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在沙勿略（Francisco Xavisr）神父冒险失败后的30余年间，明朝政府严禁外国人入境的政策几乎熄灭了大多数耶稣会士传教中国的激情，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忘记那位“传教圣徒”的遗命，但欣欣向荣的日本教区似乎更有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吸引力。基于政治现实的需要，在范礼安巡视东印度教区初期，中日两国在教会高层人士的眼里，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以该时期出自巡视员之手的两份报告为例，与日本传教区报告（即《日本巡察记》）洋洋洒洒、长达30章的专题论述相比，澳门以及中国内陆地区只在东印度教区40章的巡察报告（《东印度巡察记》）中占据区区一章的篇幅而已。

在《东印度巡察记》第14章《关于中国的修院》记述中，范礼安的文字极为简略，由于当时耶稣会士尚未进入中国内地，该章的主要篇幅都被用于介绍他所获得到的中国情报，而关于澳门当地教务的记录，只有以下寥寥数语：

该居留地有主教1人，神父8至10人。除了我们修院的耶稣会员们，没有其他修道会士（此后方济各会所属的跣足托钵修道会士也在当地设立了修院。他们从吕宋群岛渡海来此。那个修院中住着五六名方济各会士）。在我们的修院中，有8至10名神父与修士们一起生活。与大学教授（professor）的修院一样，所有成员都靠施舍生活。他们拥有漂亮的修道院。那个修道院去年才竣工，有10间房屋、舒适的办公室和收容力非凡的礼拜堂。但由于设计错误，一切都必须迁移到这个修道院中。此外，还有儿童用的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范礼安在此章的末尾还特意告诉总会长说：

我们耶稣会的几个会员正在学习官话，预备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才能达成目的。但是这些官话极其难懂，（学习官话）几乎孤立无助，也许（掌握它）必须花费许多时间与努力，尤其是在葡萄牙人所在的澳门港。我不清楚是否有会员能在（学习）官话上善始善终。如果不是迫于同样的必要性，进而再学习（官话），那么掌握（官话）就是困难的，而且还会耗时更久。……我们耶稣会员中的二位神父已经在澳门当地学习这种官话，并切实表现出显著进步，我期待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为此，我留下了这二人的老师和备有（学习官话）所需一切设备的设施。这一设施在离其他会员少许的地方。

很显然，虽然范礼安并未点明这两位在澳门当地学习中国官话的人是谁，但他们中的一人，应当是1579年7月抵达澳门并随即开始学习中文的罗明坚神父。

另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是，范礼安还明确告诉总会长说，他为罗明坚等人预备的学习设施是“在离开其他会员少许的地方”，换句话说，罗明坚等人的语言学习不在耶稣会澳门修院之中，而是有别于其他会员住处的另一场所。我们不清楚巡视员此举有何用意，即担心修院的日常教务会干扰罗明坚的语言学习，或是为了避免修院中的沮丧情绪影响后者的学习热情，但无论如何，双方若即若离的关系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当罗明坚奉命来到澳门、为进入中国做准备时，耶稣会澳门修院是他别无选择的唯一落脚地；而且按照耶稣会的规定，修院上长也是他在当地的唯一领导。

或可作为上述玄机的注脚，我们的确可以从其他一些记载中证实范礼安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根据罗明坚自己的记载，一直“希望到中国去传教”的他从未于所在修院中感受到传教中国的激情，由于缺少人手，他甚至被派到广州，去从事采购商品的工作，以致他的中文学习大受影响。可能是因为面临类似的氛围，在1583年2月13日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Aquaviva, Claudio）的信中，初来乍到的利玛窦亦对罗明坚的遭遇极为愤怒，并声称当地耶稣会士对于传教事业的冷漠“几乎使他变成了殉道烈士”。

关于罗明坚和利玛窦在澳门的尴尬境地，可能还有不便明言的其他原因，但不可否认的关键因素是，由于当时的澳门修院只是属于日本教区管辖下的众多修院之一，修院上长的主要职能亦是按照大海彼岸的指令，服务于如日中天的日本教区，确保这一筹集物资、转运人员和信息传递的中继基地。因此，当范礼安在1582年将与他意见不合的原日本教区最高上长卡布拉尔（Cabral, Francisco）神父派遣到澳门、担任当地修院上长，并“兼任”尚属远景规划中的中国教区的上长时，这一落差极大的任命更像是惩罚性的贬黜与流放。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耶稣会澳门修院的地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就在范礼安携“天正少年使节团”重返澳门、等候下一个季风航行季节时，那个曾让他感慨不已的顽固“岩石”突然裂开了一条缝。1582年12月初，澳门耶稣会士收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肇庆制台来函要求罗明坚神父携带自鸣钟去见他，并慷慨地允许神父在那里建造圣堂。或因事出突然，即使是老练的范礼安本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搞得不知所措。

