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的由来

鲁迅研究一直以来重社会思想分析、轻艺术分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钱理群先生在20世纪末曾指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特别是作为语言艺术家的鲁迅,他对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所作的实验,创造,多少被淡化,甚至是遮蔽了。”钱理群:“序言”,载叶世祥:《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作家出版社,1999。同样,鲁迅小说虽然从诞生起就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引人注目,但人们对“格式的特别”的研究远不及对“表现的深切”。这并不是鲁迅研究领域特有的现象,实际上“整个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都越来越远离文学了”钱理群:《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 〈诗化小说研究书系〉总序》,载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这样的研究状况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表征着一种时代境遇推动下的对意义的焦灼渴望。由此,对审美的忽视似乎成为必然。

然而,文学首先是艺术的,然后才是社会历史的。马尔库塞曾经说过:“艺术正是借助形式,才超越了现存的现实,才成为在现存现实中,与现存现实作对的作品。这种超越的成分内在于艺术中,它处于艺术本身的维度上。艺术通过重建经验的对象,即通过重构词语、音调、意象而改变经验。”〔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12页。卡西尔甚至说:“艺术,意味着对象被转变成了形式。”社会历史虽然是文学存在的必要环境,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并不是通过一种传声筒式的方式直接地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升华和美学的转化进入艺术世界。也就是说,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作为整体而不仅仅是艺术内容,反映着现实。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作品可以被看成是这些现实矛盾的反映的话,它也不是作为一种再现,而是由于本身特有的手法成了真正的‘产品’。归根结底,意识形态只能由这些产品的总体来‘创造’,或者至少从这些产品开始创造。在作品问世之前,意识形态不像一种可以再现的体系:它由作品来加以采用和加工,因此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价值。”〔法〕皮埃尔·马什雷:《小说的功能》,载〔英〕乔·艾略特等:《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26页。

对文学作品而言,其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主题思想与作品的艺术手法有机关联。“在艺术中,精神性——即人的意识活动的成果不能不物化地体现出来,而且对于艺术思维来说,物化手段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相反,这些手段决定这种思维的结构本身……这种思维历来是而且任何情况下都是材料中的思维,而不是某种纯精神的思维。所以艺术创作不同于科学创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创作,不应当理解为‘思维劳动结果的简单的物质体现’,而应当理解为‘物质中的思维’,即色彩、线条、声音等关系中的思维。”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第23页。对于作品来说,作品所蕴含的思想不能独立于作品存在。所以不存在一个可以撇开鲁迅作品的鲁迅思想体系。鲁迅的文学作品与作品中反映出来的鲁迅思想是一体的。对这一点的忽视,不仅是鲁迅研究的症结之一,也使文学研究很容易陷入误区。仅就鲁迅而言,“作为思想家、精神战士的鲁迅与文学家、语言艺术家的鲁迅是有着内在的统一的,后者的缺席,不仅会阉割、缩小‘鲁迅’的内涵与意义,而且也会遮蔽深藏在文学形式里的鲁迅思想与精神中的也许是更为根本与丰富的方面”钱理群:“序言”,载叶世祥:《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作家出版社,1999。

王富仁先生曾指出,“文化大革命”后的部分鲁迅研究者虽然“表现出了对艺术分析的重视,但他们没有完整的艺术批评的方式和方法,所以他们的艺术分析带有拼凑的痕迹”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223页。。可见理论框架的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新时期以来,理论界对小说的研究已经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外部研究转向小说本体研究。夏德勇:《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与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第243页。这为文学作品研究的实践提供了理论的支持。但是,理论毕竟是对大量文学实践的总结,因此必然略去了很多具体的方面。所以,当用理论来研究作品时,仍存在不同的理论如何组合、如何提取,以适应具体的文本现象的问题。何况小说与一切艺术一样以创新为根本,用相对数量少得多的理论来研究相对纷繁复杂得多的小说文本现象,其间必然存在差距。这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不能保持同步。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小说理论研究纷纷内转的情况下,小说文本研究的跟进却常常显得迟缓。

长期以来,理论界谈小说文本,总是侧重于谈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形成了以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为中心的批评框架。在三要素中,情节往往被定义为人物性格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环境又是作为舞台背景来凸显人物的,因此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认识实际上以人物为中心来展开。于是很自然的,衡量一部小说的价值大小就在于其是否塑造了典型的人物。以这样的理论来审视小说,只能是进行人物性格分析和思想分析,与对戏剧及其他叙事类作品的分析差不多。即使对小说语言进行分析也难以与其他文体如杂文的分析区分开来。

如果以上述三要素为标准,鲁迅的很多小说实在难称佳作。有些有人物、有环境,却谈不上什么情节,比如《狂人日记》《社戏》;有些有情节、有环境,却谈不上有什么人物,比如《示众》。实际上,鲁迅小说更多地呈现空间化的特点,内容往往不是线性展开的。在写人方面,也用笔俭省,推崇白描。因此,鲁迅小说与新文学传统所标举的“典型”化的小说标准颇有差距。然而,鲁迅小说却依然在当时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并且很多不符合三要素标准的小说也被人们不断解读。这一点很耐人寻味。三要素标准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特点和旨趣。而鲁迅的小说虽然在形式上常与三要素标准相左,但从内容——特别是显在的内容上,却符合现实主义反映、批判现实的旨趣,这应当是易被当时主流的文学界所认同的原因之一。

但是,假如我们认同小说的形式也是有意味的表达,是小说内在的内容的话,那么鲁迅小说又不是那么简单。这或许是鲁迅小说历经大半个世纪,至今仍能让小说家叹服的原因。余华、格非这些先锋派的当代小说家就曾很服气地对鲁迅小说发出赞叹。由此,我觉得鲁迅小说除了具有一直为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所肯定的显在的小说内容外,还有更多值得探讨考察的地方。哈南认为:“比起别的作家来,鲁迅的每一篇小说更是一种技巧上的大胆创举,一种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他在技巧方面要求很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发现写小说比较困难——他自己说,他的小说都是挤出来的——但同时,也正是他对技巧始终如一的关注,以及我们在他作品当中感觉得到的那种独特的感情和判断力,才使他的数量极少的小说成为近代中国文学里表现力最强的艺术品。”〔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第293页。钱理群先生更认为,鲁迅小说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坚持从鲁迅小说文本出发,真正抓住鲁迅的艺术思维与小说形式的个人性的创造特点”钱理群:《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序》。。这其实已经暗含了一种文体研究的视角。那么文体的内涵是什么?文体学的研究视角是否能对以往鲁迅小说艺术形式研究的不足有所弥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