哪怕再简练，再含糊，也就有了监督的可能。比如说，计生委公布的出国经费，看起来相当多。网民就问了，你一个计生委出这么多次国干什么？难道说是出国交流计划生育工作吗？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界上，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好像没有几个。如果公布的项目再详细一点，发现大部分的人去的都是欧美国家，那么网民的质疑声就会更加强烈。
无疑，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第三步，不公开是不行的了。各个部委不要抱有幻想，等着哪一天再收回去，大家关起门来享福。但是，随着公开力度的加大，逐渐阳光下的三公消费，暴露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目前来看，很多问题，其实是结构性的。如果在公开透明的同时，不进行各部委结构性的改革，那么，三公消费的某些问题，其实解决不了。不公开时问题没有暴露，不解决还好，公开了，不解决，在公众方面就说不过去。民意的反弹，会超级强烈。所以，三公消费的公开，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紧跟的一步就是进行行政体制的大手术改革。从这个意义上，公开三公消费，实际上是一种倒逼。行政改革的倒逼。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
在万人瞩目的京沪高铁频繁出故障的时候，行驶到温州的两列动车追尾，三十五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年来，最惨烈的一次火车事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然而，动车追尾，仅仅是一系列重大灾难中的一个。几天前，京珠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被焚，四十一个人，被烧成焦炭。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桥梁坍塌，东南西北，你塌我也塌。再加上多起高烈度的群体性事件。2011年，已经从多事之春，快步走到了多事之秋。
当然，每个事故，人们都能找到炮轰的对象。该为此负责的部门，也尽量会为此找借口推脱，桥塌了，是车压的，火车追尾，是下雨打雷打的，大客车被焚，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破坏等等。这样的托词，基本上只好骗鬼，正常人肯定是不会信的。但是，即使我们追究了这一系列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和部门，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不是。这些年，追究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但该出事不该出事，都出事，事照出。
有人在微博上说，这些年，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跑得太快了。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列车不仅在提速，而且是吃掉了安全系数在提速。速度快到了轨道快要承受不了的地步。虽然一直都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我们的发展，却一点都不科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没有改掉盲目求大，求快，求洋的路数。大干快上的魔咒，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了中国速度，中国的标志。
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好像有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放慢一点脚步，似乎也得到了上面的回应。然而，金融海啸一来，所有的调整都一风吹。四万亿加上各种地方追加资金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国企的钱多得不得了，成百亿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上马。举国上下，只考虑一件事——刺激经济。中国列车，再次提速。到今天，后遗症不仅仅是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城乡二元结构等等问题，都在经济快速发展，一切向钱看中出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的戾气深重。而在上者不思着手从结构上解决问题，即使改革，也只做技术处理，修修补补，哪儿有窟窿哪儿堵。反而只认一个理，提速发展，指望通过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显然，快速发展，并非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现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原有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在初期的发展中，也许可以被得到缓解，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病症就显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没有包治百病，反而使某些病症加剧恶化。一系列的恶性事故，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波及的人也许不是很多，但这只是一个征兆，后面的大事也许还多着呢？有谁能知道，在过去兴建的那么多工程中，有多少存在隐患呢？
把侵略者的罪行钉死在数目字上
在有关抗战期间所有老照片中，1941年6月3日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的累累尸体的那张，是最为怵目惊心的。在那场日军的轰炸中，仅这一个隧道，就死亡将近1200人。在整个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持续了六年零十个月。当年的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所谓的无差别轰炸，不分军事和非军事目标，一味地狂轰滥炸，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轰炸造成的惨状，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抵抗决心。因此，如此长时间高频度的轰炸，造成人命和财产损失，是特别巨大的。
但是，过去我们中国人喜欢讲概数，一仗打完，胜利了，说是杀敌无算。敌人打进来，烧杀抢掠，甚至大屠杀，我们说造成无数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但这无算和无数，到底是多少，我们的记录却都语焉不详。古代如此，在现代发生的抗日战争中，依旧如此。我们的历史记载，充满这样含混的“统计”或者说估计。
这样的状况，到了今天终于出现了变化，经过重庆历史工作者的艰苦努力，经过仔细的勘察，走访和资料查阅，他们终于能够将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定格在具体的数目字上和严格的证据上，不仅调查出日军每次轰炸的时间地点，而且查清了由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伤亡和间接伤亡数目，炸毁的房屋数量，每项财产的损失。
作为二战期间受到法西斯伤害最大的两个民族，犹太人对于纳粹罪行统计做得一丝不苟，精确到了每个家庭，每个人。战争结束以来，他们一直做这项工作，力图弄清每个疑点，查清每个事实。而我们却由于传统的粗疏，马虎得多，很多次的屠杀，只有一个概数。这种马虎，给了日本一些别有用心、一直企图否定侵略战争罪行的人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现在一些否定战争罪行的所谓“研究著作”，几乎都是在数目字上做文章，利用我们统计的粗疏，进而否定所有发生的战争罪行。显然，如果不能把那场侵略战争的罪行，具体精确地数字化，把每个罪证都打成铁案，就无法比较充分地揭露侵略罪行，彻底地驳斥日本右翼集团的谰言。更好地教育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现在的世界是个讲法制的时代，对侵略罪行的审判，远不是1945年东京国际法庭一次审判所能完成的。若想让日本某些受蒙蔽的民众心服口服，对战争罪行进行详尽的调查和统计，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最后的审判才能完成，我们才可以说，未来的和平，有了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的历史工作者，走在了前面，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传统的中国人，每个人家都供一个灶王爷，说是一家之主。但查查神仙谱，这个灶王爷其实是玉帝派到各家各户做监察的，看看下界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因此，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一次，跟玉帝作汇报。虽然说，每个灶王爷像前都有一副对子：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但人们还是担心这位王爷上去之后，说出不好听的话来。因此，每逢腊月二十三前后，都会给灶王爷供一种糖，很黏的饴糖，让他吃个满嘴，上天去，咿哩唔噜什么也说不清，时辰一到，就回来了。
其实，作为平头百姓，哪有神仙有这个耐烦挨家挨户地监管？这样的说法，无非是老百姓对官家的一种模仿或者戏谑。古代的官家体制，各级政府官员，都有监察官监视。有中央一贯到底的，也有各级层层监管的。《三国演义》上张飞一怒之下鞭打的那个督邮，就是郡里专门负责监察县级官员的监察官。每次下来巡视，县里都要毕恭毕敬地接待，稍有不周，自家的乌纱帽就玄了。给了督邮一顿鞭子，刘玄德的县尉就只好挂冠了。这样的故事，还是小说，但后来的陶渊明，在做桃源令的时候，就真的因为不乐意低三下四接待督邮，只好事先挂冠而去，回家种地了。
在实际的官场生活中，刘备和陶潜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凡是来巡视的官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基本上都能受到热情地接待，连吃带拿是必须的。是封口，也是填嘴。如果人家是专门针对某一项控告来的，那需要孝敬的银子一定少不了。这样才能回去报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下界保平安。唐代和明代，皇帝喜欢派宦官下去做监督，监这个，督那个。凡是被派了监督的地方，事先就准备好一份大大的好处，让监督者分肥。所以，凡是上面派下来监督巡视的，就一定可以得到分肥的好处。从来如此，没有例外。
