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上述段落中，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范礼安与中国教区的特殊关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忽视如下事实：虽然范礼安一再于中国教区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在澳门，并做出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但每每又因为各种突发事件，匆匆离去。他很少能气定神闲地驻留澳门，从容不迫地思考传教规划的具体细节。直到1603年2月从日本返回澳门，他才终于有时间在曾经五次短暂停留的澳门居住下来，直到1606年1月20日去世为止。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日渐老迈的范礼安境况大不如前。在远东近30年传教生涯中，耶稣会内部不同派系的钩心斗角与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已经使得丧失了以往权威与权力的范礼安身心俱疲，虽然他还保有日本与中国的巡视员的头衔，但他的实际影响力已很少超越弹丸之地的澳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实际上是画地为牢，困守于葡萄牙人租住的狭小半岛了。

或许是不甘心于碌碌无为的窘境，老谋深算的范礼安在深思熟虑后决心采取行动，当日本传教副省的管区代表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Rodrigues, Francisco）于1604年奉命前往罗马时，范礼安在交给他的备忘录中，一口气列举了与罗马交涉时的15项注意要点，以图整顿并扩展其属下的日本及中国教区。

综合范礼安向教廷及耶稣会总会提出的各项要求，经费问题显然是他最为关注的要点。在论述澳门圣保禄学院的所需经费问题后，范礼安随即提出中国教区的经费问题。他毫不客气地要求道：

为中国的4个修院以及为推进传教事业必须给予的救济，也同样做了交涉，并取得了成果。还说明了它是如何的重要，对它寄予多大的希望。除了上述四个修院的固定资产与年金之外，还必须为中国人建造一个小神学院。为推进这一传教事业，为了供给每日所需要的临时经费，为长期生存，以便在不能支付年金时也能使神父们的生活得以维持，至少需要拥有4000至5000克鲁扎多的资产。通过总会长、教皇与几位枢机卿，主要向总会长说明为中国这一大传教组织，这样的固定资产是必需的。

就范礼安的上述指令而言，其中有两点需要我们特别关注。首先，相比同一文件中关于日本教区的经费要求，范礼安在此为中国内地修院提出的年金数额是惊人的。如果以前引利玛窦1605年5月10日致高斯塔神父信件中所说的北京会所的人数为基准，那么即使全部中国四所会院的规模一般大小，包括佣人和学生在内的全部教区人数也只有64人。因此，即使上述所有人的消费标准全都一样（这当然不可能），以备忘录中所言的4000至5000克鲁扎多资产所获得的利润不仅远远超过此前日本教区鼎盛时期的平均水平，而且也大大超越了范礼安在这份备忘录中为日本教区以及澳门圣保禄学院请求的资金数目。

通过这一不同寻常的经费需求比例，我们或可体会到中国内地教区在范礼安心目中的地位，但更加令人回味的是，范礼安还在这份备忘录中要求为中国人再建造一个小神学院。由于备忘录文字论述过于粗疏，我们尚不能从中了解它的级别及其与圣保禄学院的相互关系，也不清楚建造这所小神学院在上述经费数额中占据多少份额，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拟议中的新机构至少表明中国教区的规模与规格处于持续不断的提升之中。

或许是意识到中国教区与建造另一所神学院的庞大经费需求不太可能获得总会长和罗马方面的支持，范礼安还在备忘录中提出了开辟财源的具体建议。

（管区代表应）与总会长交涉，争取到每年给予500克鲁扎多的固定资产的若干信徒朋友，将他们作为神学院的设立者，获得在日本与中国建立若干小型神学院的财源。即使他们除神学院建设及其杂物外什么也不提供。因为用这笔固定资产可以哺育12至15个耶稣会士与若干当地居民的同宿。此事已经多次来信提及。由于这笔固定资产为数极少，很容易找到为成为设立者而支付它的枢机卿、领主、高级圣职人员和友好的商人。这对日本与中国来说，是很大的救济。我按照曾给予马泰神父的指示，就这些神学院中一个的设立，与那波里人博恩斯三兄弟进行了探讨。他们也很愿意为中国与日本支付一些捐款。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将给今年来自意大利的神父们70000克鲁扎多的帮助。

这份备忘录中，另一个耐人寻味之处是范礼安表示管区代表“与总会长交涉，将日本与中国管区从印度管区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一个管区”，并声称，“这是基于管区会议与协议会的要求，其理由将由尊师前往罗马报告”。由于备忘录极为简略的文字表述，我们尚不能据此判断范礼安此举是否缘于他与卡布拉尔以及印度主教区的微妙关系，但联想到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文件所述诸地与范礼安新头衔管辖区域的高度吻合，则难免会让人猜测，范礼安的上述请求还有其不便明言的深意：如果日本及中国管区能够摆脱印度方面的牵制，那么范礼安不仅可以一如既往地独断专行，推行在他看来符合现实情境的传教策略，而且将有助于弥补他不久前果阿之行受到损害的权威与号召力。

作为这一猜测的佐证，我们注意到范礼安在1605年1月的18日和20日写给总会长助理若阿·阿尔瓦雷斯（Joao Alvares）的两封信件中谈到了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写于18日的前一封信中，范礼安出人意料地公开谈论教区内耶稣会士的国籍问题。他说：

