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cientific Contemporary Public Opinion Study

——Summary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Forum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e Secretariat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ommittee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bstract The second session of forum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 was held in People's Daily in Beijing during March 25 to 27 in 2016. This forum focused on the theme of“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c opinion stud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discussed on the issues of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cology,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image and public opinion guide, etc. Participants pondered over the important issues,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ent public opin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methodology, multi perspective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hich promotes the research of public opin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ture, systematic,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direction.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Ecology, Discipline system, New media, Administration

一 引言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监督、管理和调节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舆论学研究逐渐受到政府、社会、公众、学界的重视。近年来，我国舆论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亟须发展和完善舆论学学科体系，建立舆论学学术共同体，提升舆论学研究实践。2016年3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在人民日报社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60多所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等业界媒体机构舆情研究专家等200余人参加会议，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就舆论学元理论、网络舆论生态、公共治理、国家形象与舆论引导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

论坛开幕式由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董盟君主持，人民网总编辑余清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王润泽，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出席论坛并分别致辞。余清楚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的价值、责任与使命，强调此次舆论学论坛的召开恰逢其时，为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 19”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提供了重要平台。王润泽教授追溯舆论研究的中外起源与历史发展，表示中国历史、政治传统、社会生活中关于舆论的丰富思想是世界舆论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希望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能够借此次会议，围绕舆论学议题进行深层次讨论，推动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发展。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舆论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契机，谢耘耕教授指出，当下应协同创新、合作共建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使之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并提出中国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包括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出版会刊、教材、专著和译丛，培养复合型舆论学研究和应用人才，建立学术规范、行业标准以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构建舆论决策支持系统，设立“舆论学学会奖”等。论坛期间举行了人民网新媒体智库聘任仪式，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童兵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邹振东教授被聘为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顾问。

二 本体论思考：完善舆论学概念体系

对舆论本体论的认识对舆论学存在价值、学科建设和研究范畴有着决定性影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厘清研究对象、完善概念体系是舆论学学科体系科学化建设的基础。童兵教授在会上强调，当前舆论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均迎来发展的春天，应尽快确认舆论学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厘清舆论学基本概念、原理。童兵教授阐释了潜在舆论的重要性与研究意义，认为潜在舆论具有舆论主体分散性、无组织性，舆论表达私密性、隐匿性，舆论内容不容公开性，舆论形成和流动以所议对象同舆论主体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为动力等特点，是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舆论，认识和把握潜在舆论是安国定邦、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新着力点。

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指出，舆论的生成主体是社会，政府在其中更多扮演规则的推动者和主导者的角色，规则本身也是政府参与舆情治理的重要方式。舆论生态具有关联性、自主性和涌现性，畅通的表达渠道和规则制定是舆论生态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舆论生态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座谈会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认为，把“新闻宣传工作”改成“新闻舆论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对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思想多元多变、舆论生态复杂变化之际，应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舆论上的有效引导结合起来，树立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在舆论观念变迁过程中，中西方关于舆论的定义在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本体等方面存在一些分歧。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小安研究员对舆论的概念进行溯源式探讨，发现舆论概念经历了“认知—社会整合—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过程，其内涵主要是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认定、对政治管理的评价以及对公共事件是非善恶的评判。在中国语境中，“Public Opinion”出现了舆论、舆情、民意三种翻译，造成认知混乱，有必要对舆论概念加以再界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邹振东教授进一步强调，对舆论定义的重新认识对舆论学研究具有三大启示：第一，必须把舆论研究范围从民意研究、媒介研究中扩展出来；第二，必须把舆论研究层级从新闻理论、大众传媒理论中超越出来；第三，必须把舆论研究方法从样本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教授聚焦网络群体行为和网络集体行动，指出当前学界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存在概念化不准确、价值评判偏颇等问题，需对有关研究对象的概念加以厘清，建立切合实际的概念谱系，从网络公关/网络营销、网络谣言治理、网络公共领域、网络动员等多元理论视域切入展开研究，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媒介多样性推动舆论形态的丰富化。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杨海军教授指出，广告舆论作为舆论的重要类型之一，在新媒体环境中呈现出新特点。舆论“议题”来源的多样化、“合意”过程的复杂化、舆论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多层次化成为新媒体环境中广告舆论的常见景观。新媒体平台成为当代舆论的生成场，也成为广告舆论传播的实验地。新媒体环境中广告舆论传播形成正向生成机制、反向生成机制以及复合生成机制等复杂传播机制。