这几天湖北省巡视组在秭归县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巡视组是否二十天花了八十万，还有待最后调查。但网民们心知肚明，政府管接待的人，恐怕也心知肚明，这事多半假不了。至于说这八十万里有没有秭归县的人浑水摸鱼，估计也差不多。接待费用，从来都是这样一笔糊涂账。只是湖北的官人可能会喊冤，到处都这样，怎么单盯住我们不放？就像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说的那样，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盯我一个？其实，只要权力的来源在上面，奖惩的权力也在上面，什么时候，上面来的巡视和检查，监督，或者评比什么的，下面只能好好接待，好好伺候，同时这厢有礼。官员需要监督，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即使在每个巡视的人后面再派一个人，最后也一样会被收买。大不了分肥的名单上再添一人便是。
官场上，有一个最古老的真理：蒙骗上面，总是容易的。给上面来的人塞一嘴的糖，给下面乱说乱动的人塞一嘴马粪，天下太平。
学校变身黑砖窑
一则消息引起学界的震动，贵阳国防学校的六十九名学生投诉，他们入学六天即被派往东莞工厂顶岗工作，三年学习，顶岗工作占了大半，而且工作期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工资却微薄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七个月仅仅收入1300元。平均一月不足二百元。职业技术学校“卖学生”到工厂，会所甚至娱乐场所打工的事，已经有很多了。应该说，比贵阳国防学校更过分的，也不是没有。但如此规模的黑幕被揭出来，可能还是第一次。
其实，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存在着实习异化的问题。学生，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学生需要实习，这没有问题。但对于高校而言，实习的问题是被放羊，原本有实习工厂的学校，关掉赔钱的工厂，让学生自己找实习。找不到就胡乱开个证明顶替，学校明知道怎么回事，却睁眼闭眼。原本是必要的教学环节，流于形式。而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则是把学生当劳动力出卖给工厂，让他们顶岗打工。学校既赚取金钱，也顺便以实习代替教学，一举数得。最恶劣的，前些年还有艺校，把学生直接送到歌厅，从事色情服务的事情。
都说中国大学畸形发展，真正缺的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技工。技工固然需要实习，培养具体的动手能力。但这样的培养，必须跟教学配合起来，实习是教学的一个环节，而非顶岗打工。顶岗打工，实际上是把原本缴费上学的学生，当成了廉价劳动力，而学校和工厂勾结，合伙榨取学生的血汗。对于学生技能和技术的培养，并没有多少益处。如果长时间做一种流水线上的工作，还会导致学生动手能力的退化。
学校本是培养人的地方，但是，这样的地方，已经严重异化。蜕变成为一种无视学生尊严和未来的谋利机器。学校成了包工头，而且是打着老师名义的包工头。他们比真正的包工头更加贪婪，更加残忍。试想，在当今民工荒的时代，有哪个地方能请到一个月不足两百元工资、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工人呢？但是，在我们的教书育人的学校里就有。黑到这个地步的学校，还能叫学校吗？可悲的是，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现实。类似唯利是图，唯钱是举的学校现象，其实比比皆是。一方面，是学校的高度行政控制，一方面，学校却像一个黑心的黑砖窑。权力和金钱在昔日的净土如此奇妙的结合，能生出什么怪胎？只有更坏，没有最坏。
不能让经济改革停滞在瓶颈上
温州出大事了。一向号称民营企业龙头的温州，2011年4月以来，已经有二十五个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跑路”或者跳楼。所谓跑路就是丢下企业自己逃走，对于一个知名企业家而言，这样的选择，跟跳楼也没多大区别。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浙江已经不是新闻了，记得2010年宁波和绍兴也有这样的事情，只是没有今天这样成群结队而已。
温州民营企业的危机，一般说来都是因为资金链断了。民营企业从国有银行贷不到款，只能求助民间的高利贷，利率高得吓人，一有风吹草动，还钱不上，只有跑路或者跳楼。也有人说，温州老板这些年来实际上无心经营产业，全副精力都在炒楼，楼市不利，资金抽不出来，由此才导致眼前的危机。也有人说，现在国有银行对民企的贷款利率特别高，条件特别苛刻，还款还得优先，届时还不上，就得借高利贷，结果饮鸩止渴，最终有一天被利率日渐其高的高利贷所压垮。
其实，民营企业贷款难，是一个老问题了。不止温州，其他地方的民企，也都有依赖高利贷运转的。近些年民企经营环境恶化，稍有不慎，企业就会陷入破产的境地。都说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其实并没有走完自己该走的路，很多领域都没有开放，行政垄断，依旧是个过不去的拦路虎。换言之，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在自己的瓶颈部位停了下来。人们都知道，现在在国有银行存钱，实际上是赔钱，但是，民间的游资又很多，浙江这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游资就更多。这么多的民间游资，没有一个拿得上台面的平台投资放贷，只好涌进高利贷甚至抬会这样的非法渠道。非法渠道的房贷利率，只能是不合常理的高利贷，因为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房贷带有赌博性质。经济状况好还凑和，状况一不好，种种问题都会出来。
开放民间金融业，早就是经济改革的应有之义，在浙江，就是当务之急。有消息说，温州放高利贷的人，多半都是有实权的官员和家属。他们利用权力跟银行勾结，弄到贷款，然后对企业放高利贷。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就说明，金融不开放势必导致权力经济泛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样泛滥到官员手上的权力经济，必然是压垮民营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工作车到工作船
浙江省国税局造了一艘豪华游艇，至少从下水照片上看，外观上很像豪华游艇（据微博上传出来的游艇内部照片，更像）。浙江国税局说，那是千岛湖税务局的工作船，专门为了对千岛湖众多岛屿征税用的。可惜，据东方早报的记者对众多岛屿的经营者的采访，这些人好像缴纳税款从来没有跟工作船打过交道。于是，这样的工作船究竟做什么工作，就成了谜。
当然，这样的谜，谜底从来不难揭开。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单位喜欢进口日本车，中央紧急下令，国家机关和国营单位，不许用进口轿车。于是日本就出产了一种“工作车”，专门出口中国，这样的车，基本上还是轿车，只是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车厢，仅够装几箱饮料或者啤酒。一时间，大小单位，都纷纷购置这种工作车，马路上随处可见。这样的车，到底怎样工作，跟现在国税局的工作船一样的。
领导的享受，无论怎样奢华，严格地说，都是一种工作需要。因为，领导就是国家的人，在理论上，就是为了工作而存在的。在很多年以前，到地方上去调查，发现很多单位的领导，根本不会用电脑，但却配给了最贵的笔记本电脑，一直放在那里，有的人甚至连一次没开过机。不消说，这是工作需要。至于给领导配车，从乡镇到县里各个科室、局、部，主要领导都有专车。公车在中国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实权的单位还嫌不够，从企业借，一借就不还，而且车的档次还高。不消说，这也是工作需要。反正你不能说配置了高级轿车，车的速度不够，没有公交车快。领导出行，只要远一点，无论级别够与不够，只要单位有钱，肯定坐头等舱。大学校长们，一听说要取消行政级别，坐不了头等舱，马上如丧考妣，大叫不公。我们相信，这都是为了工作需要。不要说什么韩国日本还有国内台湾没有多少公车，也不要提那个国外的要人坐了经济舱。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坐落于千岛湖这样的地方，钱多得没处花的国税局，如果没有一艘像豪华游艇似的工作船，对于工作是多大的损失呀。
老外在中国生活，最大的困惑是国人总是喜欢混着来。公和私不分，工作和休闲也不分，享受和劳作更不分。看上去是享受的事，其实一打听，人家是在工作。有法院院长业余时间跟不是妻子的女人开房，都是在工作。公务员喝酒喝死了，也是因公殉职，因为吃的是公务餐。北洋时期，政府要员谈公务，喜欢去八大胡同，不去胡同，什么事也办不了。现在据说办公事，得吃公务餐，还要漂亮的女下属作陪。总之，都是工作，没有休息日，没有假期，领导真累。所以，我们需要工作车，更需要工作船。
反腐倡廉靠什么？
反腐败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主题，这些年来，反腐的新招数很多，有家属反腐，情人反腐，二奶反腐，林林总总。有的见诸正式的文件，有的只是网友的调侃。中山市纪委要招募反腐倡廉的志愿者，成立“廉洁家园”志愿者服务总队，看上去好像有点新意。说宣传廉政文化有点空，不过政府的事，有多点人专门盯着，总比纪委坐等案件上门要好些。
但是，不管这样的志愿者叫什么，听起来，总让人感觉是纪委的腿，说好听点，是手足，反正是为纪委工作的人。中国的反腐工作，靠扩大纪委，或者延伸出些志愿者，就可以大功告成吗？我想，即使是再自信的人，恐怕也不会这样乐观。别的不讲，如果碰上跟纪委平级的贪腐者，纪委尚且束手无策，志愿者该怎样做工作呢？
古今中外，若要反腐监督有效，一则体制内的权力制衡，二则体制外舆论监督。放在中国古代，就是跟行政体系平行的监察机构和乡绅舆论向结合，凡是这样的机制还有效的时候，王朝政治就比较廉洁，反之，就贪腐横行。在今天的中国，一则要激活人大和政协，让这两个名义上有权，但实际上空转的机构，真正起到监督行政机构的作用。激活的办法非常简单，只要落实人大代表民选，就肯定能奏效。由选民选出来的代表，即使不职业化，没有任务，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肯定会有监督政府的动力。这样的代表，后面有选民的压力，比任何志愿者都要强。第二，要开放舆论监督，让市场化的媒体介入。市场化的媒体有争民众眼球的压力，只要政府把门打开，不设条条框框，这样的媒体，也一样有监督的动力。
凡是有资格复辟的人，大抵拥有权力者。监督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有风险的。靠招募志愿者，也许一时新鲜，他们会有点积极性，但是，日久天长，障碍重重，动力就会越来越小。要想保持他们的积极性，除非给予物质和金钱的刺激。这样一来，所谓的志愿者就近似成了线人或者特务，流弊很多。所以，要想让反腐倡廉真正有效，把中山市变成廉政家园，唯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经实践证明过的办法，让民意代表和媒体来监督。
腐败PK制度
