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并不是凭空产生，其发展演变有着极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来源。要分析“到哪里去”，首先需要弄清“从哪里来”；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追根溯源、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思想来源，对于我们分析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首先直接来源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苏联模式实践这两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企业理论；其次，扎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国有经济理论和企业管理理念也必然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展现中国特色的重要思想来源；再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参与国际化竞争的需要，也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制度中吸收借鉴了大量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的现代性和市场性。正是这三大思想来源决定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属性、中国属性和市场经济属性的兼容并包和多元统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也就由此具有了强大的开放性、包容度和生命张力。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非常丰富、深刻，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大树”的坚实根基和源头活水。笔者认为，其中以下两个根本性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创立、发展和完善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最为重要和基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重要发现，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及其矛盾，明确指出，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对人类社会直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经济活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跨越。

恩格斯在其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对基本矛盾及其三个方面的具体矛盾表现，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方面（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消费的相对缩小）及阶级关系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三对矛盾为主线，描绘出了一幅资本主义生产矛盾运动的生动画卷。正是由于这些矛盾运动的发展日益尖锐并表现为周期性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又不可能在其自身范围内予以克服，相反，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能很好地解决这些矛盾，它适合现代生产力的本性、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从诞生至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当代资本主义，都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的绝对不足这一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所带来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增强，其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从管理资本主义到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暂时“创造”部分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绝对不足的矛盾。

这方面出现的一个最新的严重危机就是从2008年至今仍没有完全消退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从这场活生生发生着的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上，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理论的强大和持久生命力。这场危机本质上是美式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它表明，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通过创造需求、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类似中国俗语所说的“寅吃卯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而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必然要求从根本上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结论依然成立。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及其结论还是基于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所分析并通过科学严谨逻辑推导出来的话，2014年下半年以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它是该年度甚至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作者用资本主义数百年经济发展的翔实数据，再次佐证了马克思当年的基本结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两个极端，一端是资本所有者财富的积累，一端是雇佣工人贫困的积累。300余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为1%～2%，雇佣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更低。这样资本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因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和必然趋势。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一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虽然作者并没有由此得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结论，而是从改良主义和维护资本主义的视角出发，只是提出要用对资本和富人所得征收高税收的方式来抑制这一趋势。但该书系统严谨的分析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良性资本主义神话，即“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皮凯蒂的结论可以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解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分化，如果将资本公有化、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可以控制和驾驭资本并将资本所得归还社会和民众，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

2．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内涵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它把资本变成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作过一段经典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围绕马克思这里提到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少的争论。笔者倾向于把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个人所有制”理解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把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联系的“个人”分为孤立的单个的个人和社会的联系起来的个人两类。前一种“个人”存在于私有制的个体生产中，后一种“个人”存在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由此出发，马克思把“个人所有制”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散的、孤立的个人所有制；另一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指重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只有这样去理解，我们才能解释清楚马克思所阐述的所有制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过程应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散的孤立的个人所有制（主要存在于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对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作出其他含义的理解，起码这个“否定之否定”过程都解释不通。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内涵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当前和今后深化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仍具有重要和现实指导意义。对此，笔者将在后面的相关内容中加以论述。

二 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企业理论

1．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最早实践者和开拓者。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基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俄国取得胜利的实际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开创性地提出并实践了以下社会主义所有制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①过渡时期的经济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突破了社会主义只存在单一社会所有制的观点。②第一次提出集体所有制概念，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只有实行合作社，才能使农业转到现代化大生产上来。③在小农占优势、商品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来发展社会主义。列宁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本质上的不同，他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的一种资本主义。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至今仍具现实指导意义。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践：一方面提出了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公有制思想；另一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认为全民所有制优于集体所有制，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化、绝对化和固定化。

2．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理论

开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理论和实践先河的是列宁，他先后提出了“一国-工厂论”和国有企业起源论即社会主义国有化理论。与他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多种所有制成分论一致，列宁特别提出了过渡时期的企业理论，他强调，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新经济政策”时期，“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斯大林则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企业问题，在他的名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20世纪50年代苏联出版的著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他提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相对应，社会主义企业也有两种形式即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其中国营企业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社会主义企业的运行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按劳分配规律等。可以说，以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理论为指导，后来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企业以及计划经济等思想的所谓“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 传统中国国有经济思想和企业管理理念

1．传统中国国有经济思想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官办事业历史悠久，中国则是国有企业的发祥地。据史书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西周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为数众多、水平较高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专门制造供统治者享用的陶器、丝帛制品、金、玉及国家征战所需的各种兵器。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的官营事业进一步发展成为政府对国民经济控制、管理的重要手段。西汉武帝时期，政府对重要工矿事业实行垄断，同时开启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盐铁专营的先河。到明清时期，官营手工业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建筑、造船等行业。

从回顾分析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中国国有经济具有两大特点：一方面，这些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为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服务的，特别是为当时的中央集权经济和大一统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集中是一种重要生产力，集中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国有经济通过集中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最优秀的技术工人和最有经验的管理者，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也巩固和强化了我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体制。我国对世界科技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等都是当时国有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重大成果。

