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海”

屋大维在埃及的胜利，使得整个地中海都处于唯一帝国的统治之下。为了确保帝国及其海上贸易的安全，“奥古斯都”（Augustus，屋大维的头衔）建立了罗马第一支常规海军，以尤利乌斯港正南的米塞努姆和亚得里亚海北面的拉文纳为基地。这些舰队中包括利布尔尼亚人的船、三桨座战船、四桨座战船以及五桨座战船等多种船只。随着帝国的扩张，埃及、叙利亚、北非、黑海、多瑙河与莱茵河（帝国的北部边界）、英吉利海峡等地都建立了行省舰队。在之后的2个世纪中，帝国的北部和东部边界经常发生战争，但是地中海地区则经历了一段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在此期间，希腊罗马文化在“我们的海”广泛传播。这是地中海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处于唯一强国的保护之下，并对此后所有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文化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持续繁荣，罗马人开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改造旧港口并建设新港口。奥古斯都之所以选择米塞努姆作为海军基地，很可能是因为它靠近普特奥里，这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手工业者和商人遍布其中，大多来自亚历山大港和黎凡特。这两地的繁荣缘于罗马对埃及谷物和东方奢侈品的巨大需求，来自亚历山大港的谷物运输船队到达的场面，是普特奥里的一大奇观。奥古斯都在其最后一次出巡时顺风航行到坎帕尼亚海岸，穿过普特奥里湾，在那里受到了来自亚历山大港的一艘船上的船员和乘客的热烈欢迎。“这些人身穿白色长袍，头戴花环，焚香祝愿他拥有最好的运气——他们说这无疑是他应得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归功于他，把自己的自由归功于向大海航行，总之，他们所有的自由与繁荣都是如此。”在当地富商和公元1世纪的历任皇帝手中，普特奥里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造。巧合的是，该地区盛产一种最适合建造港口建筑物的原材料——火山灰，与水和石灰混合可以形成水凝水泥，而且能够在水下使用。

那不勒斯湾不仅是一个商业中心和海军基地，也是罗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的聚集地。在公元前1世纪的一份名单中列有在那不勒斯海滨拥有别墅和庄园的人，这些人都是罗马帝国的精英。恺撒的岳父和西塞罗都在普特奥里拥有庄园，西塞罗在庞贝城和库米也有庄园。在退出政坛后，卢库鲁斯将军把自己的时间花在米塞努姆和那不勒斯的庄园中，生活极尽奢华。庞培在库米有一栋别墅，恺撒在巴亚拥有一座庄园，奥古斯都则在卡普里岛有一座庄园。历任皇帝在几个世纪中持续不断地光临那不勒斯湾。公元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被放逐到了卢库鲁斯的庄园。虽然这些庄园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是禁地，但是巴亚周围几处较大的庄园中的鱼塘和渔场极其引人注目。（西塞罗十分鄙视那些身为“鱼塘爱好者”的政治对手。）有人认为，奥古斯都之所以把阿格里帕的海军基地从尤利乌斯港迁到米塞努姆，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牡蛎养殖场。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已知最早的从环境角度进行海滨发展规划的例子。

那不勒斯湾的大受欢迎，证实了罗马人将海上旅行视作寻常之事。对于来自罗马的游客而言，船只是更理想的交通工具，从奥斯蒂亚到普特奥里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船只的起航时间十分准确，因此尼䘵选择在自己的母亲阿格里皮娜（Agrippina）乘船旅行时将其暗杀，她的旅行路线位于她在博里的庄园和尼䘵在巴亚的庄园之间。当她正与久未联系的儿子一同进餐时，她的船“意外地”遭到猛撞，尼䘵以“一艘可拆卸的有船舱的小船”供其离开，这艘船被特意设计成“会沉入水中或从她的头顶处塌陷”。船果然沉没了，但阿格里皮娜被一艘过往船只救起，不甘心的尼䘵遂采取笨拙的方法将她杀死。