一说起腐败，人人痛恨，然后的事就是必然的了，上面肯定说要加强反腐。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腐败似乎是越来越猖獗。1979年的时候，一个王守信，贪污了五十万，就是天字第一号贪污犯了，今天呢，如果要争天字第一，恐怕得五十个亿才行。这些年来，别说上面没在制度上下功夫，仅仅打措施方法的主意。当今之世，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多的监察监督机构呢，纪委、监察、审计还加上反贪局。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手，成年累月地忙活，但是，腐败却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PK制度，至少在目前，腐败是赢了。
在一次新华社召开的内部座谈会上，我曾说过，现在的腐败，是一个制度结构的问题，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不管设多少机构，怎样加强措施，都反不了腐败。古代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低俸制，一个七品知县，一县的长官，每年薪俸四十五两白银。如果不肯吃糠咽菜，基本上无论如何都养活不了一家大小。然而这样的低俸的官员，却是掌管一县，唯我独尊的县太爷，权力相当大。每年全县的赋税和全县人的诉讼官司，都归他一个人全权负责。而制度上存在的监察机构，又管不到这个层面。所以，官员们几乎挡不住地会拥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每年征税和诉讼的陋规，就足以把县太爷养得很肥。有贪心不足的，还会染指黑色收入，自然发得更狠。这样的事情，皇帝心知肚明，基本上是放任不管，要抓，也只抓那些贪得比较狠，而且民愤比较大的。但是可有一样，在这样的制度下，几乎所有的官员，在理论上都有贪腐问题，只要上面想动你，一动一个准，所有的借口，都是贪污。
当今之世，由于经济的发展，官员的权力，无论人、财、物，都比当年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虽然经过几次调整，官员的工资已经不能算是低薪了，但比起国企的管理人员，还是要低得很多。很多中西部地区，地方干部的工资，说起来相当可怜，而且据说还经常拖欠。官员权力很大，每日有很多的钱过手，很多的机会可以抓。对于一把手来说，更是如此。这些机会可以拿到的好处，跟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起来，简直就不能比。与此同时，所有的监督又不怎么有效。很多官员都说，现在只要把媒体和网络防住了，就基本上没事，各种监督机构，很好应付。在这种情况下，让官员们不涉贪，近乎于把一个生理状况正常的壮汉和一个裸体美女关在一个房间里，关进去的时候，非常严肃认真地吩咐，要壮汉不许乱动。
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但这个问题本身，却相当简单。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人的贪欲，在没有被遏制的情况下伸出了自己罪恶的手而已。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古今中外，无非就是两种方式，一是釜底抽薪，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二是加强监督，多点眼睛看着。
釜底抽薪是个好办法，官员权力小了，什么事办不了，自然就没有机会贪污了。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这一轮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现代化，政府是现代化城市化的火车头。要想一夜之间把中国变成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的世界，基本上不现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在改革前，基本上是有国家无社会的一种特别状态，这些年之所以人们可以谈谈社会了，其实这个社会不过是这些年刚有点苗头。所以，奢谈大社会，其实有点不着边际。如果把目标改成在今后建成中社会中政府，也许还靠谱一点。相对于政府，社会还是一个小孩子，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刚刚问世的。不管社会学的专家乐意不乐意，在现在的中国，拉动现代化的政府，实际上就是这个孩子的保姆。
按道理，保姆是应该辅助孩子长大的，就像古代美好的传说那样，周公辅成王，成王长大了，周公就得还政。可惜，美好的故事永远只是故事。现在的现实就是，周公不想让孩子长大成人，周公不打算归政，依旧想自己包办下去，控制下去。在经济建设中，市场已经成型了，政府却还在起主导作用，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不仅不逐渐弱化行政干预，反而越来越加强。说行政垄断也许有点伤人，但作为裁判的政府，就是一屁股坐在国企一边，不仅设置人为的门槛不让民企进入，而且帮助国企大肆进入竞争领域，大力度挤压民企的空间。在社会领域，还是用政府包办一切，不仅农村的村民自治正在消亡，连城市居民的自治，也很难成长。各种NGO组织，无论怎样挣扎，都逃不脱另眼相看的命运。各种自治性的宗教团体，也很难发展，发展起来也不让干事。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大政府是暂时免不了的了，各种审批权，即使要想撤销，也很困难，但是，一个大政府，能不能仅仅限制在做裁判的功能上，把做运动员的功能削掉，不要老是想包办一切。
包办一切的政府，权力是大，但贪腐的机会也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也强烈。事实上，事也办不好，甚至一团糟。事办不好，贪腐又多，官民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冲突愈发激烈。这样下去，官就不好做了。都说，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把，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政府要想过上好日子，第一步就是要削自己的权，限制自己的功能。这是政府这把刀的生存需要，本质上，还是受社会受百姓压力的结果。
遏制贪腐，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古今中外，但凡有权力的地方，就必须有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的政府，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平行的权力制衡，制衡者只有一个，就是上级，归到最后，只有最高权力当局才操心一切。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中央出面才能解决。一个县的问题，也得中纪委出面。显然，这样的制衡，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古代，中央各部到地方政府，也都存在平行的监督机构——御史台和谏议机构。位置再高的地方官，也害怕都老爷（明清御史的代称）给盯上。当然，体制的监督，最好最合适的，还是民意代表的存在。就现在的中国而言，无论人大代表是否常任制，只要能激活这个机制，让代表真正来自民众，代表民众，所起的监督作用，都要比现行的监督机构要好得多。
监督的另外一翼，是舆论。古代社会，御史的运作，离不开乡绅的舆论，御史往往通过乡绅的网络，获取贪腐的信息。所以，只要御史和舆论结合得好，政治就清明。但是，时间一长，御史被收买，监察就会停摆，乡绅的舆论，就起不了作用。但是，近代出现了媒体，媒体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所以，舆论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媒体的监督。
晚清新政，经过苏报案之后，朝廷意识到了对于媒体不能用老办法管制。最后开放报禁，各种报纸兴起，纷纷把矛头对准官府，有点事就大惊小怪地大肆报道。但说也奇怪，晚清到了新政时期，原本吏治已经相当腐败，到经过媒体的阵阵炮轰，不仅没有把政府轰垮，反而使得吏治逐渐变得好了起来。要知道，这里不仅有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民办媒体，还有革命党人办的，专门“恶意”给政府找麻烦的报纸，比如像民呼报，国风日报。即使是恶意攻击，可能对被攻击的某些官员造成麻烦，让人很不舒服，但对于政府总体上，却起到的是一种加分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因为有这样挑剔的媒体在，无孔不入地找麻烦，官员就是有心贪腐，也会畏惧三分。这样一来，吏治不可能不变好。后来尽管1908年西太后死后，清朝的新政步入了歧途，引发了革命，但尽管如此，这场革命也只是上层革命，底层百姓并没有参与，在革命中，也很少出现老百姓趁乱打官戕官的现象。说明在那个时候，官民矛盾，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相反，在此前的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官吏被民众打杀，甚至剥皮萱草点天灯的事情，非常常见。
中医治病，讲究的不是如何医治，而是调理。即把有病的身体机理，调整成无病的状态。这个过程，单纯的用药是不行的，需要改变的是病人自身的身体和精神。这种改变，最需要的是病人自己的配合，调动自己的积极性，自身的潜力。
富二代，官二代与名二代
这些年来，“二代”的概念特别流行。有各种各样的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还有穷二代。最近，名二代似乎很抢风头。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十五岁的儿子，无照驾驶，还行凶打人，这个消息，连续好几天占据着网络的头条和媒体的头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像李双江儿子这样的名二代，其实也是富二代和官二代。但如果他仅仅有这俩身份，估计媒体的热度不会如此之高。名二代出事，显然会得到特别的关照。没办法，有个名人老子，尽人皆知，媒体有看点，想让人不炒都难。
这些年，富二代，官二代和名二代似乎声誉不大好，不出名则罢，一出名就是负面消息，不是飙车，就是跋扈，就是萝卜招聘，越级提拔。这样的二代，原本处于社会的高位，动静大了，难免不扎眼。其中，最扎眼的，就是名二代。像李双江儿子这样，小小年纪就沾老爸的光，抛头露面，在电视上风光，做了坏事，被人认出来的机会很高。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老子牛了，子女沾光，是天经地义的事。尤其那些有权的官二代，在帝制时代，一般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托庇于老子的福荫，无需考试，就可以直接做官，这种做法，制度上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荫官。老子的官如果做得足够得大，儿子进入官场，就算什么都不是，一样会被人高看一眼。老子只要余威一直，大树底下好乘凉，儿子的仕途就会相当顺利。同理，商人如果做大了，儿子接茬做，也会得到爸爸的老关系的照顾。至于名人，在那个时代，多半是有官衔的，在名人的光环里，儿子多少也会沾点光亮。这种现象，用吴钩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二代，实际上拥有了老子的隐权力。这种现象其实不止限于儿子，实际上所有跟权力沾边的人，都可能获得这样的隐权力。否则，女主就不可能当家，外戚就不可能专权，宦官就不会总是惹出祸来。当然，即使在现代的发达国家，老子如果有了光环，也或多或少能惠及一点后代。只是，没什么人会一直凭着老子的余荫过日子，老子的余荫，也管不了太多的事，真要总是吃爸爸的饭，他们的二代感觉丢人。老子的那点影响，还构不成权力。隐权力的扩散和私相授受，是那些落后国家的特色性现象。
