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与发起西部阳光的关系

人和组织的关系是组织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认为人和结构是构成组织最基本的要素，二者的关系为组织结构影响组织参与者的行动，参与者的行动反之又建构和组成了结构。其中人是研究组织与环境关系的关键，因为组织目标的达成及所采用的技术，都受到人的目标与能力的限制影响，人是实现组织目标和行动的执行者、信息传递者和加工者，其行动范围和能力决定了组织的范围及能力。而对于新生组织而言，其创建者自然是组织研究不可规避的话题。在深入研究西部阳光之前，有必要深刻分析其发起人和重要参与者。

一 发起人的自身经历与西部阳光的发起

在叙述发起西部阳光的缘由之前，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与之攸关的发起人本人的情况。发起人出生在甘肃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发起人初中毕业后就读于当地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最初的理想是在当地小学当一名教师。但是在就读期间，发起人发现师范学校里的教育内容多数脱离“服务农村学校”的实际要求，绝大多数以教育理论和概念为主，课程内容与培养理念“不接地气”。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个困惑无数次出现在发起人的脑海里，但发起人始终找不到答案。学习期间，发起人受到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感召和影响，他所提出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思想，对发起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一天，发起人突然有了一个要通过“行”来实现“知”的念头：要想解开心中“知”的谜团，必须通过一种“行”的方式，只有先真正了解了农村的现状，之后才能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发起人虽然生长在甘肃的农村，但对农村的了解极其有限。发起人决定用自己的双脚去衡量这片土地，用自己的双眼见证这片土地上的农村教育及风土人情。

1998年暑假，发起人制订了一个“骑单车”行甘肃西部的计划，路线是沿着“丝绸之路”进行考察。这是发起人的第一次考察，历时15天，从白银市靖远县城出发，一直到嘉峪关，最后经西宁返回，行程1500多公里。当时正值暑假，西北高原，一路上烈日暴晒，马不停蹄地骑车赶路，仅有的十几元钱，不规律、不卫生的饮食，真真正正的是“自讨苦吃”，但是收获是无法估量的。即使是在最孤寂无助的时候，在海拔超过千米的祁连山顶上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候，发起人依然坚信这次旅程的意义，所有的恐惧、孤独、饥饿、无助都被希望和信心战胜了。在实地考察了解了西部农村的现状后，善良淳朴的老乡和贫困落后的村落深深地印在了发起人的脑海里，即使是在发起人考察归来的日子里，发起人的心里还一直牵挂着他们。

1999年1月17日，发起人开始了第二次“社会实践之旅”，目标是考察甘肃南部和北部，考察路线与第一次相反。出发前，发起人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到甘肃南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总体比西部更差。发起人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次的暑期考察发起人的目的是走进农村，体验生活，但这一次发起人更想看看自己在分文不带的情况下，能够在最艰困的农村地区走多远。发起人想用这种办法迫使自己主动融入农户的家里。一路上，发起人靠给别人干活来换取食物，如帮农户起农家肥、写对联等，这些都是和当地人交流的好机会。第二次的“寒假农村考察”对发起人来说收获更加丰厚，也正是这次旅程使发起人开始真正关注西部农村贫困问题和教育问题。4000多公里行程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让发起人刻骨铭心。路过临洮时发起人的自行车坏了，修车的时候偶遇了一个憨厚的卖杂货少年，他看发起人忙着修车，就跑出去给发起人买了一碗热腾腾的面，发起人至今还能记得那碗面的味道。后与他交谈得知，这位卖货少年从14岁开始，就走街串巷卖货，为的是挣钱让弟妹们上学，他没读过书，但从他的眼神里发起人看到了他对知识的渴望，发起人当时就在想能做些什么满足他的愿望。在漳县，为了换取食物，发起人为一位大叔写对联、剪窗花，他把家里最好的食物（土豆和面）拿出来给发起人吃。他说在村里他家的情况算是较好的，“一年能吃上几顿白面”，“过年能吃上肉”，村里还有很多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家。大叔家有3个孩子，12岁的老大仅仅上了二年级就辍学了，大叔对两个小的也没抱希望，因为实在是上不起学。在庄浪县，发起人遇见了一位借债供4个孩子读书的民办教师。他说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改变人们“读书无用论”的观点。但是他也承认，要不是因为供孩子上学，他们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么贫困。民办教师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元钱，可是他还坚持教书，他说如果他不教书，村里的孩子就会没学上，村里实在没有力量留住一位正式的老师。在素有“状元县”美称的会宁县，发起人真正懂得了“三苦”精神。踏上会宁的山路，农民的房舍告诉发起人这里不比发起人一路走过来的地区好多少，可是为什么这里的教育比其他的地方好呢？带着这个问题，发起人访问了会宁的一些学校，虽然是寒假，毕业班的学生却没有离开校园，晚上学生们点着蜡烛读书，走过几个自习教室，看到那一张张冻坏了的小脸，和一双双冻伤的手，发起人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后来从学校老师那里了解到，会宁人有三苦精神：“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家长苦供。”这一点都没有夸张，发起人亲眼见证了他们的“苦”。

