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诺斯到迈锡尼（公元前2000—公元前1100）

在现存的最后一份提到“迪尔穆恩的铜”的文献（公元前1745年）中，也首次提到了塞浦路斯的铜，“产自阿拉西亚（即塞浦路斯）和迪尔穆恩的12米纳斯（约合360千克）的精炼铜”，表明美索不达米亚重新开启了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在整个古代时期，塞浦路斯一直是重要的产铜区（其现代名称在希腊语中便是“铜”的意思）。铜与锡是构成青铜的2种主要元素，青铜在古代近东地区是最耐用的合金材料。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近东地区处于青铜时代。塞浦路斯的铜大多可能是通过比布鲁斯或乌加里特的港口进入黎凡特的，再由商人经陆路运到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到达美索不达米亚。

比布鲁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青铜时代早期黎凡特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位于贝鲁特以北约40千米处。这里是埃及人在近东地区最大的石料供应地。在阿马尔那的古埃及外交档案中，发现了大量来自比布鲁斯的信件，这充分证明了在公元前14世纪，埃及与这条通向近东地区的海上通道之间密切而持续的关系。而考古发现表明，当时比布鲁斯的水手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已经持续了2,000年之久。比布鲁斯的繁荣长期依赖于埃及的繁荣，当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的先驱开拓出经过迦南的陆上通道时，港口可能就暂时被抛弃了。由于其内陆丛林密布，而埃及人需要大量木材，因此比布鲁斯在公元前三千纪初期再度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在公元前27世纪的斯尼夫鲁统治时期，有记载的最早的载有雪松木的船只可能就是经由比布鲁斯港到达埃及的。5个世纪后，到埃及古王国时期结束之际，比布鲁斯港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在公元前二千纪再度复兴。后来，这里成为埃及纸莎草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希腊人正是根据“比布鲁斯”（Byblos）一词创造了“纸莎草”（papyrus）、“书籍”（book）以及“圣经”（Bible）等词汇。

在大约公元前1600年，比布鲁斯的贸易开始向西拓展，尤其是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这是西西里岛以东最大的一片群岛。黎凡特和克里特岛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物产交易促进了克里特文明的形成。克里特文明始于公元前三千纪后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5世纪，并在希腊本土的迈锡尼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自公元前15世纪以来，以神话中的国王“米诺斯”（Minos）命名的古代克里特文明一直备受赞誉。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把米诺斯描述成爱琴海南部的征服者，修昔底德写道：“根据传统的说法，米诺斯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他控制的地区比希腊海（即爱琴海）还要大，他统治着基克拉迪（群岛）……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他通过消除海盗活动以获得收入。”

关于克里特的“海上帝国”的说法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考虑到米诺斯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克里特文明影响最大的时期比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处时代要早1,000多年，这些历史学家记录的传统是口头流传的而非成文的。无疑，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克里特岛民就曾航行到地中海东岸一带。但是，其在爱琴海的殖民开拓及其作为公海执法者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修昔底德的记述，反映了他的雅典同胞关心自己的贸易，通过建造地中海东部最强大的舰队来消除海盗活动等威胁。今天，人们之所以容易接受其思想，是因为受到了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等军事学家所提出的现代海上强国和海权观念的影响。马汉推动了19世纪末英国皇家舰队的发展，当时大英帝国正处于巅峰时期。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修昔底德关于克里特人对基克拉迪群岛进行殖民的描述是有所夸大的。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新石器时代的移民向西迁徙，最终在基克拉迪群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定居。他们引进了新的农耕技术、橄榄等农作物及葡萄酒。我们很容易看到克里特岛与基克拉迪群岛之间的联系，但尚未发现前者对后者实行直接统治的证据。