富二代有钱，开豪车，戴名表，哪怕放肆地挥霍，都是你的权利。严格地说，没人管得了，也不干别人的事。但是如果超速飙车，就不对了。如果撞死撞伤了人，再凭借老子的钱和关系摆平，那就等于有了特权，不仅违法，而且危及社会大众了。同样，官二代如果依仗老子的权势横行霸道，做戏里衙内做的恶事，则更是赤裸裸的特权。至于凭借老子的权势接班，老子英雄儿好汉，变相世袭，惹起的众怒，恐怕不仅非官二代之福，也非体制之福。自然，像李双江儿子这样的名二代，无照驾驶，花大钱违规改装宝马，出手打人，把违法的事情干了一串，激起民愤，更是当然。他敢这样做，特权两个字，要负很大的责任。
民众反感特权，痛恨特权，但在上面的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后代，却都对特权习以为常，非常享受。二代享有的隐权力，实际上都是一代明里暗里私相授受的。在现今的体制下，这样的私相授受，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虽然在理论上不合法，但我们的体制却不大有遏制这种私相授受的能力。只要不出大事，只要不出人命，只要不闹得尽人皆知，基本上没有关系。举一个小例子，在二十几年前，就有媒体曝光用公车接送官家子弟的事，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事情还不是照旧，一丁点都没有改变。从某种意义上，二代的特权，在我们这里，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上层关注的问题，血统论，从来都没有被批倒批臭，帝制时代的传统，在某些场景下，闻着也许有点臭，但吃起来很香。
李双江儿子出事，被网络和媒体揪住不放，也许感觉有点冤，其实，作为富二代、官二代和名二代三合一身份的他，既然平日可以沾老爸的光，眼下闯了祸，顺便沾光出点臭名，也是该着。什么时候，我们的牛人们不仅自己学会了低调，而且让后代也学会了低调，情况也许会有好转。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特权尚在，这样的低调，上面的人是学不会的。
公益慈善的逻辑
在政府主导的公益慈善事业越来越遭到人们诟病的时刻，一个媒体人和他的团队，居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募集到超过一千六百万的善款，为七十七所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免费提供一顿免费午餐。而在此之前，这些山区的孩子，中午只能饿肚子，或者买一点学校周边小卖部的伪劣食品充饥。
媒体人邓飞是个像浑身装满弹簧干劲充沛的小伙子。他和他的团队的成功，首先基于他们自己的公信力。做了十年的调查记者，没有人怀疑他的正义感。同时，他和他的团队，在从事这项事业的时候，原本是可以动用善款，但是他们却自己付出，既付出劳动，也付出金钱。从本质上说，邓飞他们是一群慈善事业的自愿者，一群充满爱心和献身精神的自愿者。当然，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全职做慈善，报酬还是应该拿的，但是他们这种献身奉献精神，却是慈善事业所必须具备的。
我曾经说过，慈善捐助，是人类社会最柔软的部分，很容易受伤。一旦伤了，是伤不起的。怎么才能让人们不受伤，唯一的逻辑是设法让人放心。因此，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团队，是必要的条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国家相对于社会，比较强大，因此，人们对政府或多或少还是相信的。当人们不相信政府的时候，就只能相信社会上具有公德心的人。一个社区的公益慈善，人们相信当地的乡绅，而更大范围的非熟人社会里，人们就只能相信那些被各地乡绅都认可的大人物。这样的人物，不知光有知名度，而且还要有善心，有具体的慈善业绩。民国时节，最有号召力的慈善人士，是杜月笙，原因很简单，因为杜月笙持续不断地做了十几年的慈善事业，每年都会捐出大笔的善款，救助穷人。
让人放心的第二项条件，是事业本身的透明公开。邓飞和他的团队，采取了一切可以保证公开透明的方式，推行他们的事业。微博直播，微博监督，淘宝拍卖。用邓飞的话说，就是凡是涉及钱的，都是公开透明的。接受捐款的学校，必须公开账号，开微博，不公开不拨款。
据说，眼下政府已经准备接手这项事业了，但愿，政府在做这项事业的时候，也能像邓飞和他的团队那样，遵循慈善的逻辑，把事做好。
官道独木桥和阳关道
西哲马克斯·韦伯算是对中国有点研究的人，他认为，在古代中国，做官是一项收入最为稳定也获利最丰的职业。不用说，这话有道理。但是，正因为如此，在多数王朝，做官之路，都是独木桥，要经过考试，层层选拔，名额有限，混进干部队伍，大不易。
唐朝的科举，名义上有很多种，但出息最好的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其中进士最好。但中试之后，依然得从八、九品的小官做起，没有格外的好运，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只要朝政没有太大的混乱，官员的编制相对固定，爬到高位，相当困难。到了明清，进士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台阶，中了之后，做官的起点也相当高，差不多就是一个七品的主事或者知县。但进士考试三年一次，录取名额多则五六百，少则三四百，机会更为难得。虽然有捐班之一途，但平时寻常不开，即使开了，捐来的官，上上下下都看不上，升上去的机会也不多。
官帽子金贵，但得到这个帽子的途径，是独木桥。虽说摔在桥下的人不少，命运悲惨，好些人考了一辈子，什么都耽误了。按道理难走的独木桥本身，总是能遏制住一部分人的做官欲望，逼得大多数人转换方向，在别的职业上找出路。只是传统社会政策上重农抑商，从事工商业，即使发了财，社会地位也高不了，保障也差。而从事农业，获利又不多，即使很大的地主，每年的收益，也抵不住做官带来的好处。所以，只要有大志，说什么也得往官途上挤，挤进去，才会有出息的可能。所以，传统的王朝时代，最优秀的人才，只能在官场，或者官场周边，从事其他行业者，很少有优秀的读书人。官途独木桥的设计，只是保证了官场不会人浮于事，过度膨胀，并不能特别好地起到社会行业分流的作用。一旦王朝末岁，官场规矩大乱，就会有大批的人涌进官场，使得腐败加速度，进而加速王朝的垮台。
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将做官变成一个寻常的职业，或许稳定，但收益绝对不大。所以，发达国家最好的人才一般是不会做文官的，像美国，做公务员的人，大多是社区大学的毕业生或者中学生，因此政府机构效率不高。好在那里多数的事情，也不劳政府来办。强大的市场和社会，吸引了最多最好的人才。毕竟，一个社会的进步，不能依靠政府来拉动。政府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不是科技发明的主体。
现在的中国，从道理上讲，已经相当发达了，许多大城市，在外观上，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发达。但是我们的官场，却依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大批的人才，包括在海外受过教育的海归，都往官场里挤。一个高中生就能做的职业，往往要用博士，起码也得用硕士研究生。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务员队伍，都在不可遏制地膨胀。一个不大的县，官员就得有一两万人。官员的入口，也相当模糊，说严也严，说不严就不严。改革三十多年，社会变了，但唯有进官场才有大出息的境况没有变。不用说，这样的话，即使在今天这种行业分工如此之细的时代，其他行业的发展，依然会受到这种官场现状的强烈制约。
这样的官场阳关道，对中国，不是好事。
何以全民焦虑？
心理医生告诉我们，现阶段国人最大的心理问题，是焦虑，据统计，我国十五岁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十七%，其中抑郁症约为5%，焦虑症约5%，药物、酒精等物质赖症约5%。（2011年10月23日，《工人日报》）还有消息说，50%的人不同程度地有焦虑症状。富豪焦虑，穷人也焦虑。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各行各业，就没有不焦虑的人。各式各样的精英外迁风潮，跟焦虑也不无关系。
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最缺乏的是安定感。
社会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虽然贫穷，生活单调，但安定感却比较充足。因为在那种社会，人生下来能做什么，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类似于封建制一样，士恒为士，农恒为农，工则恒为工。改变身份和命运的途径，除了当兵，就是上大学，而上大学，还有一段中断了。人们无需担心市场的变化，使自己的产品价格暴跌或者暴涨，也无需操心市场的变化，让自己的投资血本无归。没有炒股，没有炒楼，没有放贷和收贷。小孩到哪儿去上学，都是固定好的，无需操心择校。大学毕业去哪里，也是定好了的，自己操心也没有用。一旦从计划时代转为市场时代，一切就都变了。人是富裕了，但不安定感却成倍地增加。投身于市场的人们，的确无法判定自己明天会怎样。好像一夜之间，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未知数。
市场经济，就是有着比计划经济更多的不确定性，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但是，我们今天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正处于转型有关。一方面，习惯于计划经济的人们，还多少有着旧时代的痕迹，另一方面，新社会并没有完全成型，基于市场的秩序，还没有建好。整个社会的规则，还没有走上法治的轨道。欲望被压抑久了的人们，发财的冲动，却又异常强烈。所有人都想越轨行事，发了财的人，合法性不足，没发财的人，受剥夺感增强。贫富之间，官民之间，既缺乏市场的制约，也缺乏法律的调整。贫富贵贱，所有人都角色错位，无法各安其位。即使发了大财，身处高位的人，也不敢预期自己日后会怎样，如果一旦栽了，会不会得到法律的公正对待。
社会缺乏必要的秩序，上升的秩序，转身的秩序，裁判调停的秩序，人们对什么都不信任，政府，政策，法律，缺乏安定感，是必然的。若要人们不焦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设法规范社会的制度和秩序，让人心定下来。
稷山政务的古风
山西稷山是个古镇，从名字就可以知道，所以好多做派很有古风。据该地官方的“平安稷山”在微博上自己宣称，2011年年8月16日，当地警方接一商家报告，有一老人在他们那里复印了大批材料，有上访的迹象，于是警方迅速出动，将意欲上访的老人石某“稳控”，并“当场收缴信访材料60余份”。在这里，说什么公民有上访的权利，质疑“稳控”是否涉嫌非法拘禁，收缴人家自己打印的材料，有何道理什么的，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但截访却是它们的基本政务。在某些特别的时刻，不惜代价也要把人截住，这个代价，似乎也包括其中政府名誉上的损失。不过，人家稷山县既然敢堂而皇之地把这事放到微博上来说，说得津津有味，义正词严，就说明人家根本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做历史的人来说，关于此事，我最感兴趣的是它古风犹存。说古也不远，就是明代。我们知道，明代存在特务政治。朝廷有锦衣卫，有东西厂，最盛的时候，还设立过内行厂。无论厂还是卫，里面都是特务，拥有特权，可以不经司法程序，绕过刑部、大理寺，擅自拿人，锻炼成狱，即使取人性命，也是轻而易举。特务政治的运作，第一要有来自上面的授权，第二要有底下社会中人的配合，尤其是商家，尤其是服务业的商家，车、船、店、脚、牙的配合。没有他们的情报，特务再牛，也施展不开。那时候，大臣的家丁，没准就是厂卫派来的，所以，大臣回家发句牢骚，说不定皇帝第二天就知道了。还有笔记记载，在太监魏忠贤当政的时代，有三人在饭馆吃饭，两人大骂阉党，一人劝阻，不一会儿，在众目睽睽之下，骂街的那二人就被抓走。当然，特务肯定没在饭馆盯着，告密的是饭馆的老板或者跑堂的。