三 方法论创新：建构舆论学研究新范式

技术的革新与发展、舆论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推动舆论研究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大数据时代，舆论研究实践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舆论的多样来源如何应对？舆论的复杂全貌如何洞悉？单一研究方法在舆情研究中的不足如何解决？混合质与量等多元研究方法所产生的数据如何处理？与会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就大数据时代舆论学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进行深入思考。

亚太区互联网研究联盟主席、澳门民意调查研究学会会长张荣显博士建构全舆情分析框架，以网络大数据结合混合式调研的方法，通过不同渠道，针对不同人群，完成对社会整体舆情的分析。具体来说，即通过传统咨询方式（例如公众论坛、“自投罗网”），针对社团、利益群体或特定群体进行咨询；通过内容分析、文本分析，对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研究，获得精英群体的意见；通过网络挖掘，分析网络论坛以及社交网络上的意见，反映较为开放和激进的声音；通过调研方法，全方位接触到不同人群，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提升代表性及公信力，更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

当前，民意调查较多应用于舆情研究中。环球时报舆情调查中心主任戴元初认为，随着网络空间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情绪色彩向现实社会的蔓延，通过民意调查探测舆论动因，打捞沉没的声音，刻画更加真实与完整的民意频谱，建构健康均衡的舆论生态变得尤为重要，期待调查技术与数据分析技术的共同进步。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丁和根教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思考，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立和成熟的衡量标准之一，民意调查是当前舆论学研究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实用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今后的舆论学研究应注重平衡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之间的关系。

四 多重视角：丰富舆论学研究路径

移动互联网络时代，各种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场互动频繁，舆论生态复杂多变，舆论研究辐射多个学科研究领域。舆论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课题，研究者从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切入，拓宽舆论学研究路径，丰富舆论学研究体例，推动舆论学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

（一）关系网络视角

互联网新媒介助推社会个体的网络化集结，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提出对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的研究应该从整体性和动态性视角切入，充分重视平台的特殊性，聚焦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个体（或群体）信息传播与人际（或群体）互动的影响，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区隔程度与信息流动状态，建构特定平台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格局，以此来把握网络舆论的演化与生成机制。并提出整体性网络舆论研究的具体路径：在转型社会与新媒体的知识生产语境下聚焦网络舆论的基本问题，强调网络舆论研究的逻辑完整性，细致探察宏观语境之于具体舆论事件的影响痕迹，以经验研究贯通宏观（社会与技术的环境）、中观（社会群体）与微观（个体、微信平台、内容文本）在阐释实践中的区隔。

基于网络社会舆论生态的复杂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进一步提出社会化媒体舆论生态群落演化呈现四个阶段，即群落创生阶段、群落扩张阶段、群落维持阶段、群落进化阶段，演化层次包括社会化媒体生态群落内部演化（平台自组织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生态群落间的演化（平台间的迁移）。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教授、王炎龙教授基于社会成员交互所产生的联系，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微公益传播，指出微公益传播路径是以个体所代表的点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为支撑进行的网络建构。在此网络结构中，社会动员、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相互融通，微公益传播经动员启动网络建构机制，继而产生社会资本的运行并进一步完善传播网络的建构，在动员与资源流动中为保持长久稳定的良性互动，基于规范产生的社会信任机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保持网络社群内部持续凝聚与合作。

各种舆论场极其活跃，给社会秩序和公共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山东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部栾盛磊副教授跳出传统的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技术性思维框架，基于网络社会的社会原子化特征，从公共控制（独立性维度）、维护信任（可靠性维度）、公共参与自治性的增长（参与性维度）、社会资本整合（一体化维度）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社会政府治理模型，提出寻求四个维度的平衡是政府对网络社会治理的最佳理想路径，也是政府保护网络社会和与网络社会公民维系信任关系的保障，丰富了舆情的政府治理研究。

