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思辨逻辑的基本观点（上）

梁志学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基本观点的研究，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中研究的是：（1）思辨逻辑对象的过程里的进化与退化，（2）在这个过程里理性与知性的关系；在下篇中研究的是:（3）逻辑思维与理智直观的关系，（4）这个过程里历史东西与逻辑东西的统一。这些研究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结合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进行的。

关键词 辩证逻辑 知性逻辑 进化 退化 理智直观 历史东西

 

思辨逻辑的创建不仅是德国哲学革命的结晶，而且是思维科学史上发展的巨大飞跃，是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卓越成就。它作为一门新型的哲学科学，在人类认识史上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革命。关于这场思维方式的革命，恩格斯曾经写道：“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遵从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可以说，这是给予思辨逻辑的革命性的一个经典评价，当我们撇开它的社会学意义方面，而专门深究它的哲学意义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诠释这种革命性的哲学意蕴。例如，我们可以从规律的角度说思辨逻辑在辩证法学说史上第一次制定了质变与量变的互相转化、对立面的统一以及否定的否定的规律；也可以从范畴的角度说思辨逻辑的实质在于在对立的统一中把握对立和在否定中把握肯定。不过在这里，我们则想从思辨逻辑的内容着手，诠释这门哲学逻辑的革命性，以期阐明它的那些最有发展前景的基本观点。因此，我们将按照对它的内容所做的分析，相继探讨这样四个问题：第一，作为思辨逻辑的对象的思辨东西是如何发展的？或者说，这种思辨东西是如何进化和退化的？第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范畴的流动性与固定性有什么样的辩证关系？或者说，理性逻辑是如何扬弃知性逻辑的？第三，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的间接性与直接性有什么样的辩证关系？或者说，逻辑思维与理智直观是如何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第四，这个发展过程的主体如何体现为历史的客体和逻辑的客体？或者说，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是如何辩证地统一起来的？对于这四个问题的研讨，将会有助于展示思辨逻辑的真正内容、科学价值和美好前景。

一 进化过程与退化过程

关于思辨逻辑的对象，黑格尔针对那种不打算经历整个研究过程就想直接掌握研究结果的思维方式，在《大逻辑》导论里首先写道：“逻辑学无法预先说出逻辑学是什么，而是只有逻辑学的全部研究才会提供关于逻辑学本身的这种知识，把它作为逻辑学的最终结果和完成。同样，逻辑学的对象，即思维，或更确切地说，概念的思维，也根本是在逻辑学之内加以研究的；思维的概念是在逻辑学的发展过程中自行产生，因而不能被事先提出来。所以，在这篇导论里被事先提出的，没有论证逻辑学的概念的目的，或者说，没有预先对逻辑学的内容和方法作科学论证的目的，而是首在通过一些具有推理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说明和思考，使看待这门科学的观点有更清楚的观念。”因此，我们在这里评述的，是黑格尔对思辨逻辑预先作出的一些说明与思考，它们无论具有何种意义，都不是思辨逻辑的完成。

黑格尔是用不同的术语说明思辨逻辑的对象的。在《大逻辑》导论里，他给出了两个说明。在一个说明里，他把思辨逻辑界定为“研究纯粹思维的科学”；在另一个说明里，他写道，“逻辑学须作为纯粹理性的体系，作为纯粹思维的王国来把握。这个王国就是真理本身，正像真理是毫无遮蔽，自在自为在的那样。”在《哲学全书纲要》第一版里，他又进一步说：“逻辑学，即研究自在自为的理念科学”；“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也就是说，是研究以抽象思维要素存在的理念的科学”。不管他在这些界定的标语中使用了多少不同的术语，诸如纯粹思维、纯粹理性、自在自为的理念和纯粹理念，它们都表示同样的内容，那就是存在于超感性世界的内部而构成感性世界的本质的客观思维，或者说，由知识方面和理性方面组成的逻辑东西，而这种客观思维或逻辑东西是一个自己组织自己的、由低级到高级自行发展的总体，或用现代控制论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发展着的自组织系统。这就是作为思辨逻辑的中心范畴的总体概念，整个思辨逻辑的进程和在自然界与精神界的应用都是构成这个总体的普遍东西（A）、特殊东西（B）和个别东西（E）的辩证关系的逐步展开。因此，我们在评述这个总体的发展逻辑以前，应该首先分析它的性状，以厘清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的源头。

