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的主要诉求

在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舆论更多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公众自觉参与教育讨论的热情不断增加。通过媒体报道、公众评论，教育舆论场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弥散式的教育景观，这些景观包含了公众物态的价值观，并成为公众视觉和意识的焦点。社会舆论是国家和制度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教育景观负载的舆论是教育改革的巨大推动力。当代教育景观生产具有公共性、草根性倾向，教育舆论具有监督性、批判性的特点，当前社会舆论中包含了很多公众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美好诉求。

1．公众渴望教育参与权得到尊重

社会舆论是公众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它最初是杂乱无章、飘忽不定的，一旦经过碰撞和交流形成集体意志，就会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启蒙学者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认为，舆论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表达观点是舆论形成的前提，表达权也是一切人权的基础。在公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今天，尊重公众的表达权已经成为各国政治生活的普遍规则。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改革是行政主导的改革，政府和精英掌握着教育改革的主导权。这种“关门模式”的改革曾在拨乱反正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奠定了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坚实基础。然而，关门改革也导致了公共权力对教育资源的控制，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不断在改革中自我膨胀，每一次改革都成了对教育部门权力的维护和强化。在“良好愿望”的前提下，管理部门剥夺了公众的教育参与权，也干预了教学机构的日常工作，让教育改革和发展缺少了活力和动力。“按照民主理论，政府是接受人民委托而成立的管理机构。政府要扮演好受托者的角色，就必须维持与人民的密切互动，才能充分掌握民意。”政府主导的改革导致教育部门管的事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却越来越低。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改革牵涉到政府、学校和社会，但“在政府与学校和社会的关系上，一种情况是政府主导比较明显，学校和社会参与比较薄弱。在比较重大的教育改革问题上，基本上是由政府来组织推进的，学校和社会处于被动地位”。如基础教育分级办学、高校合并扩招等。“另一种情况是在学校和社会主导的情况下，政府支持有时比较及时和有力，而有的却不是十分及时和到位。”如在私人办学方面政府支持的力度一直不够。社会公众是教育权力的监督者，也是教育成绩的检验者。“目前公开透明正成为各级执政者的基本理念。这是权力观的悄然革命，是国家治理能力不断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在热点事件、焦点事件中，社会舆论普遍质疑现有的教育管理模式，期望教育改革从“关门模式”向“开放模式”转变。教育系统只有发扬人民民主，广开言路、问计于民，才能倾听公众的心声，才能吸纳民间智慧，才能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寻求动力，才能分散政府教育决策的风险。近年，各地教育部门都建立起了舆情收集与研判制度，在校车事件、高考改革等问题中注重分析、回应网络民意，在教育制度的建设上做出了可喜的探索。

2．社会舆论呼吁教育去行政化

景观是现存体制的正当性理由，是现代社会关系的中心纽带，更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模式。在综合景观主导的当代社会，弥散景观冲淡了集中景观的影响力，社会管理部门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在纷繁复杂的大量教育景观中包含很多真假难辨的信息，但是教育景观的核心和灵魂依然是公众对教育发展的强烈诉求。社会舆论是公众的集体意识，它具有浅表性、情绪化的特征，但社会舆论是公权力的批判和监督力量。民主管理不可能跟随舆论亦步亦趋，但民主管理需要重视社会舆论，需要在反思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管理制度和管理行为。对于教育系统来说，教育部门应该加强对教育景观、教育舆情的研究，认真反思教育教学政策和教育管理行为，尤其是在“弱化行政力量”方面有所推进。

美国的教育不是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的，联邦政府曾经长期没有教育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导力量来自社会，主要包括具有公民理想的知识精英、启蒙者和教育家。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是在国会进行的，各种社会力量在国会博弈之后的合力，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导力量。19世纪初，各州“自由、自治、自理”的社会力量，推动美国教育出现了快速的发展。1979年美国政府成立教育部，但教育部不管考试、升学和评估，不管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教学活动，教育部的主要功能是实施联邦资助项目，制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相关法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共和党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取消教育部”，他们的理由是联邦政府无权干涉社会教育事务。1980年里根竞选时许诺取消教育部，后因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反对未遂。1996年的戈尔、2000年的小布什在参选时均喊出“取消教育部”的口号。小布什当选后并没有兑现竞选承诺，理由是美国社会已经认同了教育部在“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2009年9月8日，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向全国学生发表了一次讲话，美国教育部部长邓肯致信全国中小学校长，建议各校组织收看总统讲话，“办一些课堂活动”，让学生“谈心得，说体会”。邓肯的行为立即遭到美国媒体的抨击，教育部最终在舆论压力下取消了“建议”并向全国公众道歉。