当我们在澳门设立神学院之后，这一准管区有学问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而且许多成为四誓愿的立誓修士。以此之前，有学问的葡萄牙立誓修士在本管区是不足的。这不是我的缘故。我一直向印度要求将几位有学问的葡萄牙人派遣到我这里来，并告诉顾问与管区长们，不这样做将会产生许多麻烦。因为他们以有学问的西班牙人在印度不起作用为借口，一直将西班牙人送来。他们肯定希望他们在以后成为立誓修士，以统辖日本。但是，他们从不听我的话，虽然我是巡视员，并在相当时期中担任管区长，也无法说服他们将具备上述能力的葡萄牙人派遣来。而且他们始终认为我因为对日本过分喜爱，并对我从他们管区中抽调人员表示不满。事实上，印度也同样人手不足。许多的职务因人手不足，所以我也无法将他们不能给予的东西强制地从他们那里夺去。但现在托神的慈悲，有学问的立誓葡萄牙修士的庞大数量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而再加上始终与葡萄牙人保持团结的意大利人，可以成立另一个独立的管区，并且能够取代它。

……

……关于我，我想请尊师相信，即葡萄牙国民，无论是耶稣会中的人，还是会外的人，都对我表示出深深的爱及关怀。我对他们施以很大的恩义，正因为如此，葡萄牙不希望我离开当地，从30多年前至今，他们容忍我对当地的管辖，并接受我对印度长达21年的统领。为此，我至死亦爱着他们，并铭记服务于他们的宗旨。因为他们对本国人也从未那样。

在称赞了管区内葡萄牙修士的热情和对他本人的支持之后，范礼安端出了他的底牌。他坦率地告诉总会长助理说：

我认为，日本准管区长巴范济（Pasio, Francesco）肯定也拥有相同的热情与意愿。迄今为止，我在日本还没有找到可以接替其职务的人。现在日本的葡萄牙立誓修士还很年轻，对本地的事情以及耶稣会的统领还未积累起相当的经验。因此，我参考了路易斯主教的意见，指定二位葡萄牙修士作为其继承的顺序。

在大多数的教会文献和冠冕堂皇的公开出版物中，耶稣会士的国籍问题及其矛盾很少被放到台面上公开讨论，但许多蛛丝马迹表明，巨大冰山的水下裂痕始终存在。自沙勿略以来，这一难以言说的沉疴痼疾就一直困扰着几乎所有的耶稣会传教士，并导致许多人事安排和传教策略的争议带有实际当事人才能够体会的情感色彩。而换一个角度，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亦很难避免。在强权竞争的大航海时代，保教权（在修会层面，它更多地是以传教权的形式出现的）等国家利益的冲突也以各种方式地渗透到各个修会之中，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终生梦魇。

出于可以理解的因素，许多教区上长都信任并喜欢任用自己的同胞，以便其传教思路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正因为如此，范礼安才会在一再表白他与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的良好互动之后，申明他已任命同为意大利人的巴范济神父担任日本教区的最高上长。

或许是觉得意犹未尽，在两天后（即1605年1月20日）写给总会长助理阿尔瓦雷斯的另一封信中，范礼安重点谈了日本及中国管区的财政问题。在照例数落了日本管区的经费短缺之后，范礼安第一次直言澳门神学院面临的类似困境。他说：

通过主给予的不可预料的援助以及其他恩赐，我们去年得以维持这一中国的神学院与修院。全部开销超过了3000两（银子）尔。除此之外，1604年离开此港的定期船带去了能给予日本神们充分支持的钱。通过这条船，我将18名耶稣会士送往日本。此外，主还下令此船的货物在日本能进行规模盛大、赢利丰厚的交易，即所有的货物都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而且比通常早三个月就返回了澳门。在圣母无原罪的祭日的12月8日进入该港。这给了本市不同寻常的极大喜悦。……通过这条定期船，我们还得到了巨大的救助，我们可以返还中国人赊账卖给我们的东西，并获得能够维持今年这个中国神学院与修院的财源。

除此之外，本市的居民知道为建设教堂，神学院负债累累，便给了院长大约1000两（银子）的捐款。通过这笔捐款，他所负大部分债务都得以偿还了。现在我们为使今年1605年离开本地的定期船给日本的神父们送去援助，正期待着神的帮助，再从中国人那里获得相当数额的借款。

更令人吃惊的是，范礼安还在信中谈到方兴未艾的中国教区。他说：

中国的四个修院中已经有耶稣会士16人，12个人是欧洲人，都是神学家，4人是中国修士，去年除了1月与迪亚斯（Dias, Manuel，李玛诺）神父一起派去的人之外，在12月还送去了其他三位具有非常深的学问、具备伟大质资的神父。即正如尊师所知道的那样，接受总会长特别命令，为本地传教而被派遣来的、今年到达的阿方索·瓦尼耐（Vagnone, Alfonso，王丰肃）神父、葡萄牙神父西罗尼莫·罗德里格斯（Rodrigues, Jeronimo）和葡萄牙人席尔瓦·费利西亚诺（Silva, Feliciano de）3人，这一修院已非常充实。我命令在各个修院中驻守3位神父与3位修士。这样，在神的帮助下，中国国内正在形成一个小小的准管区。即使对亲眼看到这一切的我们，也是难以置信的。如果这些神父充分掌握语言，散布到各地传教，我们将期待在这个中国王国中获得巨大的成果。神改变了在100年前认为不可能达到的状态，改变了中国的诸事情。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已经成为事实了。