在通常的哲学史著作里，一般都从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关系的角度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定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的古老思想来源，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还有另一个问题有待于研究，那就是黑格尔究竟继承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哪种思辨内容，而这就是关于理念，即关于作为总体的逻辑东西的结构问题。在黑格尔看来，柏拉图的“理念是支配着特殊的、杂多的东西，浸透着、产生着这些东西的普遍东西”。他贯彻了柏拉图的这种关于理念的结构的观点，以A、B和E这样三个环节构成了作为总体的逻辑东西，在纯粹理念领域里展现出了一幅从存在到绝对理念的总体嬗变的瑰丽画卷；但是，他在这三个环节如何构成总体的问题上却走向极端。在他的构想中，普遍的东西比个别的东西更基本，因而也就更高级；他没有从普遍的东西寓于个别东西的辩证关系中得出前者依赖后者的制约关系，而是宣称“逻辑的东西是在自身中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东西”。因此，黑格尔没有看到，任何普遍东西都只能通过个别东西而存在，任何个别东西在其一切方面都不能被完全列入普遍东西当中。正是基于这种有缺陷的观点，他把总体正确地描述为有机整体时，以为任何个别东西在脱离普遍东西统辖的总体以后，就会失去持续存在的权利，因而又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某个（或某些）个别东西在脱离开它（或它们）参与的总体以后，还可以在这个总体之外自成一体，持续存在下去。对于这种思辨哲学的观点，费尔巴哈曾经以批判的眼光指出，从普遍东西引申出个别东西，也就是从神引申出自然界来。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把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的整体论称为绝对整体论，它当然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中有它的应用。但与它相反，在哲学史上有另一种整体论。按照德谟克利特的构想，作为个别东西的原子构成了世界上的一切形体，是各种各样总体中最基本的东西；伊壁鸠鲁进而完善了这个模型，以原子的偏斜运动解释了各种总体是如何构成的，从而以原子的不规则运动阐明了原子的规则运动。这种整体论真正刻画了各个环节如何以它们运动的必然性构成了系统，我们也许可以称它为相对整体论。如果不加区别，把整体论理解为绝对整体论，这是对相对整体论的忽视。

不过，黑格尔的绝对整体论比相对整体论在探索总体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更加光辉的成就。从源流方面讲，这应归功于他对两种发展观，即进化论与退化论的综合，从现状方面讲，则应归功于他对康德以来试图做出这种综合的一切工作的批判性继承。正是在这里，黑格尔认为他自己洞察到了事情本身的过程，他以那超越一切的绝对唯心论宣称，“精神的运动在其单纯理性中给予自己以自己的规定性，在其规定性中给予自己以自己的自相等同性，因此，精神的运动是概念的内在发展，而这就是认识的绝对方法，同时也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这就是说，作为总体的逻辑东西的发展是概念的内在发展，这种发展或运动在自己的单纯性或同一性中自行产生了自己的规定性或差异性，同时又在自己的规定性或差异性中自行产生自己的自相等同性或同一性，而从同一性到差异性就意味着进化，从差异性到同一性则意味着退化。所以，黑格尔这里的意思是说，在作为总体的逻辑东西的内在发展过程里同时就有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发展趋向，即进化与退化，这才是最关键的矛盾发展过程，因此，他把这个矛盾看得极其重要，或者说，把它看作重中之重，于是称它为逻辑东西（自然东西和精神东西的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称它为认识这种东西的绝对方法。现在，我们就从历史方面来考察他是如何做出这种论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总体的发展是上升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事物不断进化，形成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低级到高级的序列。黑格尔把这种观点称为进化论，其出发点是自身普遍的个别东西。他看到，主张这种观点的，不仅在古希腊有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而且在他的时代也有一些自然科学代表人物。例如，法国生物学家罗比耐认为，生物物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个从下而上的直线进化阶梯，在这个阶梯中一切的生物都依靠其内在的分化力量而过渡到更高的阶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总体的发展是下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事物不断退化，形成了从复杂到简单、从完善到不完善、从高级到低级的序列。黑格尔把这种观点称为退化论，其出发点是自身具体的普遍的东西。他看到，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古罗马时代的普罗提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印度古代的《薄伽梵》也表现出这种观点，因为这部佛教典籍主张，宇宙的发展是从最完善的精神实体到最不完善的物质实体的向下的过程，即所谓“上根而下垂枝，物境为其茅茁”。他还看到，法国生物学家布丰相信各个不同的生物物种是从最完善的原始类型发展而来的，这也是退化论的观点。我们如果用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公式来表达两种发展序列，则可用A—B—E表示进化序列，用E—B—A表示退化序列。

