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元嘉是宋文帝的年号（424～453），学术界通常以“元嘉文学”来通称刘宋时期的文学。对于元嘉文学的上下限问题，罗宗强先生认为：“代表元嘉文学思想倾向的作家的创作活动，则上起晋宋之交，如谢灵运和颜延之；下及大明、泰始之际，如鲍照和谢庄。”元嘉文学早期代表谢灵运生于晋太元十年（385），谢灵运入仕之前的时间，依然是玄风流行阶段，政治上也较为稳定，从文化上看应归属东晋。元兴三年（404），谢灵运二十岁，步入仕途。关于谢灵运入仕时间，目前学术界依然有争论，但从谢灵运《初去郡》中所说“牵丝及元兴”看，他在元兴入仕无疑。而且本年刘裕等人起兵击败桓玄，进入建康，成为真正的执政人物。历史已经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笔者认为将元兴三年（404）定为元嘉文学的上限是合适的。对元嘉文学下限，笔者认为定在泰始二年（466）比较合适。因为这一年，元嘉文学后期的代表人物鲍照在荆州被杀，谢庄病逝。同年，永明文学的代表人物沈约二十六岁，已经步入仕途，开始文学创作。而在泰始二年（466）之后，基本上已经是永明作家的活动阶段，应当归属于永明文学。

元嘉文学是南朝文学的开端，也是中古文学摆脱玄言文风影响的第一个阶段。它对后来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也被人称为“诗运一转关也”。这一时期涌现了谢灵运、颜延之、谢惠连、谢瞻、王微、鲍照、范晔、傅亮、袁淑、谢庄、王僧达、汤惠休等深具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各体文学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所以，系统梳理元嘉文学的艺术特征，分析其艺术成就，归纳其历史定位，对于理解我国中古文学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

元嘉文学在六朝文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这决定了它在过去与现在都不会被人忽视。现代学术界对元嘉文学的研究在“五四”之后有了三个较为突出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学术界开始关注元嘉文学，尤其是关于元嘉三大家，产生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在作家生平与诗文系年的研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丁陶庵《谢灵运年谱》、季冰《颜延之年谱》、缪钺《鲍明远年谱》、吴丕绩《鲍照年谱》等，这是进行作家文学分析的基础。在作家思想与文学成就的研究方面，刘大杰《鲍明远之思想及其文艺》、萧涤非《读谢康乐诗札记》、许文雨《谢灵运研究》、饶宗熙《芜城赋发微》很有代表性。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基本奠定了元嘉文学研究的基本特点：重点作家、重点文学现象的研究，其中又以作家生平考订为重点。这些研究成果发轫之功巨大，而且这些研究者中很多都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他们的研究较之今天的学者更加重视实证，因而有很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成为后来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当然，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占有资料上较之当今并无优势，有些研究较为粗疏，给后人留下的研究空白较多。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元嘉文学研究在50年代又出现了一次高潮。虽然从数量上看不多，但多数成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作家谱系研究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有补正，如郝昺衡《谢灵运年谱》，对谢灵运的生平以及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叶笑雪《谢灵运诗选》，选诗65首，注释简洁浅显，书后又附《谢灵运传》，非常通俗，也较为全面。又如黄节《谢康乐诗注》，以明代焦竑校本为底本，仅注诗歌部分，注释翔实，非常精到，并附诸家评论，参考价值很大。黄氏又有《鲍参军诗注》，以钱振伦（清末人）注本为底本，进行补充，较为详赡。最值得注意的是钱仲联在1959年出版了《鲍参军集注》，以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鲍参军集》为底本，汇集钱振伦、黄节等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成为研究鲍照最基本的参考书。书后附《鲍照年表》，更能看出钱氏研究成果的价值。但较为遗憾的是，60年代、70年代，由于受到政治领域“左”倾思潮的影响，学术界对元嘉文学的研究较为沉寂，有价值的成果不多。

第三阶段为“文革”之后，学术受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开始活跃。80年代至今，是元嘉文学研究的第三个高潮，国内外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出版了近百部研究专著、注释，并出现了大量硕、博士学位论文。但偏重重点作家、偏重诗歌的研究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文革”后对谢灵运的研究以钟优民、顾绍柏为代表。钟优民先生在1985年出版了《谢灵运论稿》，从社会背景、生平经历、哲学思想、诗歌创作、散文创作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谢灵运的生平思想与文学成就。而顾绍柏先生于1987年出版了《谢灵运集校注》，鉴于以前各家谢集多有缺失与错误，顾先生另起炉灶，广泛收集，订正前人失误，故该本成为目前最为齐备的谢灵运诗文集。书前附谢灵运行踪图三幅（总图、在会稽、在永嘉），前言则对谢灵运生平、思想进行简单描述。书后又附《谢灵运生平事迹及诗文系年》，对过去不少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对鲍照的研究以曹道衡先生、丁福林先生成果最为突出。曹道衡先生分别在《文史》第七辑、第十六辑发表《关于鲍照的家世与籍贯》《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对鲍照研究中很多有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了较为翔实的考订。丁福林先生则分别在《文史》第十五辑、第二十二辑、第六十三辑发表《虞炎〈鲍照集序〉的一处传写错误》《鲍照任前军参军的时间》《鲍照著作考》,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丁福林先生的《鲍照年谱》，是他对鲍照生平研究的总结。