美国教育模式是在美国社会土壤中生长的，它同样存在一大堆难以解决的困境和问题。美国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教育的根本目的也具有本质的差别，中国教育不可能复制美国的模式。但美国教育小心使用“公共权力”的做法，却值得中国教育系统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如美国注重宪法教育、公民教育，巧妙地在历史课中完成爱国教育；尊重制度和程序，教育公民学会说理、宽容不同意见，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中不忘做谦谦君子等。热点教育景观包含了公众对教育的很多看法，在诸如校园性侵、考试舞弊、学术腐败等事件中，社会舆论呈现表象性和情绪化特征，但众多景观的汇聚至少反映出我国教育领域已显病态，甚至病得不轻。近年高校校长屡屡成为舆论焦点，如四川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校长、辽宁大学校长、厦门大学校长、四川中医药大学校长、南昌大学校长、上海理工大学校长等。再加上高校招生腐败、考试腐败、学术腐败、院士评选腐败等种种事件，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严重下滑，高等教育的形象已经灰头土脸。当前众多的教育景观浓缩了社会舆论对教育的看法，这些看法相当多数是鞭策教育改革的动力。教育的问题需要通过反思来认真梳理，需要通过改革来彻底纠正，而“教育过度行政化”是社会舆论抨击的重要目标。公众的信仰系统具有“一贯性原则”，即他们总是按照自己对教育的直观感受、良好期待去看待教育。因此，教育系统要更加谨慎小心，通过对教育的反思、改革，不断提高公众对教育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3．社会舆论期待社会的整体改革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GDP，但奶粉、空气、水源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民族。“Made in China”风靡全球，但我们仅仅是个组装工厂，并不掌握生产销售的关键要素，如核心技术、核心原件、制造工艺、商品品牌和销售渠道等。在国际商业竞争和全球经济周期中，我国行政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代价太大；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建构的商业力量正在向社会加速渗透，政府需要重新协调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社会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各种思潮轮番登场，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就加强了执政能力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口号。

改革不是在旧楼旁边盖新楼，否则当新旧交叉时不知拆谁；改革不是向下挥手、切分资源，否则只会强化部门权力，最终为改革添堵。改革要拆旧楼、盖新楼，要打破现有权力格局，切断利益的链条，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首先，党内民主应该与人民民主一道发展，争取用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政党是有价值、有利益的组织，党内民主不是原始的民主，它仅借用了民主的部分内容和手段。在中国国情下，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自身示范、依法治党、分权监督，为人民民主提供样板。其次，要尊重宪法和法律，严格制约部门权力，杜绝任何阶层游离于法律之外，将运动式、选择性反腐逐步转变为制度性、司法化反腐。在日常行政中逐渐淡化政治逻辑，在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中学会说理，淡化非理性、感情化的色彩等。

教育问题显然不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和许多体制性问题交织在一起。“高校去行政化”这个口号，舆论喊了多年，但政府和高校的改革动力都不足，主管部门认为国家放权后高等教育会出问题，高校担心没有行政级别学校没法向政府争取教育资源。因此，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有行政改革作为支撑。任何拥有远大抱负的教育改革首先要思考教育的核心价值，没有价值指导的教育必将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教育的本质不是为权力意志服务，它需要培养有智慧、有道德、有意志的公民，为社会发展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东亚、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比较重视儒家文化教育，但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很不健全。儒家思想固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方面有其价值。我国的教育改革首先应该加强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将民主、法治、责任、说理、道德、爱国等公民素养植入人心，让公民对社会形成相对精致、复杂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粗糙的感觉。教育管理部门、教育教学单位要依法办教育，教育系统不能居高临下、自说自话，而应该俯下身段与公众平等对话，在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事件处理中让公众建立起制度性记忆，尊重法制，明白道理。在农民工子弟入学、异地高考等教育问题解决方面，尊重社会公平、正义，给公众合乎逻辑的解释，建立教育系统的诚信。任何舆论都不是漫无目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现实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相信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必将出现一种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