关于黑格尔如何把这两种发展序列统一起来，我们看到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精神现象学》里，他研究了精神的发展过程，已经看到在精神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上，从低级到高级的序列也蕴含着从复杂到简单的序列。他明确地写道，在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旧的］形态已经变成了形态的缩影，变成了简单的思想规定”，“有许多在从前曾经为精神成熟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知识现在已经降低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童的游戏”。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对这两个精神系列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在《大逻辑》里，他才真正研究了进化和退化这两个逻辑序列的关系。他概括地写道，“前进的运动每向前一步，每一个继续的规定，都是同没有规定的开端越离越远，但同时又是越来越近地向开端返回，因此，最初看起来可能是相异的东西，即后退论证开端和向前继续规定开端，就都是汇合在一起的，都是同一的”。在这里，黑格尔是用概念自己规定自己或自己论证自己的过程来考虑前进和后退、进化和退化的，已经暗示出这个过程包含了两个相反的方向，但这两个相反的方向只是相对于没有任何规定，又被设想为潜伏着全部规定的开端而言的，还不是相对于逻辑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而言。在《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的逻辑学部分，黑格尔进一步明确地肯定了概念的发展过程包含着分化与整合两个序列，指出“这种进展是分析的，因为内在的反思活动仅仅设定起直接概念中包含了的东西；这种进展同样也是综合的”；他并且进一步看到，在概念的发展中从正题到反题的推移表现为分化，从反题到合题的推移表现为整合。这样，两个相反的方向就在逻辑发展的任何一个完整的阶段都呈现出来了。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黑格尔才在《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自然哲学部分中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概念正在于它既可以把自己的各个环节展示出来，并把自身分解为各个不同的东西，又可以使这些如此显得独立的阶段回到它们的统一性和观念性，回到概念本身”；因此，进化和退化“这些形式是同时存在的；永恒的神圣的过程是一种向着两个相反方向的流动，两个方向完全相会为一，贯穿在一起；较前的阶段一方面通过进化得到了扬弃，另一方面却作为背景继续存在，并通过流射又被产生出来。因此，进化也是退化”。这样，黑格尔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瑰丽的逻辑画面，在这幅画面上进化与退化同时相互依存，A—B—E与E—B—A同时相互贯穿和相互蕴含。

黑格尔的综合进化与退化的卓越成就当然不是孤立地取得的，而应该看作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必然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首先，康德在他的早期自然哲学著作中探讨了太阳系和地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肯定了宇宙从原始物质到理性生物的进化过程和从理性生物到原始物质的退化过程，给那种僵化不变的机械主义宇宙观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关于进化与退化，即自然事物从混沌状态到井然有序的发展与从井然有序到混沌状态的发展，他认为它们是相互转化的。他在谈到从进化到退化的转变时明确地写道，“一切天然的东西都服从这样的规律：在这些东西开始具有完善性时起作用的同一个力学过程，在它们达到完善的顶点时，由于不断改变着事物，同时也就又逐渐远离开最佳状态的条件，而终于以察觉不到的步伐走向衰老”。这就是说，完善的过程发展到极点，就会转化为向不完善的发展，井然有序的过程达到极限，就会转化为向混沌状态的发展。关于从退化到进化的转变问题，康德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虽然最靠近宇宙中心的天体系统将最先毁灭，这个毁灭的过程将逐步扩张到更遥远的地方，使所有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行程的天体系统都通过运动的逐渐衰竭，最后被埋葬于一片混沌之中；但另一方面，在已经形成的天体系统的对面，自然界则忙于不停地用分散的物质微粒作为原料，再创造许多新的天体系统。针对否认这种转变的观点，康德质问道：“自然界既然能够以混沌发展到秩序井然，系统整齐，那么，在它由于各种运动衰减而重新陷入混沌之后，难道我们就不能相信，自然界同样又会从这个新的混沌中很容易恢复起来，而把从前的结合更新一番吗？”由此可见，康德已经刻画出了一幅进化与退化相互更替、宇宙的发展周而复始的宏伟图像，但这幅图景并没有告诉人们进化与退化是在同一个过程中相互依存的。