克里特文明也没有在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地方建立海上霸权，其水手只是众多的商人团体之一。在其权力与影响力处于巅峰时，克里特岛北与爱琴海群岛，西与希腊本土、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东与塞浦路斯、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南与黎巴嫩和埃及之间开展贸易。斯尼夫鲁时代的埃及人通过与克里特商人及中间商之间的贸易往来获得克里特岛的陶器。在公元前18世纪的马里的石碑档案中，提到了来自克里特岛和卡里亚（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商人在乌加里特译员的帮助下收到了一船锡。同一时期的巴比伦的圆柱形印章已在克里特岛出土，它们可能是借道马里、乌加里特与塞浦路斯到达克里特岛的。此时，克里特文明的建筑文化正逐渐达到高峰，在克诺索斯和斐斯托斯等20多处遗址都发现了壮丽而复杂的宫殿、住宅和城镇。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是否都归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有。出于某种原因，克里特人并没有建造城墙，这说明他们依靠自己的舰队抵御入侵的外敌。不过尚没有证据表明，曾经有哪个海上强国能够发动一次入侵像克里特岛这么偏远的国家的战争。在这一时期，海洋将足以成为没有舰队的国家发展的障碍。

在克里特文明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很少有关于当时船只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资料是一组壁画，出土于克里特岛以北约70英里处的基克拉迪群岛中的锡拉岛上的阿克罗蒂里城。公元前1628年的一次火山爆发毁灭了锡拉岛，地震学家估计，那是之前10,000年中最猛烈的一次火山爆发。阿克罗蒂里城完全被掩埋在岩层以下，灰烬厚达25米。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使意大利半岛南部著名的庞贝城中的居民因窒息而死。与庞贝城的居民不同，阿克罗蒂里城的居民对火山活动十分警惕。在迄今为止发掘出的30座建筑遗址中没有发现一具尸体，只有少量个人财物，这说明居民们在火山爆发前已逃离该岛。

在一座被称为“西屋”的建筑中有一个二层房间，里面有2幅完整而美丽的壁画。其中一幅展现了由7艘大船和4艘小船组成的船队航行的场景。显然，这是一场宗教节日的狂欢，成群的民众聚集起来，乘着船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这些船有着修长而优雅的船体，长长的船首从与水面几乎成45度角的位置开始，一直延伸到比桅杆还要高的地方。这些帆船在中间位置竖起一根单桅，其中一艘船上有一面成直角的帆，安装在帆的上桁与下桁之间。所有船只都由船后部的一对船舵控制航行方向，这对船舵与船的尾部连接在一起。在装饰得极其华丽的游行船只上，8个人坐在顶篷下方，花环从船首开始越过桅顶直到船尾。在这艘船和其他多艘船上都装有较低的船帆。第二幅画保存得不够完好，画中描绘了类似的船只，桨手在下面，一位持矛者站立在船首，穿过尸体遍布的海洋。有些人据此认为这是一个战斗场面，展现的或许是人们正在抵御其他岛民的突然袭击，作为背景的敌船大多在忙于追击。也有人将此视作一种祈求丰收的仪式，以牺牲的人类再现农神被溺死的场景，其依据来自与克里特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对比。

克里特文明的衰落与锡拉岛的火山爆发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此后仍延续了两个世纪。在克里特文明终结之际，其文化遗产传到了迈锡尼文明的手中。迈锡尼文明因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城而得名，荷马以其作为阿伽门农（Agamemnon）的故乡。阿伽门农是希腊军队的统帅，曾包围土耳其西北部的特洛伊城长达10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迈锡尼和特洛伊是荷马想象出来的两座城，直到19世纪时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发现了2座城的遗址。他在迈锡尼城的遗址发掘出了许多珍宝和武器，皆归阿伽门农所有，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大概是在迈锡尼人开始占领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之时，却是在特洛伊战争发生时间（公元前1183年）的3个世纪之前。迈锡尼文明建立的贸易网络覆盖了爱琴海、安纳托利亚沿海地区、塞浦路斯、黎凡特和埃及，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2世纪，当时其与海上民族间的联系遭到了破坏。随后，区域间的贸易和交流突然出现了衰落，但是由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创立并维持的远距离联系则一直不绝如缕，并于公元前8世纪时再度恢复。

