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本章主要对本书的研究背景、主要概念、研究目标与内容、数据与方法以及章节安排进行介绍。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现实背景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不仅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悦中山，2011），而且也是影响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战略问题（刘建娥，2014a）。有学者认为政治融入是多维度城市融入的最高层次（悦中山，2011），只有实现了政治融入，城市融入才算真正完成。还有学者把政治融入定位为承接城市融入中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维度的中间环节，是其他融入维度的制度保障，只有实现了政治融入才可能进入城市融入的实质性阶段（刘建娥，2014b）。总之，政治融入是农民工城市融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要完成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政治融入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本质是由无权的陌生人变成有权的城市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增加对城市政治体系的认同。政治融入的过程也体现出农民工在城市获取权利的过程。然而现阶段，大部分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政治体系之外，陷入政治认知模糊、政治参与不足和政治信任缺失的困境之中（朱煜等，2012）。农民工专项调查发现，接近一半的农民工对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仍然很陌生，在城市中参与过选举的比例仅为22.34%，还有71.68%的表示没有参加过（朱煜等，2012）；他们对城市政府的信任也明显低于当地市民（汪汇等，2009）。政治知识的匮乏让其受侵害时求助无门，难以采取制度化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政治利益表达权利的缺失则很可能会导致政治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刘建娥，2014a）。另外，政治信任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城市政府公信力的建设。这些都为城市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历时三十多年的人口流动，让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95年全国约有8000万农民工在外打工，而到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外出农民工已经超过1.68亿人。农民工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逐年增加，他们已经成为城市人口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融入问题也已经成为限制城市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这种代际转换带来的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性调整引致其整体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以及社会态度等方面发生变化（李培林、田丰，2011）。其一，父辈外出打工改变了农民工传统的社会化过程，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有过留守和随迁的经历。这对农村的传统政治文化传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政治文化的形成路径，从而影响农民工子女成年后的政治行为取向。其二，随着家庭迁移的增多，农民工群体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多，如子女教育、父辈养老等（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3）。其三，随着农民工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农民工政治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超过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经常关心国家大事、时事社会新闻等（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3）。这些都促使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开始逐渐从经济转向政治（刘建娥，2014a）。由于城市社会的政治文化现代化进程走在农村的前列，城乡流动将进一步加快农民工政治文化现代化转变的速度（徐增阳，2004）。这种现代的公民文化促使人们逐渐变为一个理性、积极而忠诚的公民（阿尔蒙德、维巴，2014）。这一趋势契合了农民工政治融入发展的核心内容。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加速必将带来农民工政治融入需求的增加。

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外部政策环境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要求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对公共服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逐步消除流动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权利等方面与城市市民之间的差距（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镇化的政策调整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出政府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缺乏政治权利的重大关切。另外，十八大报告也指出：“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把建立群众的政治参与机制、政治权利表达渠道以及民主权利实现等作为政治民主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作为城市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权利，也理应成为城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为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重要一环即政治融入在制度上给予了重要的保障。

实际上，从中国现行的政治权利制度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城市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选举法和组织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年满18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外，各地政府在人大选举中也有类似规定，如《陕西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修正）》中的第五章第三十四条规定“户口不在现居地的人员，凭户口所在地的选民证明，可以在现居地进行选民登记”。这些都表明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权利。但是这个权利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农民工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如在城市购买固定的居所，以及负担返回户籍所在地开取证明的费用等；另一方面需要农民工具备一定的政治行为能力和政治参与意愿。这些限制条件最终造成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政治权利难以实现。由此可见，即使在政策上有了规定，但是由于政策的可操作性较差，农民工的实际政治权利行使情况仍然不理想。虽然城镇化政策已经注意到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权利缺失问题，但是更具体、可操作化的政策仍然没有出现。农民工依旧被排除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城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治权利体系之外。这也反映出城镇化制度在政治权利方面的改革依然滞后于日益增长的农民工群体的政治需求。而从国家民主建设的要求来看，农民工政治权利的实现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所以，本书试图从农民工群体自身出发，深入探讨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反思农民工在政治民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完善中国城镇化政策提供启示。

二 理论背景

现阶段农民工政治融入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大多数学者将其视为城市融入或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维度，专门的政治融入研究仍然偏少。为数不多的研究多采用赋权理论的观点对其进行定义，把农民工视为城市的无权群体，需要通过政府赋权实现其政治融入（刘建娥，2014 b）。但是无论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还是从实际的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权利实践来看，他们在城市中都是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基于赋权理论的假设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同时，政治参与仅是农民工政治融入在行为层面上的反映，不能够涵盖其全部内容。所以本研究将结合中国农民工的现实特征，从政治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三个维度对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概念进行修正，试图建立一个更科学、更符合中国城镇化现实情境的概念。构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概念是当前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研究的重要努力方向，是深入剖析农民工政治融入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