然而，费希特在他的早期知识学著作里却超越了康德探讨进化与退化的那种自然的、感性的形态，而纯粹以精神的、思辨的形式挖掘了进化与退化在同一个过程中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按照他的早期知识学体系来说，自我或本原行动作为宇宙万物的逻辑起点，是一个潜在的、自己规定自己的总体，这个总体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领域。在第一个领域里，本原行动的展开首先表现为“自我设定它自己”，这就是说，“设定着自己的自我与存在着的自我是完全相同的，是一个东西”，既是行动者，又是行动的产物。在这里，设定者与被设定者的同一性在显示出来的时候，也暗示了它们双方的差异性。这种展开在逻辑上就是正题。本原行动的展开其次表现为“自我设定非我”，这就是说，“一个非我被直截了当地反设起来；与自我相对立”，本原行动树立的是一个自我的对立面。在这里，设定者与被设定者的差异性在显现出来的时候，也暗示了它们双方的同一性。这种展开在逻辑上就是反题。本原行动的展开在这个领域里最后表现为“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这就是说，“自我在自我之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本原行动要把彼此对立的自我与非我统一起来，使两者不是相互取消，而是被吸收到自我的同一性里去。这种展开在逻辑上就是合题，它以显示出来的方式把从正题到反题的分化过程和从反题到它自身的整化过程结合了起来，同时也以暗示出来的方式把从正题到反题的整化过程与从反题到它自身的分化过程结合了起来，而这就提供了一幅进化与退化在同一过程中相互结合的网络。正是以这幅网络为原型，在“自我设定自己为受非我限制”的第二个领域里，本原行动的发展虽然以分化或进化为其主导方向，但始终存在着整化或退化的方向；同样，在“自我设定非我为受自我限制”的第三个领域里，本原行动的发展虽然以整化或退化为其主导方向，但始终存在着分化或进化的方向。所以，在哲学的反思中，本原行动在其圆圈式的自我返回的过程中就是一种分化与整化、进化与退化的矛盾发展，它们两方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是相互依存的，而这就以思辨的方式克服了康德把进化与退化单纯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方向的缺点。

正是依据康德与费希特取得的上述两项成果，黑格尔才进而得出了进化与退化在作为总体的逻辑东西的发展过程中既相互转化，又相互依存的结论。他的这个成就将永远给人类探索宇宙的秘密提供重要的启发，而后来的历史也正是这样谱写的。恩格斯在表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时认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的发展，就“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正像黑格尔克服了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片面退化观点一样，恩格斯则批评了克劳胥斯的片面退化观点。克劳胥斯把揭示孤立系统中熵永远只能增加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肆意推广到无限的宇宙中，认为宇宙的熵将不断趋于极大，以至宇宙最后进入一个死寂的永恒状态。恩格斯指出，宇宙的发展并不是克劳胥斯所设想的那样，而是“发散到宇宙空间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某个时候自然研究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使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的星云”。并且像黑格尔否定了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片面进化观点一样，恩格斯也批评了达尔文的信徒们的片面进化观点。这些信徒们没有全面地把握达尔文学说，在有机体的相互作用中片面标榜斗争，否认合作，因而看不到进化中的退化。恩格斯指出，有机体的发展也并不是他们设想的那样，而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步同时又是退步，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向上的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里，恩格斯依据的19世纪的自然科学材料虽然已经过时，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即进化和退化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却依然闪烁着光辉的思想。