在最初的激动过去之后，准备随“天正少年使节”一起前往印度、再赶赴欧洲的范礼安立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除命令罗明坚前往中国内地之外，他还着手为中国教区制定新的规划。据利玛窦记载：

在赴罗马途中，他们（按：“天正少年使节团”）在澳门停留等待驶往印度的时机；在逗留期间，范礼安抓紧时间促进中国传教的事务。他在耶稣会的居留地创立了一个团体，叫做耶稣圣名团，制定的规则特别适用于入教者的精神发展。为了促进它前进，这个团体只为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其它国家的新入教者而设，但它的迅速进展使它在该地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作用。

利玛窦没有进一步说明范礼安创立的“耶稣圣名团”是个什么团体，也没有说明它与耶稣会澳门修院的关系，但从它的众多服务对象，即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新入教者”来看，它未必是专门针对中国传教事务的特定团体。

根据此后的一些信息，在罗明坚与利玛窦入居肇庆之后，耶稣会澳门修院的身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改变，它仍然是遥控中国教务的上级领导机构。根据利玛窦记述，当西、葡两国合并而有人推动派遣一个西班牙代表团前往中国时，起初奉命促成此事的利玛窦等人又因来自耶稣会澳门修院的新指示，放弃了相关努力。关于此事的经过，利玛窦明白地告诉我们：

当时澳门的神学院院长卡布拉尔神父写信给肇庆的神父们，劝他们以不致损害他们自身传教事业的方式来办理这件事（指协助拟议中的西班牙使团）。他们按照这一指示办了，因为直至当时中国的教团是受澳门神学院的管辖的。

或因此事关系重大，刚刚从日本来到中国的卡布拉尔神父以耶稣会澳门修院上长的身份亲自前往肇庆。关于这位耶稣会修院上长对于中国内地的首次视察，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记述说：

为了解除（澳门当局担心西班牙因此损害其利益）这种顾虑，澳门神学院院长、中国教团的监督卡布拉尔（《札记》中文译本译作卡普莱勒）神父便决定访问肇庆的驻地，以便把第一手的消息向印度耶稣会巡视员和在罗马的耶稣会会长报告。

在1585年10月20日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利玛窦也提到卡布拉尔此次肇庆之行。其曰：

去年（1584年）您知道我们有幸承蒙澳门会院长加布拉列（按，即卡布拉尔）神父视察我们这座小会院，因为我们是受澳门会院管辖。加院长对我们非常满意，我们由他良好的谈话获益匪浅，尤其在归化外教人方面。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因为他曾在日本传教多年。

关于此次肇庆之旅，卡布拉尔本人也在1584年12月5日于澳门写给范礼安的长信中有相当详细的记述。颇为令人诧异的是，卡布拉尔没有在信中描述他作为修院上长对于利玛窦的传教事务做出指导，相反，除了为一个协助翻译教理书的秀才洗礼之外，他几乎是顺从地听从后者的安排，按利玛窦等人与官方交际的习惯方式，毕恭毕敬地参拜岭西道。

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卡布拉尔在信中提出了两个建议：

……中国人是好猜忌的，只要神父们与葡萄牙人瓜葛愈少，愈分离，则愈能对传教事务保障安全。为此，希望神父下令，少与葡萄牙人往来为妙，要使神父们都变成中国人，才能免除中国人的猜忌，因此，知府同样也曾告诉他们，要如此做才行。神父都该穿中国式的长袍，头戴高方帽，这已经说过。……

关于卡布拉尔神父的上述建议，我们应当给予特别重视，因为它是由耶稣会澳门修院上长第一次明确建议利玛窦易换儒服的确凿记录，而且，这封信还是写给刚刚撤销其原有职务的巡视员神父。由于主题的不同，有关易服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加讨论，但考虑到卡布拉尔此前在日本因传教策略而与范礼安产生的分歧，以及他几乎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些所作所为，我们或许会对卡布拉尔能屈能伸、见风使舵的政治家人格留下深刻印象。

可能是出于某些莫名担忧，或者是基于亲手缔造另一个传教辉煌的冲动，“范礼安神父非常关心他亲自组织的这次中国之行。当他（范礼安）被任命为印度的大主教并不得不放弃和日本使节同赴欧洲之行时，他就致力于充实中国教团。他作为宗教领导人的长期经验，使他能够用适合情况的命令和教诫来处理和控制形势”。根据利玛窦的记录：