中国历史上的国有经济发展及其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学者武力在《中国“大一统制度”与国有经济》一文中分析认为，中国自秦统一以来所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其在经济方面由国家直接发展国营经济，具有控制国民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对我国历史上国营经济作用的分析，不仅要看到其本身的经济效益如何，还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部效益，即在维护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大国统一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一文中分析指出，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

2．传统中国企业管理理念

传统的中国企业管理理念来源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管理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德性”文化。由此，中国人把管理的本质看作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对管理的本质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换句话说，中国人强调管理是一个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正如《礼记·大学》中的一段名言所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进一步来看，由于中国哲学将人的行为分为“有为之为”和“无为之为”，所以中国管理哲学又可以具体分为两种基本管理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一是“有为而治”模式，包括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主张的“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所主张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及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学派所主张的“以智治军”的智慧管理。二是“无为而治”模式，主要包括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及管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崇德”的无为而治及管理。而与两种基本管理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相对应，传统的中国式管理被划分为四种管理境界，即《老子》第十七章中所高度概括的：“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真正接地气、具有生命力的管理制度必然深深植根于传统的管理哲学和文化之中，中国这些充满人本关怀和辩证思想的传统管理理念必然会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对于中国式管理理念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中国式管理理念会完全取代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另一种认为西方现代管理理念会完全取代中国式管理理念。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原因在于将这两种管理理念完全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两者从根本上是相通的。究其实质，中国式管理理念是一种由内到外、由精神到物质、“以人为本”到“以物为本”的管理哲学，而西方管理理念正好相反，是一种由外到内、由物质到精神、“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所以，两种管理理念只有先后顺序及出发点和着眼点的不同，就其完整的管理过程来看，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是完全融会贯通的。

四 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十六字”特征。从此，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围绕如何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开始被更为系统地研究、引进并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1．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理论

我国著名经济学者钱颖一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西方企业理论的中国学者之一，他认为，西方企业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科斯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本质》及伯利和米恩斯1933年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开创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重新活跃至今的学术原因有两个：一是交易成本学派在科斯影响下的发展，特别是威廉姆森的开创性工作；二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继一般均衡理论后，在70年代的革命性突破，即以严格数学模型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广泛兴起。

我国另外几位著名经济学者和企业理论专家张维迎、杨瑞龙等分别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当代主流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西方主流企业理论（也称之为现代企业理论）及其对中国国企改革意义的基本观点。综合来看，笔者认为，现在所说的现代企业理论主要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及由此导致的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由于这个原因，一般将现代企业理论称为“企业的契约理论”（the Contractual Theory of the Firm）。交易成本理论重点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委托代理理论则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该理论认为所有者即委托人必须设计出一个经营者即代理人能够接受的契约，使得代理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委托人效用的最大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委托人即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真正到位并拥有选择代理人即经营者的权力，另一方面需要拥有经营实际控制权的代理人来分享委托人即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设计就是要通过剩余索取权（所有权）和控制权（经营权）的有效安排来解决事关现代企业发展的经营者选择及其激励问题。

进一步来看，现代企业发展的经营者选择及其激励问题，其实质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制度安排问题。对此，张维迎等人分析指出，公司治理结构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其实质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离开企业所有权谈公司治理结构没有意义。现实中，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首先最重要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公司正式的股权结构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其次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包括《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法律规定，特别是企业经营者对股东在法律上的诚信责任；其三是市场竞争和信誉机制，包括产品市场的竞争、资本市场的竞争和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其四是经理人的薪酬制度及企业内部的晋升制度。

2．西方主流的现代管理理论

以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为标志，西方管理学由理性开始代替经验，并作为一门科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后，西方管理科学不断随着时代而发展，新观点、新方法、新工具不断涌现。我国管理学者一般认为整个西方管理学的百年发展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①科学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管理理论的着重点主要放在如何以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上。②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管理学重视对管理行为本质的思考，开始注重对人的关心和人际关系的改善。③管理理论的百花齐放即“管理丛林”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管理观点精彩纷呈，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总结提出了“十大流派”。④以企业文化理论、“学习型组织”等为标志的“软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注重无形的组织文化氛围、组织框架内的成员学习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塑造。⑤人力资本管理阶段。随着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等新经济的兴起，人力资本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可以看出，这五个阶段反映了西方百年管理学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路径。

西方的管理学理论极其丰富，其对我国企业中国式管理的形成、发展和创新必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我国著名管理学者、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前会长陈佳贵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管理学经过百年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知识积累，中国管理学要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情景加快创新发展，丰富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元素”。当然，正如笔者在前述传统中国企业管理理念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究其实质，中国式管理理念与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只有先后顺序及出发点和着眼点的不同，前者是“以人为本”到“以物为本”的管理过程，后者则相反，这两种理念是相通的，需要相互借鉴、融合发展，而不能偏废一方，这是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中国式管理理念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