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儒学的时代性与国际传播之相关问题

鞠曦

摘要

儒学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需要在其基本性上应对哲学、科学等“终结性问题”，以引领文化走出终结，开新文化传统。儒学对人类解决现代性问题，走出社会及自然生态危机，厘正人类文明的历史方向，极具重要意义。因此，当贯通中西，正本清源，以辨其学，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形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与传世文献，以中学西渐，开新文化传统。

关键词

儒学 中西文化 新传统

儒学在当代中国获得了一定生命力，形成了所谓“儒学热”文化现象，并由此促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哲学是理性之母，唯有以哲学为逻辑起点，才能正确显现儒学之时代性意义，从而在儒家哲学的正确导向下复兴儒学，使儒学产生化成天下之效用，进而自在性地进行国际传播。儒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其思想之永恒意义，在于其能够解决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儒学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播，在于其具有化成天下的作用。《易·贲》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下离上艮，“相见乎离”, “成言乎艮”（《说卦传》）; “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说卦传》）; “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说卦传》）。《贲》艮以离，明其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贲》是对文明本质之深刻推定，文化之终始在于贲之所饰，故儒学的时代性在于给出了人类文明之终始，在于其所承诺之终极价值及所给出的化成天下之文化路向，即所成文化之终而所成文化之始。职是之故，儒学的时代性必以即成文化之终而所成文化之始为基本特征，而即成文化之终则必然基于对人类文化问题的时代性反思，亦即以其所明而成终成始，进而化成天下，此乃儒学传播之关键所在。

一 人类文化问题的时代性及其哲学反思

当代儒学复兴，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与解决问题之期望。人类当代已经产生和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出现的问题，促使人们追寻问题之原因，把握来龙去脉，以图正确解决之。由于人类文化已经形成的多元性，以不同文化面对问题，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诉求与解决方案。人类现当代文化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从而使实用主义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科学技术成为实用主义之工具，唯科学主义与唯经济论成为基本社会意识形态，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及中国当代社会之进路。由于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与唯经济论出于主体之自以为是，所以，产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对此反思而来的人类文明危机，乃历史与逻辑之统一。应当认为，所有出现的问题，是哲学的自以为是产生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们在哲学与科学理性的高度发现并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局限与不足，认为人类要想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需要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寻找智慧。早在中国不断鼓吹“全盘西化”的20世纪初，西方的思想家即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此，当时中国所谓的文化精英们却视而不见），最终深刻地推定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西方的终结”“上帝死了” “人也死了”等问题形式，从而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终结性问题”。对西方哲学进行的深入反思表明，无法解决的哲学基本、根本与核心问题是形成西方“终结性问题”的根本原因。西方哲学史表明，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只有一个目的，即力图为人们提供非自以为是的生存智慧。是故，哲学力图以本体论给出是之所是——存在之为存在，由此在主体性上承诺了非自以为是，亦即主体的所有推定皆为是其所是，而非主体的自以为是。然而，由于是其所是之本体论困境，使哲学存在自以为是的风险，所以，古希腊哲学在当代仍具有重要意义之处即“认识你自己”。哲学的自信在于其非自以为是，从而宣称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哲学是科学之母，是一切知识的根本知识。为此，哲学家前赴后继，以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不断寻求可靠的客观的本体论支持，因而产生了诸多理性范畴，如理念、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等。当然，其间一些哲学家也以主观意志、自由意志、唯意志论等承诺了哲学智慧的自以为是之本性，亦即悲观主义所以出也。最终，西方哲学经历了几千年的长期探索，因无法推定及解决本体存在的自在性问题，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于现代宣布了“哲学的终结”。显然，“哲学的终结”不但表明了智慧的终结，而且由此承诺了以往哲学所提供的智慧在本质上乃自以为是，从而表明自以为是是西方哲学力图解决却终究没有解决的问题，使“自以为是”成为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职是之故，“自以为是”乃深刻理解西方思想史的哲学范畴，对自以为是之自觉与反思是西方哲学历史与思想逻辑之统一。西方哲学表明，为了应对人性的自以为是，产生了哲学智慧，而“哲学的终结”则宣告了哲学智慧仍深陷于自以为是，从而使自以为是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

显然，“终结性问题”反讽了当代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唯经济论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的本质性。由此凸显的是，当代文化是一种思想理性与社会实践相疏离的文化，“终结性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的历史实践失去了理性根据。然而，虽然无法解决“终结性问题”，人类社会却不能不运行，人们不可能不生存，从而使当代社会深陷于自以为是、道德沦丧、唯利是图之境地，产生全球性经济危机与因掠夺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灾难则成为必然。这表明人类文明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现代文明进路正在使人类坠入自我毁灭之深渊。显然，儒学的时代性则是首先面对上述现代性问题，即儒学承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能力与理据。这就是说，儒学之所以具有时代性，是因其能够解决时代性问题，而所有承诺之理据，则由儒学文献进行的推定所给出。