经过甘肃的两次考察，发起人的心里沉甸甸的，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些因“苦”而不能读书和正在“苦读”“苦教”和“苦供”的人们，还有一路上那些淳朴善良的“恩人”：在米仓山木寨岭救发起人性命的护路工人，路上为发起人无偿提供食物的善良老乡，在成县拍摄的甘肃电视台电视剧部导演蔡平生（为了不改变发起人的计划，发起人谢绝了他的1000元资助），等等。

第二次农村考察对发起人触动很大，使发起人认识到自己考察农村的真正意义，也使发起人脑海里模糊的梦想变得清晰了——发起人要为改变西部农村教育，改变西部贫困父老乡亲的生活做点事情，而且发起人当时非常自信自己一定能做点什么。但问题是，做什么？怎么做？

两次考察，三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无数次的饥肠辘辘，都没能阻挡发起人的农村考察计划。发起人开始探寻改变西部农村教育的良方，也许中东部农村教育的经验能给西部农村教育提供借鉴。于是发起人筹划了第三次骑车考察中国中东部农村的计划。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去看看中东部农村与西部农村教育的差别，到中东部去为西部农村的教育取经。与前两次考察不同的是，这次考察计划里包括几个大城市，发起人想应该带点钱。发起人去石膏厂做了3个多月的搬运工挣了2000元钱，补充一些设备后，还剩1000多元。考虑到要走访学校，要是有县教育局和团委介绍信在路上也许会更顺利。1999年9月9日，景泰县教育局、政协和团委等部门的领导专门给发起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送行会。发起人备受鼓舞，刹那间感觉这次考察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了，其中包含着家乡人民的期望。从家乡景泰县城向北，发起人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路线包括宁夏、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10个省和3个直辖市），实地考察中部和东部沿海的农村和城市的教育状况6个多月，近2万公里行程让发起人大开眼界，宁夏和内蒙古的农村校舍比甘肃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可是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教育情况就明显不同了。虽然那里农村地区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周边的城市，但至少学生们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温暖的宿舍，有受过专业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大城市就更不用说了。相比前两次路途中遇到的几乎要发起人性命的祁连山和米仓山恶劣的自然条件，这次旅行没遇到恶劣的自然条件，但是途经北京时，发起人随身携带的仅有的1000元钱被偷了；去山东某县学校考察的发起人被赶了出来；在南方某省团委吃了闭门羹；其间也碰到了故意指错路的小贩，这些都让发起人很难过，但是都没能阻止发起人完成这次计划，因为总的说来遇见的好人远多于遇到的困难，有倾囊相赠的朋友，有热情慷慨的路人，没有他们发起人不可能完成这次行程。第三次农村考察总体上收获颇多，但令发起人失望的是，虽然考察了上百所学校，记录了大量的笔记，却没能找到可以解救西部农村教育的“良方”。在返回的路上，怀着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痴迷，发起人决定去北京拜会陶行知的学生方明先生。方明先生是原全国总工会教育工会主席、北京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发起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方老，惊喜的是方老同意见发起人。见到方老后，发起人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都细细地做了汇报，方老特有的微笑鼓舞了发起人，让发起人顿时觉得这1万多公里没有白走。方老没有告诉发起人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带领发起人参观了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在那里发起人明白了方老的用意——只要心里装着那些有需要的人，总能找到办法来帮助他们。

自此之后发起人反复思考，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帮助西部农村地区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读书圆梦。终于，发起人想到了用自己最擅长的办法——通过系统的实地考察，记录真实的故事，让整个社会知道中国西部农村孩子们的真实生活！于是发起人萌生了进行第四次西部农村教育考察的想法，想从西部农村教育本身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了前三次的考察和与死亡搏斗的经验，发起人更加精心准备了接下来的行程，第四次考察的目的是真实地记录中、东、西部农村教育的现状。2002年3月～2003年1月，发起人用了10个月的时间进行考察，基本上是1个月考察1个省。为了节约时间，在考察方式上，发起人在距离较远的两地之间乘车，公共交通不能到达的地方就骑自行车，背负40多公斤的行李（主要是采访设备和书），走遍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重庆、贵州等地，访问了百余所学校、无数村庄，拍摄图片5000多幅，记录了百万余字的考察见闻，最后在贵州农村考察时，由于急发性肾结石，没有办法继续行走，无奈结束了第四次考察。

