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通过对20世纪国内外学者的民族走廊先行研究成果的整理，以及20世纪80年代“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经纬的梳理，考虑到古代羌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古代羌人由中国西北地区的南向迁徙对于还原“藏羌彝走廊”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岷江、涪江上游位于民族走廊的北端开口处，古羌文化以及羌族文化对于认识现代走廊中的杂糅纷呈的各民族文化也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在费孝通的“藏彝走廊”概念的名称中加入“羌”是自然而然的。理解羌族的历史及文化，对“藏羌彝走廊”中族群互动的认识也会更为深刻，也才能更为正确地认识及把握“藏羌彝走廊”中各民族互动的历史过程及文化现状。

“藏羌彝走廊”中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持着一种高度的多样性，以藏语、羌语与彝语支为主的“藏羌彝走廊”中各支系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南北通透的六江及横断山脉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这种以生态环境的区分而形成的生计方式、民俗宗教的多样性，也是彼此共生、共存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的民族走廊研究中，语言学的研究一枝独秀，日本学者几乎完成了走廊的语言材料的收集工作，针对这些语言材料的研究及解读相信也会得到展开。人类学意义的研究虽有展开，但因其研究对象的个别限定性，因而还不足以展示“藏羌彝走廊”的全貌。20世纪80年代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虽然开了综合研究的先河，但也仅限于雅砻江下游、滇藏高原两处试点的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的《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也是其中的一项成果，但是考察的范围以及综合学科的协作力度尚显不足，故而未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进入21世纪，“藏羌彝走廊”与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都在经历气候变动所带来的诸如冰川融化、动植物资源减少等生态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在经历着单一性的重视GDP的发展主义思潮与复杂多元的传统文化保护的纠葛。因此在今后的走廊研究中，唯有综合学科的研究才可能解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中所体现出来的环境生态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才能够找到复合区域社会发展目标的可行的发展方向。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古代羌人及现代羌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对于还原藏羌彝走廊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能理解对于羌族文化历史的强调，对于认识现代走廊中的民族文化也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毒药猫”以及类似“凶眼”（Evil Eye）的民俗事象的分析探讨，可以非常明确地阐述“藏羌彝走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虽然经过无数代的民族迁移与文化接触，但各民族间的族群互动既非趋向于同化（assimilate），也非趋向于民族融合的“熔炉”（melting pot）形态，反而是在南北通透的山水间依旧保持着高度多样性的族群意识。因走廊的南北地理跨度大，以及海拔高度的不同，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小气候地带，而走廊中的居民正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完成了对环境、生态的适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计方式，虽与其他族群相邻、交流，但仍保持着极强的文化内聚力，其不同的文化景观构成了走廊内多民族共生的形态。

1959年德格勒（C. N. Degler）在批判熔炉理论时，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色拉盘”（salad bowl），用来强调并立共存的多文化主义，然而“色拉盘”只是一个多文化现状的解读，带有较强的未来志向，其针对“色拉盘”形成的历史及文化机制的认识不深，因而并不能用来解说藏羌彝走廊。藏羌彝走廊中文化多样性的呈现，一方面印证了生态人类学中环境适应论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平台。中国民族学及人类学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时，时常以生态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经济上的互补作为一项理由，这项理由在藏羌彝走廊中也同样适用。该走廊中由于生态环境的不同，特别是海拔高度的不同形成生态区位的不同，如牧区、半农半牧区、高山农区、半高山农区、河谷农区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经济上的互补及依赖。藏羌彝走廊中杂糅着藏族、羌族、彝族以及其他民族或支系民族所体现出的不同生计方式以及不同文化，呈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文化世界。即便是以岷江、涪江上游为例，藏、羌之间既无文化同化，也无族群冲突，是一个典型的多文化并存地区。

至于走廊研究的尝试，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广泛分布的“Evil Eye”文化现象在走廊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特别是在与不同的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使得“毒药猫”在岷江、涪江上游拥有了特殊性因素。作为“文化残存”的“毒药猫”，在走廊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是与不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后所形成的。王明珂的“替罪羊论”与“女性重视论”，也是普遍性中的特殊存在。走廊中的“一元多体论”是自上而下的。同质性的文化在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后，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同质化的证据是生活方式，王仁湘的研究中陕西、青海、甘肃、岷江上游的陶器式样及纹路同质性呈现得非常清楚。

近年来关于走廊的语言学研究异军突起，正是因为存在语言的多样性，才使得中外学者们能够大展身手。生态人类学视角的研究日益增多，藏羌彝走廊中人口的流出、流入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规模，西部大开发也带动了走廊的经济成长，尤为突出的是旅游业的发展，虽然存在着“文化商品化”（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的问题，但正是多彩的异质的民族文化以及特色不同的生态区位，最终才形成极为重要的旅游资源。藏羌彝走廊中语言、民族文化与生态区位交汇，形成了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世界。走廊中诸族相互交往，经济生活上形成一定的互补，但是仍旧保持了自身适应了特殊生态区位后的文化特性，使得走廊中的各族文化在走廊这个广大的地理空间中，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文化局面。

许多学者在理解费孝通的“藏彝走廊”概念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概念初次提出时，认为费孝通是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做铺垫，石硕所言也是如此。然而“一体多元”论是建立在多元的前提下的，陈连开所言“中华民族一体观”也是建立在多元的基础之上的。由多元到一体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那么当古羌及其支系从走廊开口处南迁之时，相当于一个近于同质的文化开始南下，随着时空的变化，尤其是纬度、高度、河流的不同，同质的文化在适应的过程中，开始分化，显示出在不同生态区位中的不同特色。

由“毒药猫”的事例也可以推论出，相对同质的文化事象在走廊中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多样性，即一元多体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