虽然古语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但是，我相信，无论古今，商家都不是喜欢生事的人。按照商业的逻辑，断没有把自己的客人，出卖给政府的道理。明代的饭馆老板和今天复印店的人，之所以这么干，多半是出于无奈，一种很深的无奈。显而易见，如果他们不这样干，那么被拿走的人，兴许就是他们自己。别说买卖了，连自己都得身陷囹圄，在明代，还可能把小命给丢了。用这样的手段建立的“情报网”，或者说告密网，的确是天罗地网，疏而不漏。人们要想做点政府不喜欢的事，比如上访，那根本就不可能，这边复印还没完，那边警察已经出动，人就被“稳控”了。
利用人民群众的“觉悟”（实际上是恐惧），让他们互相监督，或者互相监视，古代还有一种办法是保甲连坐制度。把家家户户都编在保甲里，规定如果发现邻居有出轨之事而不举报，事发之后，即以出事人家的罪来惩罚之。可惜，这样的好制度，在中国一直都官场不好，总是开始认真几天，过后就稀里糊涂。毕竟，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这样赤裸裸的连坐告发，面皮抹不开。不过，公开的撕破脸面不行，暗中的告密，却可以盛行起来，这也是为何特务政治总是可以得逞的原因。国人的规矩是，只要不是熟人，彼此做什么，都无所谓，道德，只在熟人中间讲一点。如果是熟人，公开的整不合适，但暗中下绊子，却有一种莫名的快感。由此，特务们就有了自己的眼线，政府不喜欢的人，一不留神，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对于任何人而言，生活在这样的汪洋大海之中，都不是好玩的事，商家尤其如此。逞一时之兴，以后时时不舒服。
无疑，这样做，对于统治者来说，的确在短时间内可以建立某种秩序，一种人人自危的秩序。这样的秩序，会很整洁，很森严，很像模像样。但是，这样的秩序，不过是特务政治的秩序，不管看起来有多么的稳定，其实都是不可靠的。道理很简单，再强大的特务政治，都是体制的蛀虫，制造出的稳定，只不过是吸毒之后的幻觉，最终会导致体制的迅速崩解。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鉴表识官员
微博上出了一个鉴表专家，专门鉴别官员戴的手表。此人的网名“花果山总书记”，只要发现网络上有官员戴表的照片，就会认真辨别这表是什么牌子，价值几何。如果一时有拿不准的，还会抠下图来请教专家。过去有个说法，闻香识女人，现在我们这位博友，是鉴表识官员。不是为了鉴表，也不是为了炫耀他关于名表的知识，而是通过鉴表，告诉人们，我们的官员，有多么的富有。
当然，官员富有，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一个年收入不足十万的官员，却戴了一块价值几十万的百达翡丽，或者欧米茄名表，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关部门有兴趣查一下，也许这样的官员家里这样的表会有几十块，另外还有成捆的钞票，或者几十处的房产，以及所有名贵的玩意。当年南京的周久耕先生，就是因为手上的一块名表露了陷，最终被关进了监狱。所以说，通过鉴表鉴定出来的官员富有，背后其实是贪腐。
不要怪我们的官员不低调，也不要说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才戴几十美元的表。中国的国情，就是如此。项羽说过，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得意了，就是要鲜衣怒马，夸耀于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炫耀，本身就是做官的价值，跟坐好车，住大房子，享受种种特权一样，都属于官员自身的附加值。能让官员低调的，只有他们的上级。秦始皇时丞相李斯仪仗车马过盛，只有秦始皇不高兴了，李斯才会轻车简从。但轻车简从不意味着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车马和仪仗，只是想办法别让皇帝看见而已。微博鉴表现象的存在，客观地说，已经增加了官员的风险，也多少遏制了官员这样的享受，让他们不得畅快淋漓地炫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现在官员的上级，还在乎官员的行为，过于高调的表现，很可能会遭致惩罚。也就是说，官员不是怕微博，而是怕曝光之后，上级不高兴。
尽管官员们整体上的警觉度已经大幅度提高，有的人已经不戴手表了。但是，不戴名表，不等于就没有名表，低调的贪官，依然是贪官。同时，网民们的胃口也大幅度增大，现在发掘出一块戴在官员腕子上价值十几万的表，已经不足以让他们兴奋了。种种迹象表明，靠鉴表顺便反腐的路径，很快就会此路不通。有消息说，那位“花果山总书记”的博友，现在鉴表的积极性，已经有所降低。
即使鉴表的人始终存在，网民的热情也很高，靠这种办法反腐，实际效果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最大的作用，是起到一点热闹网络的作用。这样的反腐，实际上表现了我们反腐事业本身的无奈。跟同样热闹的二奶反腐，小三反腐一样，无非就是热闹而已。没有权力的制约，没有开放的媒体监督，没有实际的民意代表的监督，贪腐是无法真正被遏制的。微博是个好东西，它的存在，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色彩，对于监督官员的行为，也有了新的途径。但是，我们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微博，得到人们高度认可的微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两个彻底”与两个宽容
渤海漏油事件，自2011年6月4日暴露，迄今已逾三个月。尽管舆论纷纷攘攘，中国国家海洋局也多次下令责任方美国康菲公司彻底查清漏油风险，封堵漏油源，但是，三个月来，康菲公司生产不停，漏油不止。这两天，央视报道，康菲公司的员工说，原本公司执行海洋局的“两个彻底”指令，就是骗你们的。随后，康菲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的员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央视的录音有假。
不管央视是否造假，但是康菲公司的油井一直在漏油，大面积地污染了渤海，造成了依赖海洋为生的众多产业严重的损失，却是不争的事实。显然，问题不在于央视还是康菲谁说了谎，关键是，一个石油公司，何以能如此肆无忌惮，三个月来，坚持边漏油边生产，根本置中国国家的生态环境于不顾，拿中国国家执法机关的法令当儿戏？况且，有关的调查指出，此番康菲公司的漏油事故，原本就是非常低级的错误，很难想象一个国际大公司，能犯这样低级的责任事故。但是，人家就犯了，而且并没有多少改正的意思。
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事故过程中，尽管中国国家海洋局有“两个彻底”的指令，但康菲公司的生产环境中，却存在着两个宽容——对利润巨大的公司污染事故的宽容，以及对大型国企和跨国公司的宽容。
在康菲公司的背后，站着中国石油三巨头之一的中海油，作为康菲中国公司的大股东，自康菲公司出事以来，中海油开始隐身不见，然后在舆论压力下露了一回脸，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所谓监督之责，到现在为止，只是嘴上说说。而国家海洋局对康菲公司的处罚，居然只有区区二十万人民币。想到去年美国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漏油案，英国石油公司为此付出的几十亿美金，人们似乎只能笑了。
这些年来，中国国内的大型企业以及外企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已经有不少了。但是，有哪个被像闯了祸的英国石油公司一样，被罚得倾家荡产？都是轻轻举起，轻轻放下。生产还在生产，污染依旧污染。留下无穷无尽的受污染民众，以及没完没了的访民上访。只消这些巨无霸公司可以带来天文数字的GDP，其他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原谅。康菲的张狂，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令人困惑的优先照顾
但凡有点余钱剩米，对于孩子的教育，家长总会希望能得到优先照顾。根据胡适的自传，他的母亲，在他不满四岁的时候，就把他这个没爹的孩子送进了族学。入学之后，就悄悄塞给老师一点钱，希望老师能够特别照顾一下。当然，那个时代，这样给“小费”的家长不多，老师也真的就特别照顾，偷偷多教胡适一点。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老师多看顾自己的孩子呢？现在，给老师送礼的家长，越来越多了。每逢教师节，或者别的什么节日，家长们都发愁，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呢？送东西，人家都不稀罕了，直接塞钱，又太露骨，于是，最流行的教师之礼是有钱的卡。当然，真正有权的家长是不需要送的，利用权力给老师办事就行了。
但是，现在所谓的优先照顾，跟当年胡适的老师不一样，当年得了胡适妈妈钱的老师，不过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给小胡适开点小灶。而今天老师的优先照顾，无非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用损害一些人的方式，照顾某些人。比如安排座位，不是按照需要，而是谁的家长给了钱，就照顾好座位。安排班干部，不是让孩子们选举，而是谁的家长给钱了，就安排谁做干部。甚至批评和表扬，评三好学生，都跟优先照顾挂钩。跟社会上的所谓照顾一样，无非是损害一些不该损害的人，特别优待另外一些人。一些人的优先，就意味着另外一些人的滞后。也就是说，优先照顾，不是老师额外做蛋糕，而是在既有的蛋糕的情况下，人为地故意把蛋糕分得不均，优先多给一些人。说实在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样的优先照顾，每每让被照顾的人特别受用。他们不喜欢做大蛋糕，大家都多分点，就是喜欢一个小蛋糕，自己多得一份，最好这一份是从同伴那里抢来的。
这样一来，给老师的礼物，或者说贿赂，渐渐就变了味。因为人们固然喜欢得到优先照顾，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宁肯选择保险的办法，用贿赂来保证自家孩子别受欺负。最后，人人都给老师送礼，都是为了让老师别反向特别照顾自己的孩子。到了这个地步，给老师的送礼，就变成了交保护费。等于承认老师拥有合法伤害孩子的权力，家长认可这个权力。这样的老师，跟市场上勒索保护费的黑社会人士，有区别吗？