从20世纪下半叶起，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又为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关于进化和退化的辩证法提供了可靠的素材。控制论创始人N．维纳写道：“我们不得不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世界作为整体，遵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混乱在增加，秩序在减少。然而，热力学第二定律虽然对闭合系统的整体来讲是一个有效的陈述，但它对于其中的非孤立部分就肯定不是有效的了。在一个总熵趋于增加的世界中，一些局部的和暂时的减熵地区是存在着的，由于这些地区的存在，就使得有人能够断言进步的存在”。在这里，维纳把宇宙这个现实存在的开放系统视为封闭系统，因而还没有摆脱那种把退化过程绝对化的热寂说的束缚，但是，他看出了同一个发展过程中熵减少的趋势与熵增加的趋势、进化与退化的相互转化，这倒是正确的。当然，最有说服力的是I.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和H．哈肯的协同学。它们告诉我们，任何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当外参量变化到一定程度时，即可通过随机涨落以及系统内各个元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而改变无序化趋势，在不同的无序等级上建立有序状态，而这种有序化趋势是依靠从外部引入负熵流产生和维持的；另外，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中，当外参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出现混乱，趋于无序化。这些科学结论证实，在宇宙万物的形成过程和消亡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进化和退化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在形成过程中是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化占支配地位，在消亡过程中则是从有序到无序的退化占支配地位。因此，近来那种在知识领域里片面标榜进化的“信息爆炸论”和在社会领域里片面标榜退化的“历史终结论”均可以休矣！

二 知识逻辑与理性逻辑

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研究的是思维各个独特规定和规律所组成的自身发展的总体。如果说这个总体作为客观思维是事物的本质，因而它的发展方向给我们呈现的是它的形而上学的内容，那么，当这个自身发展的总体以它的自觉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则是它的逻辑学的内容。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思想可以叫做客观的思想，甚至那些最初经常在普遍逻辑学里加以考察，而只被当作自觉思维形式的形式，也可以算作客观的思想。因此，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即与研究思想所把握的事物的科学，便会合起来了，而思想被认为是表达事物的本质的”。在这里，客观思想就是思维规定，它像构成物质事物的普遍实体那样，也是精神事物的实体，因此，在作为一个由思维规定组成的系统的逻辑东西里，主观东西与客观东西的对立已经得到克服；换句话说，它是一切自然事物和精神事物的普遍真实东西，是统摄这一切事物的基础。在这里，思维规定所组成的自身发展的总体作为唯一的总体，在它的开端、进展和终端中都既是综合的，同时也是分析的，因此，在作为把握这个总体的逻辑思维的认识方式里，使思维方式（主观东西）与这个总体（客观东西）的对立得到克服就是首要的课题；换句话说，如何确立起一种能够把握这个矛盾发展的总体的思维方式就成了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黑格尔是从评论历史上盛行的知性思维方式入手的，而这就构成《哲学全书纲要》第二版和第三版中绪论的一项内容。他在这么做时，把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或传统逻辑称为知性逻辑，而把自己要建立的新型思维科学称为理性逻辑或思辨逻辑。在他看来，知性逻辑的形态和内容仍然与悠久传统所遗留下来的一样，并未与时俱进，所以在科学和现实中生长起来的新精神也就没有在这种逻辑学里表现出来，而他要建立的思辨逻辑则体现了这种新的精神，把握了活生生地发展着的逻辑东西；因此，尽管两种逻辑在认识真理方面都属于反思方式，但从逻辑学史方面来说，知性逻辑却是初级的逻辑，它是无法把握客观思维或思维规定的矛盾发展过程的，而唯有思辨逻辑才是高级的逻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个观点就是黑格尔评论历史上盛行的知性思维方式的立脚点。

第一，关于康德以前旧形而上学应用的知性思维方式，黑格尔肯定了它的优点，那就是它已经意识到了唯有思想才是现存事物的本质，以为通过知性的反思就可以认识到真理，使真正是客体的东西呈现在意识面前。他写道，“这种形而上学把思维规定看成事物的根本规定；它假定存在着的东西在加以思考的同时，自身是可以认识的，所以它比后来的批判哲学思维站得更高”。这种形而上学的对象本来是一些自身发展的总体，即灵魂、世界和上帝，它们本身都属于理性，属于自身具体的普遍东西的思维，但是它们对这些理性对象抱取的却是单纯的知性观点，而这就使它必然具有一些缺陷。其一，它直接采取了一些抽象的思维规定，以为它们做表达真理，即表达理性对象的谓词是有效的，例如说“灵魂是简单的或复合的”“世界是有限的或无限的”，但在黑格尔看来，这样的思维规定是有限的，而理性对象本身是无限的东西，是绝不能通过有限的东西使自己表示出来和得到意识的。其二，理性对作为自身发展的总体，是自己规定自己的，绝不能被假定为现成的，因此，那些判断的形式总是不适合于表示理性对象的自身发展，也就是说，判断由于其形式使然，总是片面地表达这种发展。其三，由于那些知性的思维规定的有限性和片面性，这种形而上学必定会假定，在两个对立的判断中，一个判断是真的，另一个判断则是假的，但在黑格尔看来，这些片面的、孤立的思维规定并不是固定的、独自持续存在的，而是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包含在总体之内。总之，旧形而上学用有限的、片面的知性规定表达各个理性对象，是把传统逻辑的抽象同一性当作原则，而没有达到具体的同一性，没有达到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因而在认识理性对象时搁浅了。