发起人几次考察甘肃、陕西、宁夏、四川、重庆、贵州、内蒙古、新疆和青海等地贫困地区的百余所农村小学得到如下结论。其一，辍学现象严重。家庭经济困难是孩子们辍学的主要原因，很多家庭难以承担基本的教育杂费，不得不让孩子辍学。许多贫困学生因为要帮助家里干活，或打工挣钱，在小学或初中阶段中途退学，相当一部分学生读完小学就不再继续念初中。为了缓解家庭的困难，很多十四五岁的初中生外出打工，这也是初中生辍学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普遍存在。多数家长自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重视孩子上学，重男轻女的观念亦非常严重，发起人估算了一下参观过的学校，平均女生人数不到1/3，越往高年级女生占的比例就越少。其三，办学条件差，教师能力偏低，教师队伍不稳定。在同一所学校，代课老师和公办老师的待遇差别很大，影响了教师的心理健康，这种不良因素很容易转嫁给学生。其四，由于并校后，有一部分孩子四年级开始需要到离家很远的乡镇中心小学上学，山区的孩子常常要走一两个小时的路，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干脆就不让孩子继续上学了；同时，寄宿也增加了家庭负担，有些家庭不愿承担这些费用，迫使孩子辍学。其五，体罚学生现象普遍存在。其六，孩子们严重营养不良，尤其是寄宿的学生。其七，农村单一、应试式的教育模式，使很多农民认为读书除了考学就没什么用，事实上考上大学的人很少，所以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读书无用论”想法。

在第四次的农村考察途中，发起人总共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回到甘肃后，发起人按照主题选取了135张，制作了反映农村教育现状的图片展板，在兰州各大高校进行展示。2003年9月，发起人带着135幅展板来到北京，以“西部农村教育考察纪实摄影展”为主题，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各大高校举办展览。当时“三农”问题正是各大高校学生竞相探讨的话题，高校学子对“西部农村教育纪实摄影展”的热烈反应将这次展览推向了一个发起人未曾意料的高潮。

发起人花费大量笔墨描述自己的个人经历，不是为了讲述这些故事，而是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回忆和分析发现那个和本研究息息相关的“人”——和西部阳光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元素，以及这些元素的作用。新组织的产生有其先决条件（比如制度环境）和必要条件（需求的产生），“人”的因素也是必要条件之一。研究组织中的“人”是管理学和组织研究的共同追求，只不过这些研究中的人是已然成型的组织中的人，对潜在、在组织产生之前的创始人的研究目前尚未发现系统的理论。目前关于创始人的研究多集中在对社会创业者（Social entrepreneur）的概念之上。通常认为最早提出社会创业者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穆勒（Mill），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创业者应具备的基本特点是具有指导、监督、控制和承担风险的能力。科尔（Cole）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定义：社会创业者就是负责汇集资源启动业务的个人。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对社会创业者的研究。史密斯（Smith）以110个1945年后创建的发展成熟企业为样本对创业者进行了研究，他把创业者分为两类——工匠型和机遇型（the Craftsman-entrepreneur and the Opportunistic-entrepreneur），发现后一类型的创业者创建的企业比前者发展快，换句话说创业者自身的特点对所创企业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如何成就一个创业者呢？布兰奇福劳和奥斯瓦德（Blanch-flower and Oswald）研究了造就创业者的客观外在条件，却没有论及创业者个人的内在因素，所以他们建议政府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意识到个人自身因素是研究创业者不可忽视的因素后，有学者（Sachs, Brockhaus and Horwitz）专门对创业者的心理和个性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认同创业者天生的性格特点、后天生成的价值观以及所受教育培训都是影响其创业成败的关键因素。恰瓦雷拉、巴克霍兹、莱尔顿（Ciavarella, Buchholtz, Riordan）等运用人格五因素模型（The five factor model）[包括：“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亲和性”（Agreeableness），“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 对创业者进行检验，他们发现创业者的尽责性和所创事业长期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出乎意料地发现创业者的经验开放性和所创事业的长期发展并无正比关系；外向性、情绪稳定性和亲和性与所创事业长期发展相关度并不明显。

经过自我剖析，发起人发现如下两点。首先，从第一次西部农村考察开始到第四次考察结束并收集大量考察资料，发起人已经一步步地在准备后来的“创业”，然而这个时候的“创业”意识并不明朗，应属于“潜意识”范畴。这个意识是在几次西部农村考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考察激发了发起人对西部农村孩子的深切同情，这一感性因素是要为西部农村的孩子做些事情的“潜意识”来源。其次，四次考察是培养和锻炼自我的机会，使发起人性格中“坚持”和“能吃苦”的特点得到了磨炼。由此，发起人对西部农村教育问题的感性认知是后来其创建西部阳光的动机，而其性格特点使得发起人把动机转化为了行动。