说起来，每个人都渴望公平公正，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偏偏用自己的行动，鼓励不公平，不公正。最后，沦落到为了让自家孩子能得到他原本就该得到的待遇，不得不持续地贿赂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老师堕落了，学生本该得到的公民道德教育，也荡然无存。无论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只要存在这样的送礼之风，老师在课堂上教些什么，都没有多少意义了。教的内容越是高尚，效果往往越是相反。因为这样理论和现实的反差，反而让学生滋生虚伪，从小学会说一套做一套。
西方人说，暴政或多或少是被统治者惯出来的，只因为我们跪着，人家才这样跋扈。同理，现在学校的问题，或多或少也是家长们惯出来的。家长们爱自己孩子的私心，最终害了自己，也害了孩子，当然，也害了老师。
微博是个好东西
微博是个好东西，好事坏事都可以在它身上发生。不过，现在我们看见的是件好事，一个中山人，在致人轻伤逃匿之后，在亲友的劝说下，利用微博自首。尽管这样的自首还需到公安局办理正式的手续才能成立，但据专家说，如果微博自首之后办完了正式手续，微博自首，是可以被认定为自首的——虽然跟电话自首一样，只是隔空表示了意愿。
同样是隔空表达自首意愿，微博自首，显然要比电话自首更便捷。电话容易出现占线，故障，而微博则即使几十人同时自首，都没有问题。微博自首，就像微博追逃一样，为我们的治安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新的工具。但是，微博的存在，不仅仅是工具。客观地说，微博是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一个舆论的广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网络交流，到了微博这个层面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等级——进一步改造人类生活的层次。
当然，对于微博，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忧虑。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微博的所谓“负面现象”，网络的暴力，粗口，无理性的发泄，谣言四起等等。有人认为，微博搅乱了社会，应该给它关掉。显然，这多半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对于网络，乃至于微博不够了解，认识不深所致。网络的问世，跟蒸汽机，电气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革命。这种革命，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类的技术平台，而且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无疑，这样的技术革命，人类可以利用其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制造灾祸。网络和微博，也是如此。人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发言会更大胆，更不顾忌道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由此造成负面效果，并不奇怪。但是，同样，更多的人也可以利用微博的平台做好事，比如微博的监督。微博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公民记者，随手拍，不仅可以解救被拐儿童，还可以盯牢贪腐的官员，让他们的不法行为更有可能被曝光。有了微博，一些地方民众原本无人理睬的冤屈，也可能因曝光而得到审理。更重要的是，微博这个广场，各色能人都有，以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这里被削弱。任何谣言，都可能被揭穿。在微博上无理性发泄的人们，当发现陷入四面楚歌之时，多少也会收敛。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也是一个课堂，随时随地，都在上公民教育的课。这样的课，对于教育民众，效果虽然缓慢，但却一直在起作用。
微博是个好东西，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无法避免的一个现实。面对它，是每个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无处可逃
前一阵，逃离北上广似乎成为一种潮流，在媒体上炒得很热。一时间，在北京、上海、广州混得不好，买不上房子，娶不下媳妇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大城市，回归故乡的小城市。能有多少人这样做不清楚，但至少从声势上，居然成了气候。在很多人看来，小城市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依靠父母和原来的关系，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过上有房有车有富余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据说比较起来，那些在大城市每月万元工资的白领，实际的好处，居然远不如留在小城市的同学。也就是说，在大城市风光，但小城市却更实惠。
但是，有消息说，那些逃离北上广的人，现在又开始二次逃离，逃离他们刚刚落脚的家乡小城市，甚至，一些去了二三线城市的人，也开始再次回流，又回到了他们一度十分痛恨的大都市。
为什么？实际上，这些来回拉锯的人，是无处可逃。小城市看起来好像生活安定，但那些从大城市流回来的人，其实多数不可能像他们留在本地的同学同乡一样，过上舒服的小日子。因为这样的小地方，市场不大，留给个人奋斗的空间相当小，想要混得好，不是进政府机关，就得在国家事业单位。但是，小城市这样的位置，都给有关系的人占满了。有的小县城，连一个小学公办教师的位置，都多少人排队等着。还有些地方，世袭的政治家族，基本已经垄断了当地有含金量的位置。外面回来的人想要插足，如果没有特别硬的关系，根本没戏。退一万步说，就算回去的人有关系，有靠山，已经习惯了在大城市相对自由的空气里打拼的他们，对于小城市近乎窒息的生活，也难以适应。尽管他们可能故乡在这里，但在文化上，他们已经成为异乡人。
我们这个社会，留给有心自我奋斗的年轻人的空间，实在太小，而且越来越狭窄。当年逃离北上广，是因为发展前途无望，但是今天再逃回来，也是因为发展无望。神州虽大，他们无处可逃，但只能逃，来回逃。整个社会的流动，愈发处于停滞状态，上升的渠道，越来越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从社会安定的角度看，这样的来回逃，不是什么好事。如果社会上哪儿都待不住的年轻人多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增加了。游民多了，闲人多了，事也就多了，爱起哄的人更多了。
学会容忍荒谬
说要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这点人人都懂。到落到现实中，这个尊重，却很难实现。漫说正常的学术批评，就是平时讨论，也很容易吵起来，吵得昏天黑地，恨不得动手打架，也真就有打起来的。在网上，这样的现象特别普遍，不争论便罢，一争就要吵架，最后双方爆粗口，辱及对方父母了账。
当然，辱骂、污蔑甚至造谣的言论，无法容忍，只要有一方这样做了，对方中止讨论，甚至将之告上法庭，都不为过。因为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突破了人类言说的底线。但是，如果争论的双方原先没有过节，走到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双方已经争吵得过于激烈，火药味过于浓烈所致。之所以火药味这么浓，却是因为双方都觉得对方的立论，完全没有道理，不仅没有道理，而且特别荒谬，甚至突破了底线——所谓突破底线，不是因为真的不讲道德，而是很多人都有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底线，一旦对方过了自己的线，就会血脉喷张，勃然大怒，于是，后面什么就都来了。
有太多热心的老先生，他们关心公益，乐于助人，但只要发现报纸上有言论“不正确”，或者仅仅是不合他们的口味，就马上会致书编辑部，或者报纸的上级主管部门，上纲上线地加以指责，甚至要求惩罚作者和编辑。如果发现那本书“宣扬了”他们认为的某种错误的思想了，也会如法炮制，非把书禁了后而止。甚至某些号称开明，在人眼中是右派的老人家，也有这样的习惯，对“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不大能够容忍。他们喜欢的刊物，如果刊登了一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文章，他们也会指责编辑。看学生的论文，发现起对社会进步持异议，也会很愤怒，甚至会因此而不给他们通过。
具有这样习惯的，不止是一些老人，中年人和年轻人也有。可以讨论，可以争论，但不能容忍荒谬。
所谓的荒谬，其实就是他们心目中政治正确的底线，突破这个底线，就是荒谬。其实，他们的底线，既非法律的界限，也非道德底线。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言论自由，讨论，只在他们的底线之内有效，一旦过了线，就是人类的公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在过去的时代过久了，或者没在过去时代生活过，但过多沾染了过去时代的积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毛病。被迫害的，也会染上迫害病症。其实，这些人对于强权的压制，也同样不满，也渴望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但是，一旦碰上了他们认为不可容忍的荒谬，就会不自觉地呼吁强权加以干涉，如果强权不干涉，他们还会表示强烈的不满。
胡适先生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强权不是天生的，有的时候，下面的人们不呼唤，强权出不来。人们一天不学会容忍，容忍荒谬，自由一天就不会到来。
也说装好人
虽说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人人都在戏中，人人也都在看戏。但是，一个人如果被人说成是“装”，多半不是在夸他。说轻了，是说他在装样子，说重了，就是说他虚伪，作假。其实，漫说是人，就是动物，都有表演性，飞禽走兽，在求偶之际，雄性的都要装一装，否则就活该没老婆。人到了公共场合，尤其是异性面前，有意无意都会装一装，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或者刻意表现出某种社会公认的优良品质、以及特别的能耐来。这样做，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反动物性，如果有人装的过分，表演过头，看的人会心生反感。据说，戏剧界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反对过度表演，过度投入。一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台上跟一个扮演悲情的角色的女演员演对手戏，动情之处，对方大放悲声，不可遏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会小声提醒，这是在演戏！