第二，黑格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有具体内容，以反对那种无法从自己的普遍性发展到特殊性的知性的抽象理论；另一方面需要有坚固据点，以反对那种在知性领域里按照有限规定的方法就会证明一切事物的可能性，而这就使经验主义取代了旧形而上学。经验主义把经验定为具体的、坚固的据点，由此去面对作为自身发展的总体的客观思想，面对展现客观思想的现实世界。对于这种经验主义，黑格尔以一分为二的态度进行了评论。首先，“在经验主义里包含着一条伟大的原则，即凡是真的东西都必定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并且必定是在那里为知觉而存在的”。这就是说，经验主义是用这里、现在和此岸世界代替了抽象知性的胡思乱想和模糊形象，获得了旧形而上学所憧憬而未能得到的坚固据点。但在黑格尔看来，经验主义只是抓住了感性的个别形态，试图在这种形态中寻找构成一切事物的本质的无限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要在思维中发现这样的东西，还不具备条件。因此，他也同样揭示了经验主义的缺陷。他写道，“经验主义就它的内容而言却局限于有限事物，因而它的彻底发挥否认了整个超感性事物，或者说，至少是否认了超感性事物的知识与规定性，而只承认思维有抽象性、形式普遍性和形式同一性”。并且他进一步指出，经验主义以非批判的方式使用着旧形而上学的范畴，它所秉持的仍然是一些抽象规定，所以它依然囿于知性思维方式。最后，黑格尔比较了经验主义与旧形而上学。在他看来，旧形而上学是以普遍的理性对象为其内容，经验主义是以个别的感性对象为其内容，旧形而上学以知性为理解世界的形式，经验主义以知觉为理解世界的形式，当我们在旧形而上学中看到无限的内容由于有限的知性形式而变为有限的，在经验主义中看到用感性的形式发现的无限规定是同样有限的时候，这两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就表明它们自身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以某种固定不变的前提为出发点。