目前对农民工政治融入的解释主要依据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化理论。从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来看，其解释已经覆盖了基本的社会资本维度即关系网络、组织参与和社会信任，但是没有把政治社会资本这一因素考虑进来。而社会化理论则几乎完全继承了国际移民的研究，以流动时间和政治文化为主要的预测变量。事实上，不论是外部社会环境，还是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都已经呈现出与国际移民完全不同的特性。直接借鉴国际移民的研究经验去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会造成部分解释的盲区，忽略一些关键特色变量的作用，如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农民工的留守随迁经历等。与此同时，现阶段对于农民工政治融入理论的研究还十分缺乏，尚未出现一个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因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从中国社会情境和农民工现实特征出发，对已有研究理论进行修正，建立适用于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分析框架，用以全面系统地揭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而完善和丰富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相关理论研究。

最后，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实证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现有的实证经验基本来自对政治参与的解释，而政治认知和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还十分缺乏。从已有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来看，目前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资本、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经历、政治文化、人口特征等展开，而制度排斥、社会排斥、留守随迁经历等一系列关键性影响因素还未被验证。这些都为本书的研究预留了空间。

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 农民工

现阶段学术界对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口仍然缺乏一个专门性的定义，大多冠以“农民工”“农村转移人口”“进城务工人员”“乡城流动人口”“流动民工”等称谓。“农民工”实际是“农民合同制职工”的简称（国务院，1991），是指保留农民身份的，并且在城市从事工业活动的人（贺汉魂、皮修平，2006）。李培林（1996）提出“流动民工”是指“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在职业上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在阶层上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向较高职业收入工业及服务业流动”。还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概念但并不完善，因为农民工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包括的范围很广泛（王春光，2005）。本书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城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简称农民工，即指从农村流入城市，在城市就业或居住的，并依旧持有农村户口的人口。

二 政治融入

政治融入最早是在Gordon（1964）社会融合的七维度之一的“公共事务融入”（Civic Assimilation）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Gordon的研究之后，不同研究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对此概念进行了很多扩展和延伸，主要包括以Garcia（1987）等为代表的“社会适应观”，和以Grebler（1966）等为代表的“政治权利观”。虽然社会适应观和政治权利观均是以社会融入理论为基础，但是两者关注的角度不同，概念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其中，社会适应观关注移民从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以及政治行为等方面逐渐适应主流社会的过程，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Garcia, 1987）；政治权利观关注移民在迁入国的政治参与情况，强调移民政治权利的实现（Garcia, 1987）。纵观政治融入两个概念的应用可知，社会融入观被大多数西方学者所采纳，其概念内涵较丰富，包含政治文化适应、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三个维度（Garcia, 1987）；政治权利观则仅关注政治参与情况（Grebler, 1966）。中国的农民工研究主要以赋权理论为基础，把农民工作为城市的无权群体，强调政府应该赋予农民工与市民相同的政治权利（刘建娥，2014b）。事实上，从中国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和农民工实际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实践来看，基于赋权理论的假设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而政治权利观的内涵相对较窄，缺乏对政治心理层面的解释，因此，本书将主要借鉴社会适应观的研究来构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概念。

此外，与国际移民相比，中国农民工是近三十多年以来国内流动和二元社会制度构建的特殊群体，他们与市民群体的差异主要来自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带来的累积效应（朱力，2003；徐琴，2008）。农民工城乡流动属于典型的国内流动，城乡两地拥有相似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因此，政治文化维度并不适用于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研究。而公民权益、公共服务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农民工与城市政府利益关系淡薄，缺乏关心、了解城市政府的动力，这致使其政治认知水平普遍低下。因此，本书认为政治认知可能是农民工政治融入发展的关键桎梏要素。

据此，本书借鉴“社会适应观”的概念，结合中国农民工的现实特征，把农民工政治融入定义为：农民工在政治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上由陌生人逐渐向城市政治共同体成员转变的过程。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本书旨在将国际移民政治融入的理论引入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来，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理论框架，全面系统地揭示其影响因素，讨论农村的早期社会化、城市的再社会化以及农民工政治文化现代化对政治融入三个维度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强度，并为推进农民工政治市民化和中国城镇化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研究过程将围绕以下分目标展开。

首先，结合中国特殊社会情境和农民工群体的现实特征，辨析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概念，明确其定义、维度及维度之间的关系，并实现操作化。

其次，基于已有政治融入的相关理论，通过对中国社会情境和农民工群体特性的分析，提出适用于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分析框架。