所以，儒学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需要在其基本性上应对哲学、科学等“终结性问题”，以引领文化走出终结，开新文化传统。

二 “终结性问题”之儒学判释

在由“终结性问题”造成的人类危机面前，事关儒学的时代性，绝不应由西方来寻找中国的古老的智慧，而应由中国之儒家君子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中国首先应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发挥良好之表率作用，使人类文明步入正途。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仅仅以儒学为名的自我标榜与吹嘘不但不会带来任何益处，而且只能使人们加深对儒学的误解。职是之故，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儒学的时代性即儒学之所以具有时代意义，是因其所具有的应对时代性问题的能力，亦即为问题提供正确的判释与解决方案。

西方哲学终结的原因在于本体论建构的“是”其所“是”陷入了困境，即本体论的“是”其所“是”仍然是主体论的自以为是，从而使自以为是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因此，把哲学定义为对自以为是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是哲学理性的历史与逻辑之统一。产生哲学自以为是的基本原因是时间与空间对主体思维的制约作用，在于主客体及本体时空之间的同一性之误。因此，解决哲学自以为是问题只能于时间与空间亦即时空之间问题入手，职是之故，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所以产生哲学这一学科，是因为人们需要非自以为是的生存智慧，以保证人们的生存方式即生命的存在与安顿方式具有与自然本体的统一性，即哲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提供非自以为是的智慧，而是要通过哲学智慧使人类的生存得以正确安顿，即哲学不仅要“穷理尽性”，而且要使“穷理尽性”与“以至于命”统一，哲学承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终极关怀。由于西方哲学于“穷理尽性”即力所不逮而陷于自以为是，弗论“以至于命”，是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显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核心命题出于《易》，因此，从《易》给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思想原理，外化《易》哲学思想体系，即可推定西方哲学难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原因所在，从而解决西方哲学时间与空间的哲学基本问题与自以为是之哲学根本问题。

西方哲学使时间与空间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原因在于主体与客体、主体与本体、客体与本体时空之间的二元性。当然，时空之间的二元性有其理性的自为意义，其主要成就是产生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但是，随着哲学与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终于发现所谓的时空之间是被主体的时空限定性所限定，因此表明时空及时空之间是主体的自以为是，所谓时空之间的二元性实质上是主体时空形式之外推，所谓本体不过是主体通过时空之间进行的时空干预，对真实的本体则一无所知。于是，西方哲学在是其所是的本体论上出现了危机，所建构的是其所是不过是自以为是，哲学因此而终结，科学也因为失去了本体论的支持而终结，从而产生了所谓“终结性”问题。

因此，如果认为儒学具有时代意义，必然要承诺解决“终结性”问题。这就是说，当代兴起的“儒学热”，不应当出于民族主义之文化意识，而是因为儒学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否则，儒学之复兴不但没有必要，而且通过民族主义之鼓吹所产生的“儒学热”，也必然如昙花一现，不可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是故，以儒学思想应对西方的“终结性”问题，是儒学复兴的基础性工作。这一工作必然要求回到儒学群经之首的《易》经，以对《易》哲学思想原理之推定，中和贯通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解决西方的哲学问题。显然，以对人类思想史——包括哲学、科学与宗教——的反思对哲学进行定义，即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科，此定义是对人类思想史之中和贯通，人类所有的思想不过是为了避免自以为是，以寻求安顿自身生命的中和贯通的自在方式。中和贯通的理性承诺首先需要使儒学经典尤其是《易》能够中和贯通。然而，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易》以“两派六宗、互相攻驳”的理论形态呈现出“惭枝游曲”之易学根本问题。对“惭枝游曲”之易学根本问题的反思表明，产生此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以《易》疑丘”，从而误解了孔子思想两千余年，后儒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以《春秋》知丘”而异化儒学，最终使儒学“罪天下”，从而以“打倒孔家店”的方式使儒学退出了历史文化之主流地位。对此进行的正本清源表明，“以《易》知丘”是当代重新理解孔子儒学思想的唯一正确途径，而对《易》哲学进行外化表明的“形而中论”思想原理，以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推定，不但能够解决西方的“终结性”问题，而且能为人类社会之化成提供正确的历史进路。

《易》“形而中论”哲学对时空之间乃以“形而中”之主体中和，形成了以“形上性”与“形下性”之中和贯通的思想原理，主体之所以具有主体性，乃在于外时空与主体自在的内时空之中和，从而以主体与客体及本体的时空中和统一，使主体正确地认识世界及安顿自身的生命。《易》哲学使人们走出自以为是，以“和中为是”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给出自然、人类社会与人生的“损益之道”，指导人们如何“避损行益”，从而以“益道”化成天下。“益道”表明，人们的生命安顿，是以生命的内时空形成其科学性，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其不同于西方的外时空科学性，即“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的科学直达人的生命，其科学原理为形上性，而西方科学之所以终结，原因即在于其所有理论建构于外时空，因此为形下性终结。按《易》“形而中论”哲学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形神中和”使形上性科学主客一元，而“形神相分”则使形下性科学主客二元。是故，《易》哲学之时空中和的思想原理，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理论形式与“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性，以其时空中和，给出了“天人和中”的理论推定，为实现人与自然的生生和谐、为人类社会的生生不息，给出了永恒性的理性建构。因此，儒学是人类思想长河中最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于人类解决现代性问题，走出社会及自然生态危机，厘正人类文明的历史方向，极具重要意义。而人类之科学，必以《易》给出的形上性科学即中国生命科学为方向，此不但为“益道”之必须，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归结，而且是群体与个体的生命意义使然。