第三，在历史上取代这种经验主义的康德批判哲学，虽然像我们在《纯粹理性批判》里看到的，已经批判地利用传统逻辑关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学说，建立起一门与形而上学统一的、比传统逻辑具有更大普遍有效性的先验逻辑，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先验逻辑仍然囿于知性思维方式，而有待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具体地说，康德在哲学中第一个区分了知性与理性，认为知性以有限的、无条件的东西为对象，并且在先验逻辑的先验分析论里表明，单纯基于经验的知性知识是有限的，但在先验逻辑的先验辩证论里却极其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表现有二。其一，在康德的先验逻辑里，理性是应用知性范畴认识无限的理性对象的，结果陷入单调的无限进展过程，达不到自己所要达到的客体，从而丧失了认识无限东西的能力，自己把自己贬低为只能认识有限东西的知性。不仅康德如此，就连发展了康德先验哲学的费希特也是如此，因为自我被认为是首先由一种外部的障碍刺激起来的，虽然自我要不断地从这种障碍解放出来，但随着障碍的不再存在，以自己的活动为自己的存在的自我也就不再会存在。因此，他们的先验逻辑终归无法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总是有一个未知的外部东西。黑格尔就此写道，“批判哲学诚然已经使形而上学成为逻辑”，但它和费希特的知识学一样，“由于害怕客体，便给予各个逻辑范畴以一种本质上是主观的意义，这样一来，各个逻辑范畴就依然同时被它们所逃避的客体纠缠住了，而一个自在之物、一个无穷的障碍对于它们却依然是一个留下来的彼岸”。与此相反，黑格尔从阐明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出发，彻底消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否定了这个不能达到的彼岸。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是把真正的无限和单调的无限区分开。在康德和费希特所坚持的那种单调的无限进展中，有限与无限没有相互规定的关系，一个有限东西只是过渡到另一个有限东西，这另一个有限东西又过渡到第三个有限东西，如此递进，以至无穷，而永远在有限东西之外留有一个不可及的无限东西；反之，真正的无限进展在于：“有限东西的本性是超出自身，否定自己的否定，变为无限的”，而无限东西的本性也同样如此，于是，“有限东西与无限东西不可分离，同时绝对互为他方；每一方都在自身有它的他方；所以，每一方都是它和它的他方的统一”。黑格尔以这种辩证关系打通了知性对象与理性对象、现象与本体的界限，给他建立思辨逻辑创造了首要前提。其二，在康德的先验逻辑里，理性在应用知性范畴去规定无限东西时超越了自己的界限，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即二律背反，从而得出了无限的理性对象不可认识的结论。黑格尔就此写道，“康德认为知性规定在理性事物中设定的矛盾是本质的和必然的，这个思想须被认为是现代哲学最重要和最深刻的进步之一。但这个观点深刻到什么程度，解决办法就浅薄到什么程度；他的解决办法仅仅在于对世界的事物抱一种温情态度”。在这里，黑格尔具体地指出，二律背反的真正的、积极的意义在于，一切现实事物都在自身包含着对立的规定，而不是在世界上只存在着康德所述的那四个二律背反，因此，认识一个对象，确切地说，把握一个对象，恰恰意味着意识到这个对象是对立规定的具体统一，辩证的思维运动就是要把握这种对立规定的具体统一，而绝不是像在康德那里一样，停留于事物的自在东西不可知这个单纯消极的结论。这就是说，康德虽然在他的“幻相的逻辑”里突破了知性思维方式否认矛盾的僵硬观点，但依然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方式，而认为矛盾寓于主观思维的本性；他只认识到辩证法的抽象否定的方面，没有前进到辩证法的具体否定的方面。而康德的先验逻辑之所以在此失败，是因为他还没有超越传统逻辑将不矛盾律奉为圭臬的有限观点。

正是基于对三种哲学中坚持的知性思维方式的这种批判性的考察，黑格尔才提出了从知性逻辑上升到思辨逻辑的课题，认为要满足时代的要求，就必须具有超越知性思维，从事理性思维的能力。针对“幻相的逻辑”不能把握客观思维的困境，黑格尔写道，“精神从最深的意义上说，就是回到它自身，因为它的本原，它的真纯自性是思维。但在精神的这种活动中，思维陷于矛盾，即耽于思想的固定的不同一性，因而未达到自身，反面仍然为其反面所束缚。精神的更高需要是与单纯知性的思维所达到的这个结果相反的，其基础在于思维并不离开它自身，而是也在它的独自存在的这种被意识到的丧失过程中依然忠于它自身，‘以便它克敌制胜’，即在思维本身完成解决它自身的矛盾的工作”。他并且接着注解说，“我们看到思维自身的本性是辩证法，思维作为知性必然陷于对其自身的否定，必然陷于矛盾，这个见解构成逻辑学的一个主要方面。思维在对于能够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它自身所遇到的矛盾表示失望时，就返回到了精神用自己的其他方式和形式得到的解决办法和恬静态度”。这里讲的精神自身的力量是指理性把握矛盾发展的客观思想的能力，精神自己的其他方式是指理性的思辨方式，一言以蔽之，两者说的都是思辨逻辑。

关于这种思辨逻辑与知性逻辑的关系，黑格尔具体地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关于思辨逻辑否定知性逻辑的方面，他说明了“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矛盾是一切自己运动的本原”，因此，“思辨的思维唯独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身”。在这里，他建立了一条直接否定知性逻辑的不矛盾律的辩证矛盾原理。黑格尔的这个划时代的建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我们反观康德先验分析论里的对立统一的思想和先验辩证论里的矛盾的必然性的思想，反观费希特知识学里对这些思想的发展，反观谢林同一哲学对于理性在其超自然的应用中出现的矛盾的解决，我们就可以断言，这一建树是有其思想先驱的。其二，关于思辨逻辑肯定知性逻辑的关系，黑格尔说明了思辨逻辑包含了以前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保存了同样的思维形式、规律和对象，但同时又用更广泛的范畴去进一步发挥和改造它们，因此“要得出知性逻辑，只需要从思辨逻辑里排除掉辩证的和理性的成分；这样，思辨逻辑就变成了普通的逻辑，即知性逻辑”。在这里，黑格尔已经不像康德那样，单纯从量的视角确定了思辨逻辑比知性逻辑具有更大的普遍有效性，而是以特殊与普遍的关系的视角确定了这种更大的普遍有效性；就是说，知性逻辑是思辨逻辑的极限情况，思辨逻辑在其辩证成分等于零的情况下，被还原为知性逻辑。可以说，这是一条具有重要意义的辩证对应原理。

