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
-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 4025字
- 2020-08-29 05:45:10
深化改革与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检验改革的标准也还是看是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党中央在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时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有一个评论,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个初稿完成得怎么样?当时中国是贫困状态,温饱没有解决,几亿人吃不饱饭,因此,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是解决温饱。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998年,我们国家大体上达到了世界下中等收入的起点线,就是进入或者全面进入了温饱的阶段。走到今天,时隔将近30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又做出一个决定,叫作全面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目的同样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解决的就不是一般的温饱问题,而是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2010年人均GDP的水平达到当代世界中等收入的起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穿越了温饱阶段。世界上现在有70个国家是高收入国家,按世行的标准,高收入阶段的起点是人均GDP达到12476美元(这70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水平是33000多美元)。这70个高收入国家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然后穿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年4个月,其中有20个人口大国(人口超过1000万人),平均用了11年9个月,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速度要比小国快。中国是2010年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起点线,再用10年时间,中国能不能像那些国家实现这个穿越?这就是中国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生产力解放和发展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在2015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若干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说这是原则?就是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穿越过程,实际上是我们现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面对的最现实的任务,而改革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当下我们改革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要回答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就在于此。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因为70个高收入国家中,真正的发展中国家只有15个,而这15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全过程穿越的,也就是从贫困出发的只有2个。世界上一共116个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现在还停留在贫困或者是中等收入阶段。而停留在贫困阶段的国家现在是36个,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中属于上中等收入的54个,下中等收入的也是54个,这些国家大部分不像那70个高收入国家用1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穿越,它们很多深深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难以自拔。最典型的是20世纪70年代,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拉丁美洲的十几个国家,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穿越,已40多年,所以人们称此为“拉美漩涡”。大家都熟悉,西方学者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开的所谓药方,又称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就是最初针对“拉美漩涡”提出的。但这些国家始终没有实现穿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墨西哥危机,委内瑞拉的动荡,巴西的危机,阿根廷的混乱,一路走来,穿越不过去。再如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起来之后,作为承接它们产业的后续梯队有过一段快速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它们达到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但是自然无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靠低水平规模扩张实现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显著倒退,一直到现在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这也有30多年的时间,所以人们称作“东亚泡沫”。
2006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首次概括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范畴的时候,就是指的“东亚泡沫”这个现象。再有,20世纪90年代,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如突尼斯、也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当时它们的社会政治比较而言是稳定的,自然资源是丰富的,无论是矿藏还是石油,资本是充裕的,发达国家信任它们,大量的国外资本投入,所以20世纪90年代它们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水平,但是自然无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承受不住,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它们原来就有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甚至军事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全面的动荡,这也已经有20多年,不仅没有穿越过去,危机什么时候结束,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表,所以人们把这个现象叫作“西亚北非危机”。因此,我们看到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虽然发生的年代不同,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我们国家现在到了这个阶段,面临一个机遇,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就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但是我们面临一个挑战,中等收入陷阱摆在面前,怎么穿越?
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穿越不过去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感觉,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没有公平社会就不够稳定,没有效率经济就不会有竞争力,不可能实现穿越。怎样去保证公平和效率在我们国家的实践中能得到充分的显现?
我们要保证公平和效率,必须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我们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核心就是回答在中国如何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怎么保证这个新的发展理念得到贯彻?要有制度保障。
首先,要有经济制度的保障,经济制度的保障说到底是要解决配置资源的竞争性和协调性以及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怎么融合。这是一个难题,西方正统经济学否认这种可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未回答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也想统一公有制和市场,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到80年代后,这些国家纷纷放弃了公有制,以私有化配合市场化。西方学者概括为“华盛顿共识”。中国和这些国家最根本的不同,是中国在改革实践中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新境界、新智慧、新学说。我们在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坚持把公有制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市场机制这种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统一起来,如何实现并完善这种统一?这是我们的一大使命。只有真正有机实现这种统一才能从经济制度上真正保证公平和效率。既有市场竞争中的效率,又有社会主义要求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二是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经济体制层面的问题,关键就是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政府在宏观领域,在长期社会发展等领域,尤其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起主导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在微观竞争领域中的确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过去我们称之为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实践中怎么解决?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等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这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的两个层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通过改革,在经济体制上为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创造条件。
其次,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问题。这就是我们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对市场竞争主体的私权要尊重、要保护,对政府的公权力要规范、要有序,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个“全面”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此必须贯彻全新的发展理念。接下来还有两个体制建设的目标。第二个“全面”,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2020年在经济体制上要基本建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全面,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到2020年在政治体制上要基本上形成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没有这种经济和政治体制目标的推进,就不可能有新的发展理念的贯彻,而没有新的发展理念的贯彻,全面建成小康的发展目标就缺乏制度保证,公平与效率这个命题就处理不好。第四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党是实现全面小康,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领导力量,不从严治党,一切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谈起。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制度创新滞后,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其中,首先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很多需要市场起决定作用的领域出现市场失灵,结果越是稀缺的资源越是集中在政府官员手里,政府集权,市场失灵。政府集权的同时,又缺乏民主法制建设,对政府手中掌握的公权力,既没有民主的阳光照耀,又没有法制的笼子约束。这时候市场普遍失灵,政府集权,企业要想获得资源不能通过公平的、合法的市场竞争,因为市场不起作用,就要与政府官员谈判,劝说官员把这个机会给他,因为官员有权力。同时这个权力背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法制滞后,权力没有监督、没有约束,可以乱用。企业劝说政府官员最常用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行贿。经济学叫寻租,权钱交易。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表面现象是高度腐败,权钱交易,实际上是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资源配置根本不按照效率原则,不通过竞争,不是谁的效率高就配给谁,而是按腐败指数,谁的行贿力度大就给谁,所以既无公平也无效率,因而就陷在了中等收入陷阱里出不来。但凡闯过去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也有腐败,如战后的德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等,但它们在市场化和法治化,在强调公平有序竞争,在制度上扼制腐败等方面是十分重视的。我们是社会主义事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解放发展生产力,我们就更有条件,也更有责任处理好这个问题。
我们提出“四个全面”,这是保证新发展理念贯彻的总的布局。有这样的一个四个全面的布局来保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才能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