“文革”之后对元嘉诗歌的研究也开始繁荣，但绝大多数集中在对山水诗与乐府诗的研究上。如关于山水诗的产生，有徐宗文《也论山水诗兴盛的原因》、詹福瑞《论晋宋之际山水诗潮兴起的内外因缘》等，从时代、文学演进机制等方面对山水文学的兴盛作了归纳研究。又如对山水诗艺术成就的概括，代表性的成果有周勋初《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此文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作了非常准确的总结。关于鲍照乐府诗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如刘则鸣《上追汉魏，不染时风——鲍照拟古乐府诗述论》、吴功正《鲍照诗美成就论》。这两篇文章对鲍照诗歌的艺术特征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中肯评价了鲍照在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七言诗）发展中的地位。然而对山水诗与鲍照诗的研究也存在很大问题，不少研究陈陈相因，仅仅停留在对作品的解读上，论文数量虽多，有价值的却很少。很多研究者另辟蹊径，从佛教角度研究山水诗，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如马晓坤《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佛学意韵》、胡遂《谢灵运诗文与般若空观及涅槃境界》、普慧《弥陀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山水诗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很有启发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元嘉文学中的非重点作家也逐渐为人关注，如谢庄。王运熙先生《谢庄作品简论》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谢庄的文学创作特色。又如颜延之，吴怀东先生《颜延之诗歌与一段被忽略的诗潮》论述了颜延之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而范晔，学术界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对其史学成就的分析上，文学上有程方永《从骈俪倾向谈范晔〈后汉书〉的序、论》，论述了范晔的散文成就。这些论文对深化元嘉文学研究都很有价值。

虽然现在还没有对元嘉文学整体性研究的论著出现，但在很多综合性著作中也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成果。如钱志熙先生《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书中第六章“晋宋之际诗歌的因革”实际上对元嘉诗歌的艺术传统作出非常有启发性的探索。又如王仲陵先生《中国中古诗歌史》第九编“声色大开的宋诗”，以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为典型个案，深入分析元嘉诗歌的艺术特征，有很多精辟的论断。

元嘉文学研究也成为硕士、博士研究生选题的热点，近几年出现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有8篇，如邢宇皓《谢灵运山水诗研究》（2005年）、杨晓斌《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2005年）、罗春兰《鲍照诗歌接受史研究》（2004年）、白振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2001年）、李雁《谢灵运研究》（1999年，已出版）、马晓坤《晋宋之际佛道并兴及陶渊明、谢灵运诗境之研究》（1999年）、吕寅喆《鲍照论》（1999年）、胡耀震《元嘉诗歌研究》（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更是层出不穷。元嘉文学的研究现在依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三

通过对元嘉文学研究现状的描述，不难发现，学术界对谢灵运（山水诗）、鲍照（乐府诗）的过分重视导致对元嘉文学的整体研究依然薄弱，而且这种过度关注也影响了对元嘉文学理解的深化。元嘉文学在中古文学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很多文学现象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如儒学兴起与文学变化的关系、元嘉文学思潮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元嘉诗歌演进过程、“元嘉体”的体制特征、元嘉散文在中古散文发展中的地位、元嘉文学与永明文学的关系，等等，但这些问题恰恰很少被人关注。再如颜延之、谢惠连、谢瞻、王微、范晔、傅亮、袁淑、谢庄、王僧达、汤惠休等作家，在当时有很高的地位，但由于现存材料较少，很少被人关注，他们对元嘉文学的发展也曾起到一定作用，是元嘉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理由忽视他们在元嘉文学中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元嘉文学进行系统研究，摆脱对谢灵运（山水诗）与鲍照（乐府诗）的过分依赖，真正找出元嘉文学在中古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推动元嘉文学研究的发展。需要说明，本书不把《世说新语》列入研究范围。这部书虽然历来为人重视，但在当时它却不属于文学范畴，被归入子史一类。因此，本书只取其中相关材料，不作专门研究。

本书在研究上坚持文学本位，注重文学作品与历史文献的结合，注重从文学材料本身入手，以实证的态度分析文学材料，在深刻把握作品的基础上，厘清元嘉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文学特性、历史地位等问题，揭示元嘉文学之所以成为“诗运转关”的真正原因，从而给出准确的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