上述两个方面表示的都是思辨逻辑对知性逻辑的全盘改造、发展和超越。要解决的课题是哪种逻辑学才适合于把握自身发展的总体。在黑格尔看来以不矛盾律为圭臬，停留于固定范畴的知性逻辑在较小的范围内依然是有效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逻辑，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不会得到任何确定性和规定性。因此，他不仅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明确地肯定，“对形式逻辑的研究无疑有其用处，可以借此使人头脑清晰”。但是，当我们从较小的范围进入较大的范围，从有限事物进入无限事物，再也看不到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时，知性逻辑就失灵了，在这里真正有效的是以辩证矛盾原理为核心，应用流动范畴的思辨逻辑。在这里，知性逻辑停留在各个固定范畴上的僵硬性和片面性已经被克服，总体的辩证发展是这些固定范畴的自我扬弃，是它们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而思辨逻辑把握了各个对立的范畴的统一，把握了包含在它们的分解和过渡中的肯定东西。正是以这样的辩证发展过程为背景，黑格尔在超越那条主张“非此即彼”的不矛盾律的绝对性时举例说，“虽然说一个多角形的圆和一个直线式的弧都同样违背这一规律，但几何学家却毫不迟疑，就把圆当作许多直线式的边构成的一个多角形去看待”。这个例证表明，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在世界上绝不存在知性逻辑主张的那种抽象的同一性。

恩格斯在评述这两种逻辑的关系时，肯定了把知性和理性区分开是有意义的，而且他沿着黑格尔的思路，把带有固定范畴的形式逻辑与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逻辑的关系视为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他写道，“高等数学已经带来了混乱，因为高等数学把初等数学的永恒真理看作已经过时的观点，常常作出相反的论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家看来纯属谬论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融了，数学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在这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纯粹抽象的量之间的关系、恶无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态，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愿又不自觉地成为辩证的数学家。数学家们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为了调和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为了弄清楚在他们面前表现为不可否认的结果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纯属荒诞无稽的东西，以及为了合理地说明以无限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的出发点、方法和成果所采用的隐晦说法、无聊诡计和应急手法，是再滑稽可笑不过了。”

这条据以阐明知性逻辑与思辨逻辑的关系的辩证对应原理，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还属于思辨的预见，在恩格斯这里还只能以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为例证，那么在人类知识体系随后的前进过程中则已经成为一条在现代物理学中的科学原理。具体地说，尼尔斯·玻尔1913年在确定古典力学与量子力学的关系时首先把这条原理表述为：当普朗克常数h→0时，量子力学的规律转变为古典力学的规律。它后来表明其自身对于理解其他物理学部门里的新理论与旧理论的关系也是有效的。例如，在波长λ的值逼近于零时，几何光学是波动光学的极限情况；当光速的值趋近于无限大时，古典力学是相对论力学的极限情况，如此等等。同时，这条科学原理对于数学与经济科学也是有效的。例如，在曲率的值趋向于零时，欧几里得几何表明其自身为非欧几里得几何的极限情况；在复数中的虚数部分趋向于无限小时，实数理论表明其自身的负数理论的极限情况。又如，在现代机器体系中的信息控制结构的作用趋向于零时，由发动机、转动结构和工作机组成的古典机器体系表明其自身为现代机器体系的极限情况；与机器体系演进的这两个阶段相对应，当脑力劳动在产品价值的形式中的作用趋向于零时，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就表明其自身为现代劳动价值理论的极限情况。总而言之，黑格尔的那条辩证对应原理已经变为这样一条在科学方法论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元科学原理：一种对于客体领域有效的理论，随着一种更加普遍的新理论的出现，当表征这种新理论的参数趋向于某个特定的值的时候，并未完全丧失其有效性，而是其规律表明自身是这种新理论的规律的极限情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