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广州与深圳经济增长模式与动力转换

经济增长方式按照增长动力来源可以划分为粗放增长方式和集约增长方式，前者主要是以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规模的扩张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后者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的改善，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世界城市发展转型的一般规律表明，经济发展阶段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进入创新驱动，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阶段更迭的重要动力引擎。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同，突破约束瓶颈的动力源就会有所不同。随着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也随之更换。经济转型最根本的要求和任务就是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珠三角经济在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时期，TFP的快速增长显示珠三角进入了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阶段。以下从三大需求和TFP两方面展开分析。

（一）基于三大需求分析广深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至今，广州与深圳经济在取得了巨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放缓，两者经济的增长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别高达30%、40%的水平，缓慢下降，20世纪90年代末均保持在15%左右，而2013年分别为11.6%、10%。在生产总值的贡献因素中，消费、投资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有着重要影响。由图1可知，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广州资本形成总额对于生产总值的贡献领先于其他因素，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1世纪初，由资本或商品和服务净流出推动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在此阶段，最终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近几年来看，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虽较高，但不能成为第一因素，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的贡献率有下降趋势，依靠进出口刺激经济增长已十分困难。

相较于广州，历年来深圳三大需求对生产总值的贡献则表现得较为平滑。20世纪90年代，深圳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对资本形成总额、最终需求有着较大的依赖；21世纪初至今，最终需求贡献率依旧相对稳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则缓慢下降，货物和服务净流出通过不断增长来发挥其优势，从近几年可以看出，深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货物和服务净流出，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最终需求的贡献率相对稳定（见图2）。

作为经济的重要推动因素，广州、深圳三大需求的增长在以不同的方式变化。两者最终需求的增长速度相对稳定，且在最近五年内，都有上升的表现；对于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速度而言，1985年，两者增速分别为45.3%、75.8%，随后，两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表现出缓慢下降趋势，截至2013年分别为18.5%、9.5%；进出口增长速度受外部环境影响波动较大，广州、深圳两者进出口增速在近两年都出现回落，广州回落较大，到2013年，两者增长速度分别由1985年的48.5%、34.6%下降为1.5%、15.1%。总结上述经济运行整体情况可知以下几点。第一，广州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最终需求拉动，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广州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速虽缓慢减少但相对稳定，商品进出口增速波动较大，最近几年有较大回落。第二，深圳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进出口推动，货物和服务净流出成为首要贡献力量，最终需求相对稳定、占比也较大，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则在缓慢下降。与此同时，进出口增速受环境影响波动较大，但仍保持较快增长，而固定资本投资额与最终需求增速呈现平稳态势。

当前，北京最终需求对生产总值的贡献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比率超过60%，上海最终需求的贡献率也在逐年上升；资本形成总额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北京、上海都在下降，不足40%；进出口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全国平均水平在近几年有一定下降，北京、上海也在逐渐下降，现已不足5%。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如在美国三大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中，消费占据绝对主体地位，高达70%，甚至在2000年接近80%，其次为投资，最后为出口，且投资与出口两者趋于相同；而日本通过高投资率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最终消费需求占比持续增加，超过60%并接近70%，其在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绝对地位。因此，依照投资、进出口以及最终需求的增长速度以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和经验来看，广州、深圳将逐渐减少对进出口的依赖，通过高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最后逐渐进入最终需求对经济有较大贡献的阶段，彼时经济主要靠消费来驱动，投资将逐渐减少并保持在一定水平。

（二）基于TFP视角分析广深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TFP成为度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常用的指标。本研究采用索洛余值法对广州和深圳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结果见表2。

改革开放后，广州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资本投入增长率有着相同趋势，经济增长在逐步放缓，资本投入增长率也在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快；劳动投入增长率则变化不大，基本处于3%的水平，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呈现上升趋势。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资本投入保持绝对优势，贡献最大，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则在10个百分点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总值的贡献随着其不断增长发挥了显著作用，最高达到33.18%的水平。可见，广州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推动，劳动投入贡献并不大，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所增加。

由表3可知，深圳生产总值、资本投入率以及劳动投入都保持着一致趋势，改革开放后呈高速增长，生产总值、资本投入增长率高达45.71%、67.70%，劳动投入增长率也处于16%以上。近几年三者投入都明显减少，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在不断上升。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资本投入贡献最大，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高度贡献后，近几十年的贡献率在60%左右，劳动投入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在下降，但仍在1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份额持续快速增长使其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保持在30%的水平。总体来看，深圳也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过程中向着国际创新型城市不断迈进。

对比总结可知，两者经济增长明显都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显著，经济增长模式均为资本要素驱动。近十几年来，广州资本贡献率平均处于70%，深圳为60%；在劳动投入的贡献中，劳动投入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高于广州，广州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很低，在10%左右，深圳为15%左右；在TFP的贡献中，广州TFP的贡献相对深圳则显得不足，深圳TFP贡献率近些年平均处于30%的水平，广州则平均为20%，虽然以往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贡献的作用并不如资本突出，但两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在不断上升。随着两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断加大，经济增长也在逐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进而将两者TFP增长率以及贡献率细化来看，近15年来，广州、深圳TFP的增长率均呈现下降趋势，由21世纪初的5%降至1%，同时两者TFP的贡献率也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见表4和表5）。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现下行趋势主要是因为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慢，投资率过高及产能过剩，以及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受到抑制。通过对广州、深圳两个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进行分析可知，近年来两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要高于固定资本投资增速，在2010年达到25%。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在经济动力转换的过程中，政府可能会沿用老思路以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在从过去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转向依靠质量和效益提升的过程中，应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全面持续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而珠三角其他各市如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净出口对生产总值的贡献较小，贡献较大的是最终消费需求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且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可见各城市仍旧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仍旧主要依靠投资驱动。但近年来，随着资源、环境以及发展成本的制约日益凸显，转型与升级成为提升经济发展层次与质量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