再次，分析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现状，从政治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三个维度全面揭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现状，分析处于政治边缘化的群体特征，并对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农民工政治融入进行研究，推断农民工政治融入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此外，研究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农村的早期社会化、城市的再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对政治认知、政治参与、政治信任的作用，识别政治融入的关键影响因素。

最后，在完成上述研究目标的基础上，本书将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从公共政策层面探讨可行的干预路径和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目标，本书在总结农民工群体特征和中国社会特殊情境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并采用2012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进而对政治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三个维度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研究。根据研究背景，结合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本书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对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已有理论研究、实证分析进行总结、归纳和评述。本书首先总结了政治融入研究的相关理论，为政治融入的概念构建和影响因素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其次，从国际移民政治融入的概念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回顾国际移民政治融入的研究进展，总结目前国际移民政治融入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最后，梳理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研究现状，从概念和影响因素研究两方面展开，发现研究的不足，指出未来的研究空间。

第二，在评述现有研究、明确本书研究空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和农民工群体的现实特征，提出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并揭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总体特征。首先，本书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总结，指出农民工群体的现实特征，辨析已有政治融入概念的适用性，选出概念构建的理论基础，进行定义和维度的设计，并通过质性访谈数据展开探索性验证，然后进行操作化。其次，对已有政治融入的解释理论进行辨析，总结出移民政治融入的一般解释框架，并基于中国特殊社会情境和农民工特征对一般性解释框架进行修正，提出适用于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分析框架。

第三，根据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维度和操作化，利用2012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书从政治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三个维度上全面勾勒当前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现状，利用交叉表分析初步检验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分析处于政治边缘化的群体特征，并从生命时间（年龄）、社会时间（家庭状况）和历史时间（政策变迁）三方面勾勒农民工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政治融入的基本特征，推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政治融入可能的发展趋势。

第四，在政治融入分析框架的指导下，细化农民工政治认知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2012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从政治意识和政治知识掌握两个指标上，对已有的框架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农村的早期社会化、城市的再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现代化对政治认知的影响情况；比较两个指标影响因素的异同，识别农民工政治认知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

第五，在政治融入分析框架的指导下，细化政治参与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2012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从选举型政治参与和非选举型政治参与出发对已有的框架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农村的早期社会化、城市的再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现代化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情况，检验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的作用关系；比较两种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异同，识别关键影响因素以及影响路径。

第六，在政治融入分析框架的指导下，基于政治信任的已有研究，细化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2012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从政府机构信任和政府人员信任出发对已有的框架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农村的早期社会化、城市的再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现代化对农民工政治信任的影响情况，检验政治认知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之间的作用关系；比较政治信任两个方面影响因素的异同，识别关键影响因素以及影响路径。

第七，本书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这部分主要是总结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研究发现，并根据已有发现提出政策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递进关系，但是由于它们反映的是农民工政治融入的不同方面，并且其形成过程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需要分别对其进行研究。具体来看：首先，政治认知反映的是农民工对城市政治体系的了解深度以及关心程度，更多地受到个人意愿和行为的限制；其次，政治参与反映的是农民工在客观行为上嵌入城市政治体系的程度，更多地受到现实制度环境和生活境遇的制约；最后，政治信任反映的是农民工在主观心理上对城市政治体系的认同度，更多地受到政府行为的作用。鉴于内涵和制约因素的差别，本书将从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研究，力图更全面系统地发现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

本书整体的研究框架和思路如图1－1所示。

第四节 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书的实证分析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流动人口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陕西省调查总队共同于2012年4月至5月在X市进行的农民工调查。

1．调查地的选择

近年来，由于东部沿海城市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全国的人口流向由以往的东南沿海单向集中正在向内陆中心城市集中转变，中西部输出大省的外出务工人口开始回流，而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比例则出现下降趋势（白萌，2013）。X市作为我国十大城市群之一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核心城市，是内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之一，已经成为中西部流动人口流入的新兴中心城市。X市流动人口来源具有多样性，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和市内流动比率均占较高比例，能够覆盖我国目前城乡流动人口的主要类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X市净流入人口已经达到107.40万人。因此选择X市作为调查地，符合新型人口流动模式，X市是研究当今农民工生活发展状况的一个理想调查地。

2．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

问卷调查对象为在X市生活工作、年龄在16～59周岁、户籍所在地为X市城区以外的农业户籍人口。采用的是便利抽样与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地点基本覆盖了X市整个市区范围。在选定的各区中随机抽取街道，在抽取的街道内进行便利配额抽样。尽管没有抽样框，但调查试图覆盖X市农民工所从事的所有典型行业，并保证了男女性别比例具有相对均匀的分布。在排除不合格的调查样本后，最终总计获得调查样本1215个。此外，在抽样调查的同时，由调查指导员借助于事先设计好的结构化访谈提纲，对部分农民工进行了访谈，共获取了25份口述文字资料。

