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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

至于笔者所说的第三派——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到目前为止,其主要根据地似乎还扎在北美、西欧和日本。他族研究员之外,也包括大批外籍华裔学者。这批华裔学人在祖国由于学术宗派和职业容量关系,近三十年来被迫寄迹异邦,锲而不舍,今日与他裔学者相结合,竟亦蔚成(海外)大国,成为治中国史的一股洪流——少数学者返回台湾与本省史学家相互交流融合,亦颇足称颂。所以今日在台史学界的主流也属于这一派,但难免有少许政治干扰,尤其是在近代史方面。

笔者把这派史学加一个“现代西方”这顶帽子的另一原因,便是这派史学原从“比较史学”开始,而发源于海外;更确切一点儿说,发源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Jesuits)。这些传教士原都是饱学之士,但是他们的饱学却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一旦碰到能与他们并驾齐驱、甚或犹有过之的非基督教文明,他们就难免发生“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这种文化震撼形之于传教士书简,在欧洲也发生了余震,这样便引发了早期的“汉学”(Sinology)。

学术文化之演进原如长江大河,是绵延不绝的。这些早期的天主教徒所奠的基础,便由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嬗递了下去,结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丰盛的汉学果实。在此同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的进步是一日千里的。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20世纪在西方发生的“汉学”,也是当时社会科学里的“麻”中之“蓬”。社会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汉学的发展,至二次大战后乃发展出今日几乎喧宾夺主的“中国学”(或译“华学”Chinese Studies)来。“汉学”本是白种学者的专业,“中国学”中,华裔学者也逐渐变成其中的主力部队了。

这宗由“汉学”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而逐渐导引出来的中国史学现代化,在五四时代本已开始滋长,并发生了左右分流的现象。北伐以后的“社会史论战”,便是场美不胜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里早期的“百花齐放”,而所谓“30年代”,也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收获最丰盛的季节。

“30年代”在中国文艺史上和学术史上都是个里程碑,那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所播下的种子,至此刚有幼苗滋长,继续下去必然会有个“百家争鸣”的成熟时期。可是这个光辉的30年代刚过一半,便被日本侵华的战火所摧毁了。

抗战时期的艰苦是笔者这一辈中国同胞所亲身体验的。抗战之后,大陆政权易手,在历史研究上说就只剩上述的中国马克思史学派一家了。

但是学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政治力量禁止不了的。礼失求诸野,这一宗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现代史学派在海外茁壮之后,在今日中国政府开放政策、留学政策之下又发生了倒流现象,这一远景,当另文续之以就教于方家。

上述三派既各有短长,独立发展难免都有其局限性。所以我们希望今后中国治史者,能兼采三家之长,能铸造一个综合性的第四家才好——这也是我个人对贵会的一点期望。

1987年9月5日清晨匆草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