从上述行文可以看出，相较于远东耶稣会的其他教区，身处澳门的范礼安显然对中国教区的未来有更多期待。按照他的描述，虽然中国境内的传教士与耶稣会修院数量不多，却井然有序，充满活力，随着增援人员的不断抵达，新的巨大成果可以期待。他甚至还充满激情地宣称：“神改变了在100年前认为不可能达到的状态”，以往“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已经成为事实了”。

另一个不太显眼、但同样意味深长的要点是，虽然当时的中国教区只有区区四个修院，但范礼安还是兴致勃勃地宣称“中国国内正在形成一个小小的准管区”。由于信件涉及的内容过于简略，我们不清楚范礼安此言是否与他此前的想法，即将日本与中国管区从印度管区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管区的计划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个“小小的准管区”成为现实，那么由利玛窦领导的四个修院与澳门神学院以及日本管区的关系，肯定将不复以往了。

有意思的是，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中，我们为上述幕后隐情的猜测找到了颇为有力的佐证，这份文献是日本教区按惯例在同年（1605）9月15日于长崎召开的协议会的记录。根据会议记录，与会的13名高级传教士包括当时的日本主教路易斯·塞尔凯拉（Cerqueira, Luis de）、准管区长神父巴范济、长崎神学院院长神父梅斯基塔（Mesquita, Diogo de）、有马神学院院长神父卡尔德龙（Calderon, Francisco）、大村修院的院长神父洛塞那（Ludena, Afonso de）以及管区代表罗德里格斯（陆若汉）以及3位会所的上长。在会后形成的文本中，他们的不同意见甚至让人惊觉，范礼安在信中未曾明言的新企图比他明言的更野心勃勃，他甚至想让中国及澳门神学院都脱离日本管区的管辖，形成分庭抗礼的新格局。这份文件记录道：

准管区长神父（即范礼安第三次视察日本教区时任命的准管区长巴范济）披露以下事情，即过去的1605年8月，收到了1603年1月13日总会长神父阿桂委瓦写给一准管区巡视员神父范礼安（他现在在澳门市）的书信。根据从前述巡视员神父接受的命令，本准管区长神父将它开封。该书信中记写了总会长神父为发展中国的传教以及澳门、马六甲各神学院和摩洛加群岛的良好统治，所给予的如下巨大帮助。即由一位上长管理这些地域所有事务（只有日本独立为管区，中国、马六甲、摩洛加形成别的管区），而且他可亲自巡察，并根据所有的必要，积累起许多的工作经验。……

总会长说，最初听取巡视员神父的意见，而不希望他就此进行裁决，所以为了解日本及其他神父们的考虑，要求他（巡视员）与他们协商。为此，准管区长神父召开这次协议会，请神父们发表意见，然后经菲律宾和西印度，将信件送交总会长以及澳门的巡视员神父。……全体与会者达成一致，并没有一人反对地提出以下见解，即委派马六甲、摩洛加以及中国的上长是不合适的。尤其会对日本产生巨大的弊端。为此要求总会长，即使印度的神父们承认此案，亦不可实行。……

在逐一列举了多达九项的反对理由之后，与会上长们毫不含糊地提出了最后结论：

根据这一切理由和为了简洁而不在此列举的其他理由，我们认为向中国、马六甲以及摩洛加配备新的上长是不好的。尤其会对日本产生极大的损害，根据现在的状态，我们可以了解各种情况。因为如果想让中国的改宗得到显著的发展，如果在那里存在着大批的伙伴和众多的修院，关于它（中国改宗）必须做的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了解。这是前述全体与会者的见解，所以他们在此协议会记当署上自己的名字。巴范济、日本主教、索尔特、克鲁士、梅斯基塔、莫拉、科洛斯、塞斯帕特斯、陆若汉、洛塞那、拉蒙、加尔德龙、戈麦斯。

由于不了解更多的相关细节，我们实在很难判断日本教区召开此次协议会的内幕，因为我们不知道总会长此信是范礼安有意送往日本，以试探日本方面的反应，还是在某些高层人士的指使下，绕过澳门，直接将它通报日本的上长们。但无论如何，日本上长们异口同声的反对意见都足以反证以下事实，即范礼安在此前写给总会长以及总会长助理的信件中，试图为中国、马六甲以及摩洛加群岛配备一位新上长。正如日本上长直言的那样，由于南方诸岛实际上已被荷兰人夺取，这位新上长的真正能够视察并行使指挥的区域，只能是中国以及邻近地区，而这样一来，原来日本上长管辖的广大范围（虽然这一管辖有多么的名不符实）将大大萎缩，从而沦为一个单一国度的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