他（范礼安）的第一步行动是任命葡萄牙人孟三德（Eduardus de Sande）神父为教团监督，这是个老成持重并具有其他可贵品质的人。然后，他撤销澳门神学院对中国教团的管辖权，使之只受他本人和日本教区长的领导。当时，孟三德神父入耶稣会已有若干年。他从葡萄牙抵达印度，同行的有那些一直在为中国教团工作的人。他的助手葡萄牙人麦安东（Antonio Almeida）神父于前一年从欧洲到达印度。是个年轻人，有才能和品德，虔诚而热心于拯救灵魂。通过印度总督梅尼斯，范礼安神父获得了以天主教国王名义颁发的年金，藉以支持中国教团。并且还作了如下安排，即这份津贴由最接近中国的马六甲银行支付。

按照利玛窦的上述记述，范礼安“处理和控制形势”的措施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更换领导、增派人手和稳定供应。如此面面俱到的周密安排，表明当时尚在印度的巡视员神父非常认真地看待中国的传教事业，并摩拳擦掌地准备大干一番了。

很显然，就本文主题而言，我们注意到中国传教团的新领导及其隶属关系。根据常识，利玛窦上文中所说的“澳门神学院”与著名的圣保禄神学院不是一回事，而是利玛窦初抵澳门时学习中国语言的那所耶稣会修院，因为后者在当时根本就没有成立。此外，利玛窦的《札记》和同时代的其他耶稣会士信件都没有提到卡布拉尔在此之后的地位与作用。由于没有材料证明他在澳门被再次免职，因此，在修院上长之外任命一位新的“教团监督”（印证于利玛窦此前对于卡布拉尔的称呼，这里所说的“教团监督”应当就是传教团的上长），除了暗示范礼安对于卡布拉尔的戒备之外，或许表明范礼安已经决意提升中国教团的地位，使之脱离澳门修院的管辖。此外，将中国教团划归于范礼安本人和日本教区上长领导的行政安排，虽然未能改变前者附属于日本教区的地位，但考虑到巡视员神父的权威以及日本教区上长远在日本的现实，此时的中国教区可谓今非昔比，它实际已经升格为远东耶稣会教区最高上长直辖的特别传教区了。

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利玛窦还清楚地告诉我们：

当他（范礼安）把这两位神父（孟三德与麦安东）从印度送往中国时，范礼安神父致函给肇庆的神父们，要求他们为新来者进入中国作好准备，但在这样做时要小心谨慎，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教团整个利益的事。……孟三德和麦安东两位神父于1585年7月底到达澳门。有关职务的指令由巡视员神父从印度送来，他兴趣不衰地坚持他的长远计划，这可以从他的屡次来函和指令中看出，它们表明了他对神父们的热爱并鼓励他们在委付给他们的艰难工作中要满腔热情。

在这里，利玛窦没有对范礼安“兴趣不衰……的长远计划”做进一步的说明，但综合《札记》以及罗明坚等人的信件，新任教团监督抵达澳门后很快便前往肇庆，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新计划。他命令罗明坚和麦安东随岭西道王泮一起前往浙江，寻求在南京建立新修院，以及最终进入北京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罗明坚等人的江南之行标志着耶稣会中国传教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上帝似乎为传教士打开了关闭已久的“中国之门”（Janua Cinae），因为耶稣会士终于从广东近海地区进入中国内地。尽管此后在那里建立新修院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地迅速实现，但情绪振奋的罗明坚神父并未因此丧失希望，他不仅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抱怨人手太少，甚至还开始讨论觐见中国皇帝应该准备的礼物。

然而，日本教区形势的突然恶化似乎打乱了新计划的实施，1587年7月24日，刚刚完成日本统一的丰臣秀吉发布了著名的传教士驱逐令，这位不可一世的日本武士下令禁教，并要求所有的耶稣会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更糟糕的是，当范礼安携天正少年使团在1588年8月返回澳门时，前往日本的定期商船又因故停航，直到1590年7月，心急如焚的巡视员神父才抵达长崎，像消防队员一样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日本教区而努力。可以想象，在急切等待航船的情况下，望眼欲穿的范礼安会将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可望而不可即的日本教区，因为对于他和整个耶稣会远东教区而言，日本的地位更为重要。因此，除了为中国教团增派一些新的人手之外，范礼安并没有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