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走廊的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路径——以藏羌彝走廊为例

前言

“走廊”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比喻连接两个较大地区的狭长地带”并列举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因历史上的东西方交流，作为例证十分合适。日语中没有“走廊”这样的词汇，但有与汉语“走廊”意思相似的“廊下”（rouka）、“回廊”（kairou）、“回廊地带”（kairou chidai）诸词，日本《广辞苑》在解释“回廊地带”时，引用的例证是与两次世界大战关联密切的“ポーランド回廊”（Polish Corridor，波兰走廊）。而英文单词“Corridor”，在1943年版的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第一个意义为“passageway”（通道、走廊），第二个意义为穿越他国领土以获得出海通道的狭长地带（narrow strip of land across territory previously foreign, joining a country to its seaport.）。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所举例子也是“Polish Corridor”。

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虽然是一战后分割德国的国际外交政策的产物，然而此处在一战以前就是日耳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的交会之处，11世纪以前这里就居住着没能形成国家的卡舒比人（Kaschubl），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以及自己的原始宗教，在波兰至今尚有30万人自称卡舒比人，还有5万人讲属于西斯拉夫语族的卡舒比语。11世纪以后，日耳曼民族开始东进，而斯拉夫人也开始西进，在这一地区的西部与东部形成了日耳曼化及斯拉夫化，随后就是我们熟知的走廊形成及争夺的一战、二战史了。由此可见“走廊”概念在世界文化、历史上的重要性之一斑。走廊因其地理空间的特性总是连接不同的民族，又因是交通要道，所以总是会促成不同民族的往来，因此，走廊也总是与民族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河西走廊如此，波兰走廊也如此。因此在中国的西南及西北地区，走廊前加上修饰词“民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日本学者就非常倾向于“民族走廊”概念的使用。

毫无疑问，“民族走廊”的实体存在已久，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民族走廊”问题在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中虽不是显性研究内容，其相关研究早有马长寿、陶云逵、任乃强等人涉及，但在那个时局混乱的年代，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未能出现丰富的走廊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走廊”问题也同样隐含在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之中，在20世纪50～60年代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中也未能有所呈现。其后由于“大跃进”“反右”“文革”等诸多政治运动的原因，社会科学研究整体一蹶不振，“民族走廊”问题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未能掀起波澜。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的控制得到一定的缓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开始复兴。随着费孝通在80年代的多次强调，“藏彝走廊”问题开始被中国民族学及人类学界的学者们所关注，学者们对其展开了一定规模的实际调查及研究，因此也引发了国外学界对民族走廊问题的更大兴趣。然而“藏彝走廊”的概念中缺失了本应该包含在内的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而羌族历史文化对走廊的历史及现状的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的语言学中有关羌语支（Qiangic或Kiangic）的研究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为弥补这一明显缺陷，本文首先由历史角度出发，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进而以现代岷江、涪江上游的羌族与周边民族的实际居住地理空间格局，以及这种格局背后的文化密切关联性，提出“藏彝走廊”的命名应该更正为“藏羌彝走廊”。唯有如此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及现实观的体现。在此基础上，笔者梳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历史及现在的研究路径，提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是“藏羌彝走廊”研究的有效方法。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面对6000名参会者，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这虽然比德鲁克（Peter Drucker, 1909—2005）在1957年的Landmark of Tomorrow一书中对知识的肯定晚了20年，但为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展铺平了道路。时隔6个月，1978年9月费孝通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在发言中费孝通首先肯定了氐、羌、戎等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的角色。随后提出了“藏彝走廊”概念，并认为“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应该是：北至甘肃，南至西藏察隅、珞瑜，汉藏、藏彝接触边界。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向南大致能划出走廊的轮廓。如此，费孝通把走廊的地理位置确定了，“藏彝走廊”成为“河西走廊”之后社会科学中一个新的拥有实质性意义的概念，同时，民族走廊的“民族”也为“藏彝”所置换，更加突出了地域性及民族性的特点。

1981年12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座谈会上，费孝通以“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为题再次强调了“藏彝走廊”的概念，并指出其对西南地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此时费孝通将走廊范围界定为“西边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西陲的走廊”，并说“历史上彝族属系的不同集团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她们正处在汉藏之间”。近年颇受关注的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似乎也有费孝通观点的影子。1982年4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上，费孝通作了“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的发言，同时也再次提到“藏彝走廊”的概念。1982年5月在武汉社会学研究班的座谈会上，费孝通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的发言中，不仅再度提及“藏彝走廊”，并且以珞瑜地区的阿帕达尼人（Apa tanis）为例，使得走廊的地理范围扩大至“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瑜地区”，甚至到了“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地区”。同时费孝通还加入了“中南走廊”“丝绸走廊”“南岭走廊”以及“东北走廊”的概念。费孝通最后一次提及“藏彝走廊”是2003年11月在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而此时，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初步的走廊研究已经结束了。

对于中国的民族走廊，特别是藏彝走廊的研究，占尽地利的西南学者尤以四川学者为主着力甚多。20世纪90年代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在费孝通的提倡下，对“民族走廊”做过概念界定：“‘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李绍明重视“历史与文化的沉淀”的概念界定，也指明了走廊研究的方向所在。出身考古专业的四川大学的石硕在走廊研究中也贡献颇多，其著作《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正是李绍明所提示的方向的实践性研究。其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又推出了民族走廊的“二纵三横”论。在2009年第16届世界人类学大会上，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所长牵头组织的“藏彝走廊”专题分会场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将藏彝走廊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藏彝走廊”这一概念的提倡，无论是出于较为狭义的民族识别遗留问题解决的实用主义目的，还是社会科学解禁后，出于“民族研究如何继往开来”以及“开拓我国民族研究的新局面”的宏大目标，费孝通所提示给我们的“藏彝走廊”这一概念的学术意义及其价值都是难以估量的。因而在继承的前提下，进一步开展更为实际的民族走廊的研究，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概念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