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什么是宽容？为什么要宽容？如何把握宽容的限度，使宽容不至于成为纵容？如何避免宽容的悖论？我们可以从西方哲学史上丰富的宽容思想中寻找启示。当今关于西方哲学史上宽容思想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第一，宽容的产生。大多数人，例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把西方宽容观念的产生追溯到16、17世纪的宗教战争，但这一历史叙事受到质疑。实际上，正好相反，“现代自由主义产生于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在宗教宽容方面有相关论据支撑”。如果我们只是把宽容当成一种政治原则，它确实是在宗教改革后才成为西方政治—哲学论述中的一个中心概念，但是宽容也是个人伦理生活的美德，因而其历史延伸到古代。萨辛（B. Sahin）探讨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宽容概念发展的贡献。该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怀疑论与宽容之间的关系。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知识理论的审查表明，二者都不是怀疑论者，因此他们都没有基于怀疑论促进宽容的出现。柏拉图符合“教条主义者”的定义，而亚里士多德在道德和政治领域的知识主张方面更为温和。在亚里士多德不会绝对地拒绝其他意见的情况下，可以预期他会更加宽容。第二部分考察了审慎与宽容之间的关系。仔细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观点和政治观点后，显而易见的是，柏拉图强调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在这一程度上拒斥道德和/或意识形态差异可能引起的冲突。所以，他对强调稳定与和平而非和谐的冲突没有审慎的态度。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对城邦中的政治冲突表现审慎的态度。尽管亚里士多德有着理想的政治观点，冲突被最小化，但是他不排斥不完善的政治安排。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谊概念提供了一个私人空间，在其中公民可以体验差异。在这一方面，于审慎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谊概念与现代的宽容概念相似，即不在公民中间强迫一致。菲亚拉（A. Fiala）探讨了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的宽容思想，并将宽容与斯多葛派在追求自足和正义过程中对激情的适当控制联系起来。其认为斯多葛派的宽容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相对主义。卡里·尼德曼（Cary J. Nederman）等人则反对把中世纪的欧洲描绘成一个铁板一块的迫害型社会。《超越迫害社会——启蒙运动以前的宗教宽容》（Beyond the Persecuting Society: Religious Toleration before the Enlightenment）一书指出，西方社会有一个容易被粉碎的神话，即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有一种致力于保护个人与群体之间差异的理想，还有另一个太容易被接受的神话——在现代世俗主义兴起之前，整个欧洲不宽容且迫害盛行。约翰·克里斯蒂安·劳森（John Christian Laursen）、卡里·尼德曼以及其他九位学者试图消解第二种归纳。不宽容和宗教迫害一直是人类历史上一些最大苦难的根源，然而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欧洲仍然在很少有人意识到的规模上实施宽容，提出宽容理论：在约翰·洛克撰写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一封信》之前，基督徒和犹太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瑞士人、意大利人及西班牙人都拥有宽容的辩护者和实验。该书对这段过去的想象进行了详细而决定性的修正，即过去在拥抱和憎恶多样性上没有现在那么复杂。《差异与异议：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宽容理论》（Difference and Dissent: Theories of Toler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指出重新评估宽容理论的起源的必要性。哲学家、思想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认为宽容理论的发展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约翰·洛克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关于宽容的理论家。然而，各位作者讨论了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思想家用来支持宽容理论的一系列观念立场，并质疑洛克拥护者的以下主张，洛克的宽容理论具有原创性或在哲学上是充分的。《差异的世界：1100～1550年欧洲的宽容思想》（Worlds of Difference: European Discourses of Toleration, c.1100-c.1550）一书指出，宽容已经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重点，但是随着自由主义受到攻击，即它不利于处理多元世界的所有问题，因此人们需要其他资源。尼德曼引导我们关注自由主义之前的关于宽容的创造性思考，详细讨论了那时基督教内部提出的回应宗教差异、文化差异、民族差异和种族差异的各种思想。这些著作不仅有利于我们改变对中世纪欧洲的偏见，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宽容理念的出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经过了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现代的不断演变，是西方哲学家在历史与现实的激荡中逐渐领悟到的一种智慧结晶。

第二，宽容的发展。一些人主张，从洛克、密尔到罗尔斯，宽容的发展是线性的。另一些人则主张，宽容的发展是非线性的。格雷尔（O. P. Grell）和斯克里布纳（Scribner）主编的《欧洲宗教改革中的宽容和不宽容》（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in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一书向人们提供了欧洲宗教改革中宽容和不宽容的作用与位置的一个新解释，对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点提出质疑，该观点认为，除了16世纪20年代新教出现后短暂的迫害时期，在15世纪晚期和17世纪之间的现代早期宗教宽容中可以看到理论和实践上的稳步扩展。相反，他们指出，宽容的发展不存在普遍向前的发展级数，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宗教宽容和不宽容往往纠缠在一起。在《仁慈的仇恨：1500～1700年英国的宽容与不宽容》（Charitable Hatred: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in England,1500-1700）一书中，亚历山大·华尔沙（Alexandra Walsham）对于现代早期英国的宗教宽容和不宽容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观点。她抛开从迫害到宽容的线性发展的传统模式，强调在16、17世纪这两个冲动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第三，宽容的论据。宽容的论据大致有四大类：宗教论据、审慎论据、认识论论据和道德论据。宗教论据具备爱、两个王国的观念和良心自由；审慎论据着眼于不宽容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认识论论据有怀疑论、相对主义和人的可错性等；道德论据有谦逊、自制和自主等。在讨论不同哲学家的宽容思想时，学者们对于他（她）采取何种论据存在争议。例如，密尔的宽容论据是功利主义的功用、认识论的可错性还是道德方面的自主，学者们意见不一。

第四，宽容研究执迷于洛克能否获得证明。许多人（如约翰·霍顿）认为洛克是现代宽容的发明者，在他《论宽容的一封信》中对宽容观念的阐述和辩护说明得最充分，从而出现了西方宽容研究中的“洛克情结”，其中又以《聚焦〈论宽容的一封信〉》（John Locke's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in Focus）一书最为著名。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如果摆脱盎格鲁中心主义的束缚，人们会发现洛克的宽容论证不具原创性，因为许多论据在卡斯特利奥的《论异端》中已经存在；此外，洛克主张的宽容范围没有同时期培尔主张的范围广，因为他拒绝将信仰自由扩大到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

要深刻地理解宽容的产生、发展以及论据，并消除宽容研究中的“洛克情结”，我们需要追溯西方哲学史上不同宽容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不同哲学家宽容思想的异同，辨别不同宽容论据的优劣，从而避免宽容的悖论。希望通过这种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相互渗透，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宽容本身的了解，而且可以加深对西方哲学史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