尽管与之前的克里特人相比，迈锡尼人的形象通常是粗鄙的，但是其关于船只的图像资料则十分丰富。许多装饰华丽的花瓶上都绘有带桨的帆船，携带武器的士兵站在甲板上，这证实了迈锡尼人好战的名声。这些桨帆船上也安装了单桅，上面有一面横帆，但是桨手和帆通常不会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因为两种动力很少同时使用。迈锡尼船只的船体通常比新月形船体更长一些。与阿克罗蒂里的船不同，这些帆船的船底不够牢固。尽管迈锡尼人偏爱展示其军事技艺，不过考古发现还是使我们更多地关注海上的和平状况。

有2艘船的残骸令人印象深刻，揭示了迈锡尼人与同时期的黎凡特商人之间规模巨大的海上贸易。公元前1315年的乌鲁博朗角船难，是迄今已知的青铜时代最悲壮的海上船难，尽管人们更多地惊叹于那些货物，而不是试图了解当时的造船业。保存在货物下面的残骸包括一部分龙骨、两端相连的船板以及用柳条编织成的船舷的碎片，但是据此尚不足以确定这艘船的大小。船只失事的地点在20世纪80年代由一名土耳其潜水员确认，这名潜水员在卡斯镇附近的乌鲁博朗角水下40多米处偶然发现了一堆铜块。该船可能运载了重约15吨的货物，此外还有重4吨的压舱物与24块石锚。现存的货物中包括大约10吨塞浦路斯铜块和1吨锡矿石，是此前在近东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的铜块总量的2倍多，是该船沉没之前的4个世纪中已知最早的塞浦路斯铜块订单量的13倍。其他的物品包括产自迈锡尼和塞浦路斯的货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块来自近东的象牙刻写板、一只黄金高脚酒杯、一件公羊头形状的彩陶饮水器以及大量珠宝。大宗的货物包括玻璃块（大多为深蓝色，可能产自黎凡特）、黑檀、雪松木、未完工的河马角和象牙制品、鸵鸟蛋、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以及装有香与颜料混合物的双耳细颈椭圆土罐。船上的配件及水手与商人的个人物品（包括工具、武器、秤盘砝码和圆柱形印章）的产地，表明该船是从黎凡特驶向克里特岛或希腊本土的。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另一艘较小的商船在乌鲁博朗角以东的盖利多尼亚角沉没。这里的洋流强劲而变化无常，能够通过参差不齐的半露出水面的岩石形成漩涡，在古代被人们称为“给过往船只带来灾难”的地方。盖利多尼亚角沉船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是以陆地发掘为主的考古技术应用到水下发掘的首次尝试，也是在水下进行调查研究的一次重大进步。由于潜水员没有受过识别和移动船只及货物残骸的训练，导致许多对于了解海上文化、贸易与战争有重要作用的线索被忽略或者破坏。盖利多尼亚角沉船的船体残留部分很少，但是据估计，该船的长度可能为8～10米。船上的货物至少包括1吨青铜和锡，以及一些青铜农具、武器和家用物品，其中大多都已破碎，可能是在途中试图重复利用这些碎片。在失事地点也发现了许多金属工具，例如护身符、秤盘砝码和雕刻精致的铁制圆柱形印章等属于船主的物品。与乌鲁博朗角沉船一样，该船最有可能的航行路线也是沿着安纳托利亚海岸前往爱琴海，并于途中经过此地。其沿途停靠的最后一个港口可能是塞浦路斯，船只失事地点位于塞浦路斯东南150英里处，而塞浦路斯是古代重要的青铜生产中心。

乌鲁博朗角沉船和盖利多尼亚角沉船所载的数量庞大且种类多样的货物，不可能是运往某个港口或者是给某个商人的，不过乌鲁博朗角沉船上那些声名远扬的货物，有可能是作为贡品从某位统治者那里运送到另一位统治者那里的，或者是在进行一次商业冒险。许多古代文献中都提及了水运，而水运是以接受商家的订单为基础而形成的，正如古埃及法老订购雪松木的例子那样，这些船只可能被视作流动的市场，在各个港口之间运输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