三 儒学传播之相关问题：儒学与儒行

虽然儒学提供了人类文明应然的历史进路，但是，就儒学以及人类社会的当前状态而言，儒学显然还不能出场。这仅仅是因为，儒学自身的学术理论反思还远没有完成普遍性的正本清源，以走出汉宋以来异化的儒学误区。而就人类社会的文化形态而言，显然还没有自觉运用儒学的理性要求。应当认为，当代的所谓“儒学热”，不过一阳来复，即“阳在下也”，故儒家君子应“潜龙勿用”（《乾·初九》）。儒家君子当进德修业，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知终终之，知至至之，以内道外儒之修为，为使儒学化成天下而藏器待时。

对于当代儒家君子而言，及时进德修业是重要的。《乾文言》曰：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上述乃孔子对《乾》之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之“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的解释，此乃以儒家为职志者之座右铭，可不慎乎！广而言之，《乾》之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也应当是当代中国之姿态，由此方能“元亨利贞”（《乾》）。

《易》《论》表明，儒学乃君子之学，当此儒学一阳来复之时，应倡导君子儒学，以培养儒家之君子人才。“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儒学历经上百年摧残、数千年之异化，于今方有“资始”，故儒学之动当应“天”之所动，即由天所统亦即“乾以君之”（《说卦传》）。《乾》卦表明，“乾之动”为初九“潜龙勿用”，儒家学者亦当“潜龙勿用”。乾初九爻刚而位刚，刚胜，“乾之动”当位于“震”, “雷以动之”（《说卦传》）。《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儒家君子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乾之齐”为九二“见龙在田”。乾九二爻刚而位柔，刚胜柔危，“乾之齐”不当位于“巽”, “风以散之”（《说卦传》）。《巽·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儒家君子当反思学问，以使所思齐于天道，故应“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乾》之现”为九三之“终日乾乾”。乾九三爻刚而位柔，刚胜柔危，“乾之现”不当位于“离”,“日以煊之”（《说卦传》）, 《离·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乾·文言》）儒家君子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现无咎，故应“进德修业”。何谓“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乾之兑”为九四“或跃在渊”。乾九四爻刚而位柔，刚胜柔危，“乾之兑”不当位于“兑”, “兑以悦之”（《说卦传》）, 《兑·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乾·文言》）儒家君子当审时度势，“或跃在渊”而贞吉悔亡，故“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以上表明，《乾》初九、九二、九三、九四给出儒家君子藏器之内道修为，以待时而发为《乾》九五“飞龙在天”即外儒之用，九五乃“乾之劳”以化成天下，即以天道所统，行外儒以教化天下。

可见，内道乃外儒之质，外儒乃内道之行。“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当儒家君子“隐而未见，行而未成”之时，“是以君子弗用也”，故应“潜龙勿用”。为使所修之齐，适时“见龙在田”而“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修君子之德也。故当此儒学一阳来复之际，“学辩居行”乃当代儒家君子之行为准则，即当位于“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及“或跃在渊”，当以进德修业为行。或问曰：儒学何时为世所用？答曰：如上所言，即《乾》九五之劳也，所劳唯“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即儒学成行，夫唯大人方可。何为大人？《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虽“潜龙勿用”，然作为儒家君子，既以学术为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故应“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文言》），成德为行，日见之行，学行和中统一。所以行者，“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其学必“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当贯通中西，正本清源，以辨其学，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形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与传世文献，以中学西渐，开新文化传统。总而言之，儒家君子者，所学即所行，其行即其学，学行如一。此谓以儒道修身，生命学问一也。

虽然儒家君子当位于“潜龙勿用”，不过，对于中国社会而言，适当运用儒学思想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其中要特别加以批评的是以儒学进行投机，谋取利益，混淆视听，对儒学以及社会都带来了极坏影响。把儒学异化为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以及对儒学进行庸俗化、宗教化，是对儒学义理之故意肢解，不但对儒学有害，而且伤害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根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甚至会使问题愈发严重。

可见，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运用儒学。而正确运用儒学，需要正确理解儒学之学理。显然，由于历史造成的对儒学的歧解与误用，形成了诸多学术与理性上的问题，从而导致了简单而盲目的文化进路——“打倒孔家店”。所以，在“打倒孔家店”之后，于当代文明中言及儒学复兴，如何返儒学之大本、归儒学之道源，则成为重大的学术与文化问题。

（责任编辑：石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