二 主要参与者的参与与西部阳光的发起

（一）在校大学生志愿者

2003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西部农村教育考察纪实摄影展”是发起人在各高校的首次展览。那次展览非常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的协助组织。“农民之子”在北京高校比较有影响力，它协助和组织了整个活动，邀请到了其他高校的社团。以此为开端，接下来的每场展览都是通过各高校社团的负责人来完成的。通过这一系列展览活动，发起人了解到很多大学生志愿服务农村、支教农村的愿望，认识到大学社团有不可估量的能量。在一些社团组织的协助下，发起人开始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展览活动，通过相互了解和一同工作，很多社团的负责人表示为西部农村教育做出贡献的意愿。

2003年年底，发起人组织了20名来自不同高校和教育研究机构的在校大学生组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成员的背景相同——均为在校大学生、多数为不同高校社团的领导者、都对西部农村教育问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这些为正式组建一个高效团队创造了条件。罗宾斯（Robbins）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点。后来这个群体一起成立了一个组织，起名“W行动”（西部阳光初创时的名称）。组织的名称专门强调“行动”，希望能够真正“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改变和解决西部农村教育问题。显然，西部阳光从开始就围绕解决社会问题而行动，从需求出发，这不同于当时很多单纯从兴趣出发组建的大学生社团或团体。以需求为导向是西部阳光的立足之本，而它的需求恰恰满足了很多高校大学生的兴趣、理想和热情。

在访谈参与西部阳光发起的一些老志愿者时，他们都对参与西部阳光的活动印象深刻，都表示，西部阳光是在他们“思想困惑”的时候出现的，因为那个时候“志愿服务”还是一个新的概念，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做一件事是很新鲜的事情，很有“吸引力”。

那个时候（初创建时）可能还没有长期性的看法，就只是说眼前有这么一个事或者这么一个活动，把眼前的做好，没想到要成立一个组织。那时候没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还不知道NGO, NGO那时候还没有兴起，很多大学生没有NGO这个概念。（THB）

前面提及了参与西部阳光初创的人员大多来自高校社团，在当时大学生社团对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三农”问题的被关注有关，很多社团就是以“三农”为主题开展活动的。HCS是中央财经大学“星火社”社长，是担任“西部阳光”筹资的负责人之一，负责为西部农村学校募捐图书。高校社团是西部阳光初创时期的主要支持力量，而部分社团的负责人成了西部阳光创建阶段的骨干。总之，西部阳光的初创者是一群有热情、善于组织、有极大同情心的青年学生。

（二）社会精英人士

发起人意识到自己毕竟年轻没有经验，拥有更多的是坚定的信心、对农村教育事业的热爱及为之献身的决心，要想做成一个机构必须有专业知识和组织管理经验。有了这个意识，发起人开始“求贤”了。在向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学者和教授求教之后，他们推荐发起人结识了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北京某知名大学教授、某知名教育非营利组织21EDRI院长YDP先生。YDP教授在我国教育理论界、环保界、媒体界和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力，他非常关注教育公平及农村教育问题。YDP了解了情况后非常认可发起人的工作，他的鼓励极大地增加了发起人的信心。为了鼓励发起人，他借了1万元人民币作为西部阳光的启动资金。有了这笔资金，发起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租了一个老师的宿舍作为西部阳光的办公场所。借助YDP教授的智慧和影响力，西部阳光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后来参与进来的学者还有：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QLQ、北京师范大学SZY和ZXR、西北师范大学WJY、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CPF、中国人民大学LF、中国陶行知研究会FM、教育部原副部长YHB、苏州大学ZYX、天则经济研究所MYS等。同在校大学生直接在“业务”上的参与不同的是，这些专家学者更多的是智力和影响力的支持，同时他们也是组织中年轻成员的精神支持。这些学者参与西部阳光源自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些年我为什么这么热心地致力于民间运动的建设，推动“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坦白地说，是有一种战略考虑的，就是要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发展民间的、权力之外的草根运动，这对改变中国改革的结构，加强改革的民意基础和民间监督，促进中国改革健康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绝不要低估自己工作的意义，这是决定中国改革和中国未来命运的，而且我们要牢牢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看到自己的力量。（QLQ）

在访谈中有学者认为，发起人当时能够邀请这些学者参与进来，是“很有眼光的”，这一元素转化为西部阳光的基因，因为这些学者们有远见、对社会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为组织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解决了组织发展的方向性问题。社会精英是西部阳光的宝贵资源，这些资源不但自身宝贵而且具有“滚雪球效应”。但是，由于受自身工作的限制，这些学者的参与程度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