接替普特奥里成为罗马最重要港口的是奥斯蒂亚。尽管奥斯蒂亚港位于台伯河河口的重要战略位置上，但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与整个城市的繁荣联系在一起。在内战期间，反对派的军队洗劫了奥斯蒂亚港，独裁者苏拉十分欣赏它的忠诚，而且也意识到它在商业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所以他批准对它进行改造。公元前1世纪中叶，台伯河河口的淤塞迫使克劳狄乌斯（Claudius）在奥斯蒂亚港的正北建造了一个更大的海港，由2道长800多米的防波堤包围。“巨大的防波堤延伸到水底，一道人造的防波堤将意大利远远地抛在后面，任何天然港口都无法与之匹敌。”在入口处有一道用沉船建造的防波堤，从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带回的方尖石塔被放置在沉船中。“先将其沉下去，然后用木桩固定，最后将一座像亚历山大港灯塔一样巨大的灯塔置于其上，在夜间通过光束引导船只进入港内。”半个世纪之后，图拉真（Trajan）下令开凿一个巨大的六角形水坑，并在琴图姆克拉（今奇维塔韦基亚）沿岸建造了一个新的港口。

即便在该港口建成之后，奥斯蒂亚港依然在该地区的商业和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遗址规模与庞贝城遗址相当，表明其居民是普通市民而不是拥有地产的富人及其随从。一条条笔直的街道两边排列着鳞次栉比的三层或四层楼房，其中许多是与街道齐平的商店和办公场所。那里的干道从古代海滨附近的马里纳门一直延伸到通往首都的罗马门。除了房屋、办公场所、手工作坊和洗衣房，市民们还拥有一大批惊人的宗教建筑。这些建筑物反映了居民与罗马东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希腊罗马众神的神庙和对抗基督教洗礼池的帝国异教团体旁边，有一个犹太人的教堂和许多供奉近东诸神的神庙。其中包括琐罗亚斯德教的密特拉神（Mithras），他是契约之神，因此受到商人们的尊崇。至于娱乐场所等其他地方，奥斯蒂亚人有许多拥有海景的浴室，以及能够容纳三四千人的剧院。剧院的后面是所谓的“市政广场”。广场上有成行的柱子和开放的房间，房间地板上雕刻着图案，包括造船者、码头装卸工、补缝工、制绳工、商人、杂货商、批发商以及他们的目的地或产品，如来自纳博（位于高卢）、毛利塔尼亚（今阿尔及利亚的舍尔沙勒）的恺撒里亚、亚历山大港和迦太基的谷物商人，以及为罗马斗兽场提供野兽的进口商、谷物称量者和制革工等。这些房间一直被认为是商业交易场所，可能是前往剧院之人的聚集地，这些图案也为那些以某种方式为剧院或该城的文化生活做出贡献的人们做了广告。

尽管古代船只的平均载重量大约为120吨，但是运往罗马的谷物的规模需要载重量超过1,000吨的更大的船只。萨莫萨塔的琉善（Lucian of Samosata）将一艘公元2世纪时幸存的大船称为“希望之舟”。他将装满谷物、在从亚历山大港驶往罗马途中因遇到大风而被迫在比雷埃夫斯港卸货的船只称为“伊希斯号”（Isis）。尽管这段文字出自一篇小说，但“伊希斯号”可能是依照一艘真实的船建造的。这艘巨大的谷物运输船的出现，显然在比雷埃夫斯港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在当时的比雷埃夫斯港，这种巨型船只是十分罕见的：

真是少见，这是一艘多么巨大的船啊！造船者说，它有120腕尺长，宽度也超过长度的四分之一，从甲板到船底部最深处有29腕尺。再看，多么高的桅杆啊！多么长的帆桁啊！那是系在桅杆上的前桅支索！弯曲的船尾多么优雅，下面还有一只金色的鹅！与另一端相称，船首正好在前部右侧，船两侧刻有多处女神伊希斯的图案，船只以她的名字命名。其他的装饰图案、绘画和上桅帆像火一样在燃烧。锚在船首，起锚机与客舱在船尾——这一切都非常壮观。船上可以搭载一支军队，据说其运载的（谷物）可供阿提卡人1年的生活所需。

根据琉善的测量结果，“伊希斯号”的载重量约为1,200～1,300吨。船长讲述了这艘船是如何在经历了7天的暴风雨之后停靠在比雷埃夫斯港的。船队在航行途中提供了关于暴风雨的重要信息，从亚历山大港的北方和东北方向驶过塞浦路斯以西，然后沿着安纳托利亚南部沿海向西航行至罗德岛或尼多斯。从那里开始，船长说，“他们一直驶向克里特岛，然后向右转舵驶出马勒亚”，那是一处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半岛，“所以现在到了意大利”。在一个类似的事件中，使徒保罗（Paul）在亚历山大港的另一艘谷物运输船上，这艘船向南航行，在马耳他失事，船上276人的补给全部遗留下来。