互联网与国家和社会关系是一个持续改变和重塑的过程，网络空间作为社会生态的镜像，同时参与社会生态的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研究员基于高维空间思维与理念治理，指出网络空间生态及舆论生态已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的策略和理念，在体制、机制层面，网上的问题需要运用网上的思维方式在网下解决；在文化、心理层面，官方的问题从民间解决，要借力民间团体弘扬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制度的问题从自律解决，要树立民族信仰，提高公民道德素养；个人的问题由国家解决，要培养国家和民族危机感，使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到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媒体报道层面，舆论问题从放弃媒体立场上解决。

（二）心理认同视角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从网络时代的政治认同入手分析当前的舆论环境，指出网络时代，民众权利意识空前强化，民众监督横向交流频繁，官方、民间、境外舆论场互动复杂，话语权力中心与政治权力中心呈分离趋势，使得政治认同变化频度高，政党认同、领袖认同、政府认同变动剧烈，政治信任损耗大，政治对抗强度大，加剧了公众的政治认同危机。众声喧哗的时代，社会需要更加理性的声音、更加专业的权威媒体。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赵红艳副教授基于社会心理认同视角分析网络舆论演变路径，即概化信念（地域性、群体性）的形成与扩散导致网络舆论升温，群体认同与社会区分（群内群际互动）导致舆论热化，内群共识与从众（少数人影响、参照信息影响）激化网络舆论。并基于群体心理学提出网络舆论管理对策，包括建立心理引导机制，减少污名化处境中拒斥性认同的形成；官方舆论场适时调控文化领导权。

加强网络空间的积极传播，有助于培育健康平衡的信息环境和舆论生态。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系主任薛可教授基于受众心理感知视角，通过“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文本挖掘，分析突发危机中“正能量信息”的影响因子，指出不同危机情景是引发“正能量信息”差异的首要原因，明确的危机可控性和责任归因会增强“正能量信息”传播力，信息内容的正负极性会对“正能量信息”传播力造成影响，权威媒体比普通网络用户更能提升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力。挖掘和设置正面议题、扩大“正能量信息”传播路径、提升正负信息的对冲效应、培育信息环境与健康心态等传播策略，有助于提升网络空间的积极传播力量，为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信息管控方案。

文化政治开启网络舆情研究的新视角。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张爱凤教授基于“阿玛尼少年”事件，提出重视网络舆情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其根本在于深入把握网络中不同文化身份群体、个人的心理及其形成的社会心态，了解不同主体的诉求，这对于加强不同群体间的沟通与互动、有效纾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压力、优化网络空间，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话语理论视角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严励教授认为，网络话语作为一种舆论形态，具备一般意义上舆论的主要构成要素，网络话语的表达过程是群体意见与个体意见的整合，同时与单纯的个体表达具有明显区别。网络话语以其媒介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形成了与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之间有联系的区别，这种联系和区别使网络话语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被关注和研究。与此同时，这种特殊性背后蕴含着由网络话语这一特殊舆论形态发展而来的舆论信息生发和传播的特殊规律，为今后的舆论研究，特别是网络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网络话语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的新形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汤景泰副教授结合多模态话语理论、模因理论与社会抗争理论，考察网络话语抗争机制。借助网络传播的优势，网络话语抗争超越空间限制，以话语协同的方式，将抗争参与者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最大化，通过符号游击战的形式，实现了网络抗争无组织的组织，从而将原来较为无力的话语抗争变成极为有力的舆论战。在中国目前剧烈的社会转型中，这种全新的抗争形态将在各类利益群体的博弈中产生深远影响，并直接影响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同时对政府治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这尤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打通“两个舆论场”是当下政府和媒体面临的重要命题。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褚金勇博士认为，打通“两个舆论场”不单单是入驻新媒体平台，更重要的是从“主义”话语向“问题”话语、从权力话语向法律话语的转型，建立话语沟通的桥梁。

