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通过对20世纪国内外学者的民族走廊先行研究成果的整理，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经纬的梳理，考虑到古代羌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古代羌人由中国西北地区的南向迁徙对于还原“藏羌彝走廊”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岷江、涪江上游位于民族走廊的北端开口处，古羌文化以及羌族文化对于认识现代走廊中的杂糅纷呈的各民族文化也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不论是语言学、历史学，还是人类学的今后研究中，在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名称中加入“羌”是自然而然的。理解羌族的历史及文化，对“藏羌彝走廊”中族群互动的认识也会更为深刻，也才能更为正确地认识及把握“藏羌彝走廊”中各民族互动的历史过程及文化现状。

“藏羌彝走廊”中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持着多样性，以藏语、羌语与彝语支为主的“藏羌彝走廊”中各支系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南北通透的六江及横断山脉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这种以生态环境的区分而形成的生计方式、民俗宗教的多样性，也是彼此共生、共存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的民族走廊研究中，语言学的研究一枝独秀，日本学者几乎完成了走廊的语言材料的收集工作，针对这些语言材料的研究及解读相信也会得到展开。人类学意义的研究虽有展开，但因其研究对象的个别限定性，因而还不足以展示“藏羌彝走廊”的全貌。20世纪80年代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虽然开了综合研究的先河，但也仅限于雅砻江下游、滇藏高原两处试点的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的《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也是其中的一项成果，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展开的“六山六水”综合性田野调研，也陆续推出了研究成果。但是考察的范围以及综合学科的协作力度尚显不足，故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

进入21世纪，“藏羌彝走廊”与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都在经历气候变动所带来的诸如冰川融化、动植物资源减少等生态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在经历着单一性的重视GDP的发展主义思潮与复杂多元的传统文化保护的纠葛。因此在今后的走廊研究中，唯有综合学科的研究才可能解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中所体现出来的环境生态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在于能够为“藏羌彝走廊”整体找到复合区域社会发展目标的可行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能为走廊中不同生态区位上分布的社区找到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方向。既不丢失文化传统，也不再给生态增加负担的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