只要存心表演，演过头了是装，不过头其实也是装。只不过比较本色，不露痕迹，让人看不出来罢了。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过度表演，面具太重，自己活得累，别人也不轻松，本色一点，包袱轻，大家都会放松。但是，存心表演，却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坏事。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如果总是想着有人在看，他是在有意无意做给人看，或多或少，他都要做的好一点。除非他想象在看的人，是他讨厌的对象。
在一群男孩子中，突然出现一个漂亮的女孩，除了有人要献殷勤之外，更多的男孩子的表现，肯定是争取让自己看上去好一点，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争取往社会公认的美德上靠拢。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正处于文革后期，学校不怎么上课，净下田劳动，如果把我们这样的毛头小伙子跟女孩子分在一起，我们活干得就特别好。那时候没有人敢泡妞，没人敢谈恋爱，但是大家就是竞相卖力干活，下意识里，就是在表演。
这个世界，真正的坏人和好人其实都不多。提倡道德，不管把气氛造得多浓，都未必能真的制造出多少个雷锋出来。但只要这个氛围能让人们，尤其是被人视为精英的那部分人生怕让人看见他们不道德的一面，即使存心表演，表演得像好人，也是好事。总比破罐子破摔，活生生做坏人要好。总是装好人，不管他本意如何，至少在客观效果上，就是一个好人，对周围的人都有益。
当然，让社会精英做好人，或者装好人，除了氛围之外，还得有相应的硬性条件。就是说，这样的条件，会让他们一旦变坏了，或者不装了，就有丧失精英资格的危险。若要保持精英的身份和地位，就得总是讨好民众，表现好一点，再好一点。
其实，人与人相处，除了朝夕相伴的对象，彼此是很难深入到对方的心灵深处的。一个人是否真正是好人或者坏人，跟别的人关系并不大，重要的是他的表现，他的行为。对于社会精英，更是如此。如果这些精英只需要对他们的上级表演，即使总是演成一个好人，也不如对下面的民众表演，也总是演成一个好人。上面的人少，下面的人多，对下面表演，演出时间比较长，只要坚持演下去，下面的人感觉会很好的。
月饼税和大粪捐
民国年间，四川军阀杨森主政成都期间，忽发奇想，对进城挑粪的农民，开征粪捐。成都诗人刘师亮有打油诗道：“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今天，我们有幸得知，北京市地税局宣布，中秋节公司作为福利发给员工的月饼，也要算在员工的个人所得里加以征收个人所得税。
员工福利也算个人收入，要征个税，这在理论上似乎没错。但这理论上的正确，似乎只适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则未必。所有的收入都要纳个人所得税，但中国能做到吗？原本作为调节个人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却基本上是工薪人员的专门税种。很多极富及贵的人，根本不为他们的巨额收入缴纳个税。有的老板，家产万亿，个人工资收入上却是零，更多的地方官员，灰色收入可以每年几十成百万，甚至上千万，但工资一项，有的还达不到3000元的起征点。要说福利，官员的三公消费，其实相当大的比例，也是官员的福利。连所谓的出国考察，都是按人头“摊派”，你有我有，大家有。但谁听说这样大数额的福利被征过个税？
说实在的，当今之世，真正的富贵人，是不吃月饼的，也没有什么单位给他们发月饼，真要是有人送礼送给他们月饼，无论这月饼有多高级，他们肯定会嫌寒碜。真正领取月饼的，都是各单位的普通员工，这些人恰好又是个税的主要纳税人。本来成为纳税主力，就感觉很冤，现今过节了，分块月饼，还要纳税，据说要达到20%的比例。如果真的来征，五块月饼交出来一块，其实也不见得伤筋动骨，但心里这个不平衡，却是无论如何也搁不下。很明显，这样的月饼税，又是冲着工薪阶层来的。
本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就是为了调节个体收入不平衡的，让收入高的人，多纳点税，削削富，济济贫，多少减少一点穷人的心理不平衡。但是，在我们这里，个税的征收，恰好相反，最贫困的人虽然影响不大，但处于收入中下端的工薪阶层，却成了纳税的主体。还时不时来点月饼税的小刺激，让他们心理越来越不平衡。
个税的征收，无论在任何国家，一个关键的原则，是要公平。如果福利要征税，那么所有的福利都得征，不能只欺负弱者，但冲工薪阶层下刀子。否则，这样的税连同征税者，就成了一种恶。
中国人的“发达病”
中国现在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吗？问谁，谁都不会有肯定的答复。最标准的答案，就是我们政府说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却有好些豪华的大都市，在这样的都市里，好些国人似乎已经很发达了。三十年前，家庭拥有一辆轿车，连梦都不是，有辆自行车已经很满足了，但是现在一些城市差不多一半的家庭都有了，有的甚至有两辆三辆，开始追求豪车。国外的豪华车，在发展中的中国，卖得特别好。还有一个可以跟发达国家媲美的事，是养狗。过去中国人也养狗，但不过是用来看家护院，或者农村人胡乱一养，连喂都不喂，让它自己去打食。但是，现今的中国人，养的基本都是宠物狗，世界上有什么名贵的品牌，我们就有什么品牌，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而且所有跟宠物狗配套的设施，从食物到衣服到医院美容院，应有尽有。
如果说，汽车和宠物是一种现代生活的标志的话，可以很自豪地说，国人，至少大都市的国人，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以及宠物时代。
可是，具有这样的发达标志的国人，似乎只是身子进入了这样的时代，脑子没有跟上。我相信，绝大多数开车上路的人，都经过了驾校的学习，理所应当，他们对于交通法规是熟悉的。但是，每年因为违法交通法规而出事故致死的人，中国世界第一。数以十万计的倒在车轮之下，比地震，洪水死的还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最深刻的印象是混乱，即使有交警，有这么多摄像头拍着，犯规的还是那么多。几乎所处可见乱加塞，乱并线，乱抢道，甚至闯红灯。如果你在人行横道过马路，必须千万当心，因为路过的车辆，几乎没有减速的。中国人对于汽车，基本概念就是能开多快就多快。在北京，每日大力度高额的罚款，还是遏制不住马路超速的风潮，在管制不严的外地，开车横冲直撞，则更是家常便饭。
我们有了汽车，却没有汽车的文明。连起码的规矩，和守规矩的概念都没有。
同样，热爱宠物狗的国人，也是有了宠物，却没有养宠物的文明。大城市小区周边马路上，小区里外，到处都是宠物狗的排泄物，东一坨，西一坨，都是清晨起来遛狗人牵着的狗的杰作。行人路过，稍不留神，就会中雷。我们的城里人，养起狗来，就跟在农村时一样，放任狗狗们随地大小便，从来没有人想过带一个家什，顺手给打扫了。如果没有小区和马路的清洁工，用不了多久，一星期，小区和小区周围的地方，就会变成狗厕所，让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学做文明人，是辛亥革命后，各个大城市的追求。但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城市，有了家庭轿车，有了宠物，也有了爱车协会和爱狗协会。从上到下热热闹闹的，但跟车和狗有关的文明，却依然暂付阙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了，发达的标志似乎齐了，但是，这标志后面的软的东西，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发达，其实是有病的。
自治的和管制的秩序
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人就无法存活。因为没有秩序，任何规则都不成立，人也就不知道该怎样跟人打交道。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个讲究秩序的民族，听话，规矩，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条，能遵守这样信条的孩子，家里家外，都有人夸。在一些官方场合，中国人总能按照地位高低，年龄大小的顺序安排活动。有外国人甚至说，接待中国的代表团，无需名单，就知道谁是团长，谁是副团长，团里人的地位，肯定是按照地位高低来排列的。走在最前面的，肯定是团里最大的领导。第一次鸦片战争，进入中国土地的英国军人，虽然跟当地的中国人素不相识，言语不通，却发现中国人很快就知道他们谁的官更大些，因此多给些尊敬。
但是，似乎具有秩序本能的国人，在某些场景下，却是最不讲秩序之辈。只要没有人管，脱离了熟人的范围，那么中国人就成了脱缰的野马，一点秩序也不遵守，为所欲为，令人侧目。历朝历代，只要政府崩解，民变蜂起，原来温顺的顺民，就会突然变成暴民，能惹出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乱子。每次朝代更迭，人口减半，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命的丧失，都是原来守秩序的顺民自己干的好事。
国人的秩序，本质上是一种管制的秩序。有人管，而且管制力度大的时候，肯定秩序井然，但没有人管，或者管制力度小了，就会天下大乱。有很多人作乱，其实并非图财、图色之类的欲望，而是出于要乱一下的内在需求。义和团运动期间，尽管义和团杀洋灭教，其实好些老百姓对信教的教民并无仇怨，但只要有人在乱杀人而不受惩罚，就会有人跟上。他们认为，既然现在杀人不偿命，为何不杀？管制久了，压抑时间长了，人就要释放，哪怕是伤天害理的释放，也是一种选择。
对于管制，不仅被管的人习以为常，管制者也十分热衷。也就是说，管人的和被管的，都有积极性，周瑜和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上面的统治者，没有不喜欢秩序的。但他们喜欢的秩序，却也只能是管制出来的秩序。高压，惩罚，鞭子加上屠刀，所谓的仁政，只是管制之余的点缀。道德教化的推行，也无非是期望被管制者自觉意识到管制的合理合法，少给管制添麻烦。原始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变为三纲五常，无非是单向度的顺民道德，没有了被管制者商量的余地。这样的传统延续到今天，我们看到，每当某个地方需要整顿秩序的时候，有关单位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加派人手，加强管理。每个路口，如果没有了摄像头，没有了交警和协管员，那么即使有红绿灯，也一样乱成一锅粥。
我们的社会已经很现代了，在硬件方面，几乎跟发达国家没有区别。但是，我们的国民，却一直没有养成自治的习惯，民众不会自治，管理者也不支持自治。没有自治，就不会有自治的秩序。没有自治，就没有民众遵守秩序的自觉。人们就永远无法意识到，秩序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他们生活的必须。所谓公民意识的养成，唯一的途径，是从自治这里经过，绕道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秩序，生于自治。
作为宠物的孩子
一次参与广东电视台《梦想成真》节目，一个二十岁的男孩子，最大的理想，就是打工周游世界。为此，他做了多年的准备，而且电视节目组为他找了合适的外国搭档，跟他一起成行。但是，他的妈妈却坚决不同意，无论我们怎么劝说，就是不同意。这位妈妈也有她的理想，这理想就是给孩子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她看着他找对象，成家养孩子，而她会一直帮着儿子，最后含饴弄孙，尽享天伦。