（四）政策决策视角

新媒体语境下，政策传播面临舆论倒逼决策的风险、政策信息异化的风险、政府政策回应的风险。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淑华教授认为，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使政策传播从封闭、单向的科层制组织传播走向“后科层时代”的开放、互动，凸显了政策传播中的隐性反抗和风险显化。公众对政策过程的“强制性介入”使得政策传播路径发生了改变，导致对政策的质疑、颠覆甚至政策失效等后果。新媒体对政策传播的影响不单单是表面看到的传播路径问题，更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结构问题。政策能否及时对媒体开放和吸纳民意、能否及时回应问题和做出调整是影响政策认同和执行的关键。

董盟君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探讨舆论生态的改善，指出在移动端日益成为舆论发酵重地的背景下，新闻宣传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首先，优化资源配置，将宣传资源从纸媒、广电等传统媒体拓展到互联网新媒体；其次，保障有效供给，主流媒体要增加和保障内容“供给”，与自媒体上的舆论偏差形成对冲，成为社会舆论的压舱石。新闻宣传的供给侧改革离不开新技术媒介的支撑，基于互联网平台内容的供给侧改革应特别重视互联网大数据的开发应用。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公众舆论如何进入国家公共政策议程？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万旋傲博士基于2003～2013年6000余起舆情事件的实证分析，探究舆情传播下公共政策的触发机制，即事件所指向的公共政策具有可行性，舆论传播强度较高，舆论中对公共政策的讨论较多，某一时期内同类型事件开始连续发生。

五 国际视野：重塑国际舆论传播格局

信息技术推动全球媒介空间重构，国际舆论场与国内舆论场的频繁互动和相互渗透，国际舆论传播格局的不平衡发展和复杂博弈，加剧国际舆论研究的紧迫性，凸显舆论学研究国际视野的重要性。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从美国智库视角切入研究国际舆论的生产与传播，指出作为国际舆论制造者，西方智库舆论生产遵循“智库—舆论产品—政府媒体—大众”路线。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重视对国际智库的舆论研究，加强中国智库的建设力度，助力中国提升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韦路教授在交通运输领域重力模型基础之上建构动态社会重力模型，基于“埃博拉流行病”的数据挖掘分析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如何在全世界进行传播，发现国际信息流动格局在社交媒体时代仍然是发达国家主导，且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信息发生量相近的国家，互动更为紧密。韦路教授认为，要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必须要充分利用社交新媒体平台，大胆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舆论场发声。

对外传播的目的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重塑国家形象。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林爱珺教授指出，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一直存在诸多短板，总结为“三差”，即信息流进出的逆差、中国真实面貌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座谈会精神，林爱珺教授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在国际传播方面，要着力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听清并听懂中国的好声音。

国家形象传播与国际舆论引导是辩证的统一体。面对中国形象对外传播不畅、传播无效等问题，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大勇副教授提出国家形象由“软实力”构建到“软传播”方式选择的路径演变，认为中国形象需要“故事表达”，借助“故事”的吸引、渗透、黏附特性发挥“软传播”作用，根据国家、地域、民族、文化等选择对应的编码系统和语汇转换“中国故事”，通过展现国家形象改变世界公众的认知，进而引导国际舆论。“软实力”的“软传播”构成“软+软”模式，有利于隐去锋芒、规避争议、彰显温情、拉近距离，为世界公众接近、认知、理解和认同中国扫清障碍，重置世界舆论格局。

六 小结

建设和完善中国当代舆论学体系，增强中国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权，是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凝聚国内舆论学研究领域的优质资源，为国内舆论学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切磋、合作的平台，推动舆论学研究和教育的体系化发展。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与会研究者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呈现出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思想图景。

当前，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需要首先厘清舆论学基本概念、原理，明确舆论学研究对象，完善舆论学概念体系，创新舆论学研究范式，平衡舆论学研究的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这需要各领域舆论学研究者的协同创新，不断拓宽舆论学研究路径，丰富舆论学学科体例，推动舆论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增强中国舆论学术研究话语权，推动舆论学研究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执笔人：秦静，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