为了避免食物短缺，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保证每年有150,000～300,000吨谷物运到罗马，其中的15%～30%用来交税。由政府的船只装运的谷物免费发放给民众，但是大多数粮食和其他货物都由商人把持，他们用小型的私人船只运输货物。投资贸易十分普遍，商业贷款的利率是每月1%或每年12%，然而借款的偿还依赖于交易的顺利完成。“海上贸易的贷款能够提供任何利率的利息，因为只要航行仍在持续，对贷方来说就是一种冒险。”这是一种猜测，托运商可能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担保。根据克劳狄乌斯的一部传记中的描述，“他通过担保他们（商人）可能因暴风雨所遭受的任何损失，而获得确定的收益”。然而，这个措施看起来尤其是针对谷物商人的。为了他们的利益，克劳狄乌斯也对奥斯蒂亚港进行了改造，为新建造的船只提供奖金，使托运商免于遵守一系列的法律规定。

重要程度仅次于粮食贸易的就是葡萄酒贸易。据估计，在公元前1世纪，每年有50,000～100,000公石（约合130万～260万加仑）的葡萄酒从意大利用船运到高卢，它们被装在350,000多个双耳细颈椭圆土罐中。由于木制船体日久腐烂，而陶罐则得以保存（尽管罐内液体有所渗出），载有葡萄酒的失事船只的残骸通常是依靠海底的成堆陶罐来确认的。在意大利西部和法国南部海域已经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遗存，其中包括在法国拉马德拉古发现的一艘长40米的船。在公元前1世纪，这艘船载着7,000～8,000个陶罐、一批黑釉餐具和粗糙的陶器，总重量超过300吨。由于潜水员在附近的日安半岛留下了许多大石块，使得失事地点十分凌乱，这些潜水员找回了一些重要的货物。潜水员们像珍珠采集者一样，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在打捞，古代的救援人员曾利用石块加速潜到深20米的海床上。他们成功地找回了所有的东西，除了位于船右舷的一层双耳细颈椭圆土罐，而其他3层则仍在准备卸货的位置。

现代人对罗马航海活动的评价，受到了罗马人自己对大海的矛盾心理的影响。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对罗马人的繁荣而言至关重要，根据他们自己写就的故事，他们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特洛伊战争中的战士通过海路从特洛伊成功逃脱。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Aeneid）前半部中描写的海上环境，是对荷马《奥德赛》有意识的回应。维吉尔写道，埃涅阿斯在到达意大利后烧毁了船只，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未来的统治者必须放弃海洋，而是意味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土地而战。然而维吉尔写道，在帝国早期有一种批评海上贸易的趋势，但帝国本身又是靠海上扩张而发展的，商业活动不符合精英们重视军事的价值观。罗马人对海洋的依赖，最集中地体现在庞培所说的一句话中。公元前56年，庞培率领一支船队到非洲筹措粮食以缓解罗马的粮荒。普鲁塔克写道：“当他准备起航时，海上出现了暴风雨，各个船长犹豫不前，停了下来，但他在甲板上指挥，命令他们起锚继续前进。他大声喊道，‘航行是必须的，但生活不是’。”尽管庞培的传记作家用希腊文记录了这一事件，但后来许多中世纪的欧洲商人团体一直在传诵这句话的拉丁文版本（Navigare necesse est, vivere non necesse）。

如果说罗马帝国是海上霸权和海上贸易的产物可能有些夸张，但这些因素对于罗马帝国的创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地中海对帝国本身一样重要。如果罗马的制度和人民一直排斥任何实际的航海活动，那么罗马帝国的国运不可能十分长久。也许，塞内加（Seneca）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他在公元1世纪时写道：“神啊，我们的创造者……（他）给了我们风，让我们能够知道遥远的大地……他给了我们风，让所有人都清楚每一个地区的有利条件，但不是为了运输军队或武器来摧毁人类。”而罗马人永远都不会把他们的剑变成犁，他们将各个占领区的经济联系起来，使之连成一体。他们影响了地中海以外包括印度洋边界地区在内的广阔而富饶的大地，同时也深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