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划的地理基础

水利在中国农业中不可或缺，是由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具有特殊性，而且水稻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在种植方面也有特殊要求；而对中国进行区划的地理基础，则是其地形的特殊性。像在所有地方一样，中国山川河流的分布决定了主要地形的划分。中国的大多数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而美国则截然不同，它的河流多是由北向南流。

把中国分隔成三大水系的主要山脉，构成一种天然屏障，为经济和政治区划提供了条件，也是中国许多世纪以来分而治之的自然基础。

葛德石（Cressey）教授指出：“中国最大的山脉是昆仑山脉向东部延伸的部分，在中国统称为秦岭山脉；它自西藏向东延伸，几乎到达太平洋。这些山脉把中国划分为两个主要地理区域，它们在气候、农业和人类活动方面的特点迥然不同。”只要研究一下中国本土，就肯定会发现，中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差别，或者说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差别，就是中国最主要的区域差别；中华文明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扩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的转变，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亚洲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除了这种区划之外，中国本土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地区和许多次要地区值得关注。

除了黄河和长江流域下游，另外两个最为突出的地区就是川滇和两广。四川省被称为红色盆地，四周都是高耸的山脉屏障。葛德石教授的看法是正确的，认为它“使隔离状态成为人文地理的一种明显特征”。葛德石教授还指出：“这里气候优越，土壤多产，人民勤劳，资源丰富……据说，凡是中国其他地方能种植的东西，这里都可以生产。”因此，四川周边易守难攻，资源丰富多样，非常适合自给自足的独立存在。

因此，才华横溢的中国学者梁启超这样评价说：“若夫四川每天下（指中国）乱，则常独立；而其减亡最后。”自从前汉倾覆之后，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七次。第一次是公孙述成为蜀王，从公元25年到公元36年统治四川。在后汉第一个皇帝统一全国很久之后，他的将军才征服了蜀地。第二次是著名的刘备，他创立了三国中的蜀国（221—263年），蜀国在中国历史和文学中的地位非同凡响。第三次是李雄，他在四世纪伊始西晋帝国瓦解时获得成都王的封号。

第四次发生在五代时期，王建与孟知祥两个家族分别建立前蜀（907—925年）和后蜀（934—965年），先后统治四川。第五次是明玉珍，他在明朝初年在四川创建大夏朝（1362—1371年）。第六次是臭名昭著的张献忠，他在明朝末年统治过四川。最后是骁勇无比的石达开，太平天国（1851—1864年）瓦解后，他带兵雄踞四川。甚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即使长江上的汽轮穿越了四川与世隔绝的古代屏障，它看起来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至于云南，梁启超认为它是四川的附属地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此，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认为实施自己的北伐计划之前，必须先平定南方的云南人。“四川、云贵，实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

广东和广西曾经是两广总督的管辖区，它们的区域完整性，从地形上看一目了然。“（该地区）集中在一个三角洲上的排水系统，催生了贸易活动，而大部分商业贸易活动都沿着水路进行。这里四周都是山脉和海洋，维持着自己的文化生活，与邻近省份往来甚少。气候、土壤、植被和农业活动大多自成一体，与别处迥然有异。西江入海口西边海岸及海南岛，濒临海洋，气候炎热，与两广其他地区鲜有共同之处。然而，把它们单独划为一区，又似为不妥。”从历史上看，两广是中国开发最晚的地区之一，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里的文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的地区统一性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最近的20年尤其如此。

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看，其他相对统一的地区是山西以及东南沿海省份浙江和福建。在这两个地区中，山西的经济（农业）自给能力薄弱，但是防御能力很强；浙江和福建防御能力较弱，但是经济资源丰富。回顾历史发现，这两个地区在分裂时期，曾经长期成为独立统治者盘踞的地方。但是，与中国本土的其他地区一样，这两个地区都距离中原太近，无法长期对抗中央集权。这里也出现过短暂的独立时期，但是很快就卷入黄河和长江流域你争我夺的旋涡。纵观中国历史，大多数决战都发生在淮河流域，而这里正是连接中国两大主要地区之间的一片狭长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