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

以上所讲的是小说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

小说的种类很多，什么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志异小说、神怪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讽刺小说、笔记小说……鲁迅在六十年前即列举了无数种。现在还有什么科幻小说、心理小说等，那就讲不尽了。

但是不管小说有多少种，它的基本原则则只有一个：它讲的是“人性”——不管这人性是善还是恶。《聊斋》上所讲的狐仙，《西游记》上所讲的猪精、猴精……它们哪里是什么鬼怪呢？他们都是“人”，它们的行为也都是人类的社会行为。猪八戒是一只猪吗？非也！猪八戒是一个可爱的阿Q。阿Q去摸摸小尼姑的头，猪八戒在盘丝洞里也把五位裸体美人的衣服藏起来了；阿Q想发财，猪八戒也在它的耳朵里藏了些银子做“私房钱”。

个人的私见，我觉得吴承恩的猪八戒，实在比鲁迅的阿Q写得更好。猪八戒比阿Q更可爱、更有趣。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阿Q和猪八戒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呢？答案当然是“没有”。根据胡适之先生做考证、写传记的原则，有一分证据只能讲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讲十分话。所以胡适之先生所写而考据十分严谨的《丁文江的传记》里，主人公丁文江就实有其人。他所写传记中一切的故事，都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性，所以“丁传”便是一本杰出的历史著作。

比他较先执笔的，鲁迅也写了一本《阿Q正传》。阿Q并无其人，阿Q的故事也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如果在某小学的国文班上，有某位小学生答考卷说阿Q姓桂，是实有其人，那他的老师一定把他的考卷打零分——历史上哪有个真阿Q呢？

可是问题又出来了：历史真没有阿Q其人？历史上多的是呢！——至少在讲台上就站着个阿Q，那就是我自己。我就时时在做阿Q，或做具体而微的阿Q。

举一个我个人社会行为的切实例子。

侨居美国四十年，我前二十多年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在那第二十三四年时，我在哥大做教中国文史的兼任副教授，并做全任中文图书部主任。据校中当时的洋上司们和学生们的讲评，我的教书成绩和图书管理成绩都还不错，但我那时职位和薪金都很低，仅够养活老婆孩子。我平时也奉公守法，绝没有账目不清或乱搞男女关系，更没有吃喝嫖赌，尤其不够资格纵横捭阖，搞污浊的“校园政治”。

想不到这样一个可怜巴巴、尽忠职守了十多年的中文图书馆小职员，校方的汉学大师们忽然一下便要把我“免职”了。我有个四口之家，孩子幼小，又毫无积蓄，一旦失业，六亲不认，只有坐以待毙——因为那时美国正闹经济恐慌，找事不易，好多博士都在开出租车。

老实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当局那时要把我“免职”，我本来没有什么抱怨的，因为我的“汉学造诣”原是不如他们嘛。但是有四口之家的人，业可失不得！我对哥大没功劳，也有点苦劳吧！何况那些汉学大师和我都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有的还误认为我是“高足”呢，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嘛，何以寡情若此！

在那绝境之下，我想不通这个洋人社会何以没人性至此——那时我想到要跳摩天大楼，又嫌大楼太高；想到跳赫贞江，又嫌其有垃圾污染；想买手枪，又怕有私藏军火之嫌……气愤、绝望、自卑交织于怀，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失眠的午夜，我忽然“病关索长街遇石秀”般一下碰到了老朋友阿Q——阿Q的关怀，才又使我打起勇气活了下来。

那时哥大的洋汉学泰斗有好多位，一个个都是学富五车、名满中外的大汉学家，著作等身，偶尔应约光临台湾和大陆开汉学会议，昂视阔步，真是上下交钦。我这位小卒跟他们比起来，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被开除了，何怨何尤呢？

但是我要活命吃饭、养家糊口，又如何是好呢？这一晚我听老友阿Q之言，听了一夜，终于想通了。我想：“哼，汉学！上自文武周公仲尼，下至康梁胡适冯友兰……诗词歌赋、平上去入、经史子集、正草隶篆……上至殷商甲骨，下至中共的简体字……谈现代史论蒋宋孔陈、评马列……写朦胧诗、看现代画……如此这般……这批毛子哪个比得上俺阿Q呢？……他们开除我……哼，他们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了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儿子开除了……”

做了一夜阿Q，思想搞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禁大乐——问题全部解决，与“赵老太爷”又和好如初。

朋友，你能说阿Q并无此人，只是小说家的虚构，这里分明就有个大阿Q嘛！

那晚我也在苦索丁文江博士，却遍找不着，我那晚如找着了丁文江博士而错过了阿Q先生，我就活不到天亮了。

我们这个荒唐而可爱的世界里，老朋友阿Q实在很多，精明的丁文江博士毕竟太少了，他的社会代表性也太小了。你能说只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丁文江的传记》才是历史、才是传记？那“没一分证据，却说十分话”的《阿Q正传》，是虚构、是小说，历史上、社会上，并无阿Q其人？其实它的社会代表性，却远过于丁文江博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