非等概率抽样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数据有一定的偏差，这可能会限制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推广。但是鉴于样本量较大，并且符合X市农民工的基本分布，配额抽样获得的样本可用于理论检验，因此这套数据适合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3．调查执行

本次调查时间从2012年4月25日至5月30日，抽样调查由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流动人口课题组请托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具体执行，课题组主要负责过程监控和质性访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流动人口课题组共派出17位成员参与调查工作：由7名博士生、5名硕士生组成的调查指导员分成5组，分别进驻5个调查点，负责该调查点的调查指导、跟访、复访工作；另有5位成员承担督导和协调工作。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负责组织抽调协调员和调查员，并实施全部的问卷调查工作。本次调查共有5个调查队参与，分别为调查总队农村住户处、XA调查队、WY调查队、LT调查队和CA调查队，共68人参加。为了对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沟通，本次调查安排调查联络员，即由调查队和课题组分别指定调查联络员，负责调查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沟通和解决。

4．调查质量控制与评价

在现场调查以及数据录入与清洗过程中均执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主要包括调查之前的培训，调查过程中的跟访和调查结束后的问卷审核及复访、数据录入控制和逻辑检验等。本次调查抽样复访与正式访问的一致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5%等距抽样双工录入的一致率在96%以上。

5．样本的基本信息

表1－1提供了农民工样本的基本信息。

在被调查农民工中，从性别比例上看，男性占55.80%，略高于女性，性别分布基本均衡。从年龄分布上来看，被调查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为30.29岁。从来源地分布来看，本省农民工居多，占到总体的一半以上，还有近四成是来自外省的，而本市流动的农民工比例最低。此外，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或中专技校）”两类，其中“初中”的比例最高，为总体的38.85%。农民工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总体的22.80%，仅有7.74%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从婚姻状况来看，被调查农民工婚姻状况以未婚和初婚者居多，占总体的94.49%，其中，“初婚”农民工比例最高，占到总体的54.9%，“未婚”的比例为39.59%；有5.52%的农民工婚姻状况为“再婚”、“丧偶”或“离婚”。

二 研究方法

本书结合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结论，从现实的社会现象出发，以完善公共政策为导向，凝练出研究问题，并通过对农民工现实情境的分析，构建出适合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利用描述性统计和高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就具体分析方法而言，分析农民工的政治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的现状时，主要使用的是交叉表分析。在对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治认知的影响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利用OLS回归模型和交互模型，分析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

第五节 章节安排

本书的研究内容共分为四篇十章，其中第二篇与第三篇构成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研究目标与内容，交代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与方法以及本书的章节安排。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对国内外主要理论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和评述。首先，回顾了政治融入研究的相关理论，为本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梳理了国际移民政治融入的相关研究；再次，总结了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研究情况，分析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最后，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总结和评述，并根据研究目标，提出本书的研究空间。

第三章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概念构建。首先，在总结农民工现实特征的基础上，选取基础理论，给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定义；其次，辨识政治融入研究的合理维度，并利用质性数据进行维度划分的可行性分析；最后，完成对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操作化设计。

第四章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分析框架。首先，在对西方经典政治融入解释理论的深入总结与解读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移民政治融入的一般性解释框架；其次，结合中国的农村社会情境、城市社会情境以及农民工群体特性的分析，提出适用于中国特殊情境下的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概念框架；最后，通过对该框架中的概念进行中国现实情境的本土化操作，形成可用于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工政治融入影响因素研究的分析框架。

第五章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现状分析。首先，从政治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三个维度全面揭示农民工政治融入现状，初步检验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极端政治融入状况的分布，并指出处于政治边缘化的群体特征；最后，从生命时间、社会实践和历史时间三个维度分析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年龄发展趋势。

第六章为农民工政治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四章设计的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分析框架，结合政治认知的已有研究细化分析框架并提出假设，利用2012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别研究政治意识和政治知识掌握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两个指标的影响因素的异同，辨识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为解决农民工政治认知问题指明方向。

第七章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四章设计的总分析框架，结合政治参与的已有研究细化框架并提出假设，利用2012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选举型政治参与和非选举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两类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的异同，辨识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为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政策干预的方向。

第八章为农民工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四章设计的总分析框架，结合政治信任的已有研究细化框架并提出假设，利用2012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政府机构信任和政府人员信任的影响因素，并比较政治信任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异同，辨识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为提出提高农民工政治信任的政策建议奠定基础。

第九章为结论与展望。首先对全书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指出本书的主要贡献；其次指出本书的研究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十章为政策建议。基于本书的实证结论，结合目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政策的现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