在中国，这样富有爱心的家长很多，他们最想做的，其实是一只抱窝的母鸡，把孩子拢到自己翅膀下面。最极端的，甚至连孩子上不上学，学习好不好都无所谓，只要孩子能在他们的视线里平安地活着，就足够了。好些年前，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一位老奶奶对孙子说，别学了，累得脑瓜仁疼，奶奶有钱，以后不上班也供得起你。一打听，原来这位老奶奶是郊区的农民，有好几套回迁房，每年的房租收入可观。
跟那些一心望子成龙的家长比，这些家长似乎比较旷达，他们不在乎孩子日后有没有出息，也不怎么逼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更不要求孩子一定要上好大学，甚至不上大学，也无所谓。只是坚持一定要给孩子做一切事情，安排好一切，找工作，找对象，买房子，但前提是一定要孩子守在自己身边。有些有钱的家长，对孩子工作不工作也不在意，反正自己挣的钱够孩子花几辈子了。他们最大的痛苦，是离开孩子。如果长大成人的孩子想要离开父母出去闯荡，他们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严厉地指责孩子不孝。在国学热中，他们有了新的武器，孔子说了，父母在，不远游。
我曾经发现，在晚清和民国期间，中国有过这样的家长，小有家资，家里的钱，可以让儿子花一辈子。但从来不期望儿子成材，只要孩子能守在家里，不出去闯祸，就心愿足矣。为了能把儿子拴住，他们不惜教儿子抽大烟。那个时代，鸦片很便宜，即使成了瘾，也抽不穷，而且抽大烟不比扎吗啡，毒性相对小，多少年也死不了。可有一样，抽了大烟，就不想动弹了，成天缩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别的不说，这样的儿子，肯定不会出去闯祸，也不会过分败家，外出吃喝嫖赌。
没想到，在新中国，这样的家长依然存在。虽然没有用大烟枪这种武器了，但把孩子拴住的心思却还在。在他们眼里，他们是最爱孩子的父母，自己辛苦了一辈子，不希望孩子接茬辛苦。只要孩子能平平安安地活在自己的眼前，比什么都强。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一个孩，更强化了这种心态。孩子，是他们的一切，更是他们安慰。养个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养个宠物。他们更看重的，是孩子带给他们的慰藉。那么孩子在他们死后怎么办？他们能放心，因为他们已经给孩子安排好了一切。只是，这样的孩子，肯定不如老子，一代不如一代。安排好的一切，一旦发生变化，他们的孩子会应付吗？当然，这样的家长，是不会考虑这么远的，因为更要紧的，是他们眼前的慰藉感。
无异，这样富有爱心的家长，其实是一群很自私的人，他们养孩子，不是为了让他们带到世界上的这个生命活得更精彩，活出自己的意义，而是为了自己。
从望子成龙到交保护费
眼下从幼儿园开始的竞争，众家长纷纷让孩子上兴趣班，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一报就报好几个班，学英语，学钢琴，学画画，学围棋还学跆拳道。现在北京几乎每个像点样子的幼儿园，都有一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能办兴趣班的幼儿园，据说学费特高，对外宣称是双语园、智能园。
开始我以为，幼儿园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催出来的。现在一对夫妻一个孩，谁不想孩子有出息呢？尽量多学点，以后成文武全才。后来觉得，这种做法，跟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荒唐理念也有关系。这种原本出自商家的所谓理论，迎合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导致了幼儿园的乱象。但是，在问了好些家长之后，发现我原来的想法其实有点想当然。也许，在最初的时候，家长的确望子成龙，恨不得在一天之内，将所有的人间本领，都塞在孩子的脑袋里。而所谓“起跑线”的理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孩子的家长，即使望子成龙的心态再迫切的人，对幼儿园也早就没有了多少期待。几茬孩子教出来，报了一堆兴趣班，却依然什么都没学会。成龙，至少指望幼儿园是不行了。
尽管如此，家长们却依旧给孩子报班，一个都不能少。最可笑的跆拳道班，孩子换上练功服，喊两句“嘿嘿哈哈”就结束，但钱却一文也不能少交，家长们却都认。家长们跟我说，因为这是老师让报的，不报，老师就不高兴。老师不高兴，就兴许给我们孩子小鞋穿。每个兴趣班，都联系着幼儿园的收入，家长报得多，幼儿园收入就多，老师的奖金也多。如果真有直筒子家长认为学不到什么，坚持不报，打骂也许不会，但别的方面给点好看的，家长想想就害怕。
那么，换所幼儿园行不行？不行。首先，很多城市，好一点的公立园就那么多，你不来，有的是人想来。有钱的人家，就是换一个收费特高的私立园，服务也不见好到哪儿去。有的家长因为幼儿园不给孩子水喝——怕孩子尿裤子，抄掉了原来的园，换一个新的，结果发现新的比旧的还要差。旧的园至少孩子万一尿了裤子还给换，新的连换都不换。至少在北京城，好像幼儿园互相都商量好了似的，整体服务水平下跌。大家都在比差，你差，我比你还差。反正现在是卖方市场，再差的园，也有人去。所以，现在家长给孩子报班，实际上等于交保护费，交上一笔钱，至少可以保证自家的孩子不受气——其实也是想当然而已。
幼儿园这样糟，能不能用加强管理来改善？不可能。一般来说，凡是这样的状况，都是越加强管理，寻租的空间就越大。开始几天也许有点效果，后来则比不加强还要差。那么，可不可以利用市场手段，开放市场，让民间多办几所幼儿园，只要审核了办园者的资质，就可以让他们办，园子多了，竞争加强，服务自然可以上去。但是也不行，因为主管部门不肯。真的市场化了，主管部门寻租就没了机会。既有的幼儿园也不干，这样的日子多好，不管怎么办，哪怕把孩子连带家长欺负到了家，谁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所以，在孩子和家长的怨声载道之中，幼儿园堂堂正正地在一个歪斜的轨道上大摇大摆地行进着。
给大连的一封信
大连，你好。
给一个城市写信，在我还是第一次。我做过二十多年的东北人，大连是东北的一颗无瑕的明珠，鉴于今年连续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人为这颗明珠揪心，所以，不得不写这封信，为我喜爱的这座城市说几句话。
很小的时候，看一本通俗的地理读物，说大连是中国除香港之外最优良的港口，纬度很高，却常年不冻，深水良港。从那时起，就对大连充满了神秘感。长大以后，多次去大连，我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港湾，蓝天碧海，秀美的岛礁和岩岸，一边是渤海，一边是黄海，水都是蓝的。城里星星点点的俄式和日式的建筑，小别墅，大洋房，街上颀长甜美的女孩。大连城，漂亮，大连人，友好，温和，文明，彬彬有礼。这里，有中国任何一座城市所没有的一切。
然而，这样的美好，却正在消逝。海水污浊了，从渤海岸走到黄海岸，极目所致，尽是浊浪滔天。昔日美丽的礁岩上，隐约留着恶心的油污。当然，这样的污染，也许跟大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石化大连公司的一连串事故，储油罐大火，燃油泄露，在电视画面上，我看到了像酱油一样颜色的海水。报上告诉我，这样的起火和爆炸，如果不是控制得及时，很可能会把半个大连都埋葬了。可我想到的是，就这样出事故，万一，如果有个万一怎么办？美丽的大连，和大连人，真的就这样被埋葬了吗？
还有大连人告诉我，大连跟全国一样，大拆大建，好些漂亮优雅的俄式日式建筑，居然被拆掉了，就像我在天津、威海、青岛看到的那样。拆的人理直气壮，宣称他们是在消除帝国主义的殖民痕迹。幸好，上海人没有用这个借口拆掉外滩，北京人没有用反对封建主义的理由拆掉故宫。无论在哪里，美丽的建筑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劳动人民一手一脚建起来的。对于大连而言，它们是大连现代化的果实，也是大连的美丽的地标。以意识形态的借口，为自己的贪婪遮羞，是比贪婪本身更邪恶的恶。
当然，大连人没有沉默，他们比我想象表现得还好，我看到了为了驱逐PX石化工程，大连人也上街散步了，人数之多，非常壮观。面对强权和资本，保卫自己的家园，所能依靠，也只有民众自己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说话，没人会说。但是，我相信，大连的领导，很多也是大连人，即使曾经不是，现在也应该是了。同样生于斯，长于斯，食毛践土，难道就忍心让这座美丽城市变成废墟？人生在世，谁无乡土，谁无父母，虽无子孙。毁了自己的乡土，即使能得到世界，还不照样无颜见家乡父老，令父母蒙羞，给子孙贻羞。
此时此刻，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也是大连人。
另一种形式的钓鱼执法
一个毕业不久自己创业的大学生跟我说，现在做企业，几乎不能不逃税，如果不逃税，根本就是赔钱，一天都做不下去。有意思的是，税收人员也暗中鼓励你逃税，只要塞给他们一些好处就行。应该说，当今之世，这样的现象，相当普遍。我原来以为，这样的事，就是执法者假公肥私，一种不发达国家常见的潜规则现象。后来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在这种现象背后，另有深机。
一种说法是，其实设计如此高额的税，税务机构也知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根本无法完全按章纳税，届时有意无意放水，让你偷税逃税，然后小辫子就拿在了自己手里，什么时候有需要了，想整你，就整你。因为民营企业，原本就是异己，让他们具有污名，整起来方便。这样的说法，阴谋论的味道很重，但从实践情况看，好像也真是有点影子，就是有些企业家，实际上是因为别的事触怒了当道，结果却通过查税挨了整。查税，已经成为某些地方整企业的一把快刀，只要举起，就屡试不爽。
当然，我不想用过于恶毒的设想去猜度人，宁愿认为，高额税的设计，顶多是当事者已经考虑到了税收人员的素质，已经事先扣除了可能的跑冒滴漏，而非事先挖好了陷阱。但是，这样的税收局面一旦形成，后面的“阴谋”，却会自然而然地附着在上面了。
由此，想起明清两代的官员低俸制，似乎也是如此。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仅仅四十五两银子，养活一家大小，除非吃糠咽菜，否则根本不够。但是一个县太爷，管方圆百里之地，做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父母官，权力大得不得了。让他们干吃那点俸禄，不额外捞外快，除了极个别的迂夫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官员无论清浊贪廉，享有工资以外收入，就必然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样的情况，当然皇帝也都知道，但就是不做根本的制度改变，放任潜规则盛行。一个说法就是，皇帝就是要让官员都处于违法状态，然后你对皇帝就不得不充分地敬畏，因为真的要想整你，一个贪污，谁也逃不掉。
不管这样的陷阱是否事先设计好的，但是这样的状态，却是非常的可悲也可鄙。因为一个制度的原因，把一个系统内的多数人都陷于违法状态，污名化，即使不是陷阱，也成了陷阱。这样陷阱，比逃税，比捞外快本身要更加可恶。低俸制弄坏了官场风气，而纵容逃税，则败坏了商界的风气，整个社会不以违法为耻辱，法律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换言之，这样的制度，是一种最恶的制度，一种诱使人犯罪的制度，最终，把罪与非罪，甚至善与恶的边界都弄模糊了。时间一长，也就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