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时代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刘瑞生

21世纪以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普及速度最快、功能最强、社会影响最大的新型传媒，革命性地改变了意识形态传播格局。具备全新媒介属性和强大传播功能的新媒体，空前地拓展了传播空间，革命性地改变了意识形态构建方式，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直接和剧烈冲突与交锋的舆论场。互联网移动化的进一步发展，大大降低了思想表达的门槛，个人传播的自主性进一步激发，社会价值观传播进入了“移动化”时代。

最令世人瞩目的是，新媒体具备很强的社会组织和交往功能，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等社会化网络应用的崛起，不仅能为用户个人组建多媒体通讯社，为公民打造以个人为中心的人际交往平台，还为公民和社会群体进行社会交往乃至社会动员提供了强大工具。

意识形态传播空间空前复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基础的多元和社会结构的分化，这必然导致社会思潮日益多元化。21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重要景观。

由于网络媒体具有全球开放传播的特点，网民获得信息与思想观点的渠道大大增加，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思想几乎都能在网络找到生存的空间，各种立场和思想倾向的民众几乎都能通过互联网进行交锋，多元化的网络思潮和意识形态极为开放和多样。

当前意识形态传播空间空前复杂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微信近两年迅速成为第一移动即时通信工具。类似的新技术和新应用还有不少，国内有“易信”“来往”“米聊”“爱聊”“有信”等，国外则有美国的Google+与WhatsApp、日本的LINE、加拿大的Kik等发展都很快。例如日本版微信LINE自2011年6月上线之后风靡全球，并于2012年登陆中国，目前其用户数已经达到3亿人，在40多个国家的应用下载榜高居榜首。

微信等新应用超强的黏性社交和圈子传播，也彻底改变了传播生态。一是庞大的“隐性”传播场，在公共议题讨论时虽不呈显性，但其舆论热度却很高。二是高度的“黏性”信息场，微信用户主要基于熟人关系，也更具“可信度”。三是互通的“群际”动员场。微信用户可以自行建群，容易实现圈对圈互通的社交和信息分享，并且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功能。四是自由的意见表达场。五是重要的思想扩散地。

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面临严峻挑战

其一，受社会转型和传媒转型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日益分化和贫富悬殊日益严重，致使社会上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降低。大中城市青年是新媒体的主要用户群体，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使得他们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这个网络主流群体比较容易受偏激的思想观点的吸引。此外，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中盛行。

其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亟待加强，传播方式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宣传方式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效力降低。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方式，相当高比例的网民上网时间每天在1小时以上，人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内外政治新闻和社会动态。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我国主流媒体的宣传方式遇到新媒体的挑战，在传播的影响和效力方面大大降低。

二是传播错位问题严重。美国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面很讲求针对性，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很隐蔽地包装到政策、社会科学理论、教育、宗教、大众文化产品、传媒等多个层面，而我国往往在传播中错位，特别是容易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表层化，难以为大众所接受。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多，在认识和接受观念上更注重方式，宣教的价值观传播方式反而容易引起他们的反感和抵触。

三是受传统媒体的传播影响，核心价值观构建上仍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声势而忽略实效的问题，这种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媒体传播，往往导致传播声势大而传播效果差。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对于我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认为很好、主题鲜明、客观公正的调查对象比例不高，而认为一般、意识形态色彩太强的比例则较高（见表1）。

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不够多、影响力不够强。从目前来看，综合门户网站的各方面的实力远远强于体制内新闻网站，其商业运作和业务拓展能力冲击着体制内新闻网站的传播影响力。如何在与商业网站的竞争中发挥更大的传播影响力，是体制内新闻网站亟须重视的问题。以往属于体制内的新闻网站正在抓住转企改制的契机，开展各种新媒体业务，力图赶超综合门户网站，占领网络文化传播的制高点。不过，这种赶超需要以综合性的创新为基础。

把握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的制高点

新媒体的发展特点充分表明，其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关乎国家全局的制高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已将新媒体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将新媒体空间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目前的重中之重，是从国家发展的高度重视移动互联网战略。随着新媒体的移动化发展态势，移动互联网将成为意识形态的必争之地。目前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力。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及其他相关规划中，需要进一步突出移动互联网战略的地位。

应对移动互联新应用的迅速变革，技术是根本。真正把握技术制高点，才能抓住网络新应用发展和管理的主动权。

我国政府需要主导移动互联网的健康有序发展，鼓励企业大力研发核心技术，建立自己的标准，尽快占据移动互联网制高地。在全球格局中，移动互联网发展很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无论在资本、技术、应用软件和市场占有及标准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目前，我国要通过政策支持、资金资助、税收优惠等办法大力鼓励企业研发移动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尽快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西方公司的局面，尽快建立并推行自己的行业标准。

第一，应大力研发移动互联网的操作系统和核心技术，尽快研发出我国自主的操作系统。网络安全最核心的是技术安全，而技术层面最核心的是操作系统。目前，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中国只有研发出自己的智能终端的操作系统并运用于中国市场，才能在全球格局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并主动保障网络安全。因此要花大力气、不惜投入尽快研制我国自主的操作系统。

第二，成立专门的技术研发机构，尽快突破芯片等核心技术。我国拥有自己的4G标准，应抓住4G发展的契机，建立高效的研发机构，对芯片等重大技术进行专门攻关。4G是未来网络发展大趋势，我国在移动互联网发展方面应该超越常规的短期利益，才能在全球竞争中掌握主导权。

第三，开发移动即时通信类的“杀手级”应用产品。移动互联网不是网络发展的简单升级，而是会引发一场彻底的技术革命，进一步加速网络应用的更新。要充分看到，互联网应用发展的本质是技术变革，而移动互联网时代将进一步加速应用和技术的推陈出新。近年来在我国热兴的网络应用，都是由腾讯、新浪、百度等公司从海外引入或自行研发的。随着4G、5G的推出，很快会出现更多新应用产品，这将成为一种常态。需要彻底转变观念，跳出怪圈，勇于在互联网新的变革中有所作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国企在用户、市场、设备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但在应用层面却存在多而散、缺乏“杀手级”应用产品。这些部门可以联合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网络媒体，站在4G乃至5G前沿，集中优势研发移动即时通信类的“拳头”应用产品，并迅速推广，才能真正掌控微传播时代的“话语权”。

第四，抓住三网融合机会重塑广电传媒。目前，传统广播电视在资源方面和网络方面仍然具有优势，广电有线网络已进入99%的城镇居民家庭，是城镇地区入户率最高的信息传输网络。我国6亿多人口每天依托电视机收看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并有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依托广电网实现了看电视和上网。三网融合对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广电媒体正在经历一场“被”新媒体重塑的革命性变革，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大广电战略，这是确保国家信息和文化安全，关系执政党命运、民族兴衰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大工程。

不断提高新媒体管理水平

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是一种技术主导发展的传媒形态，技术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已有法规的更新。无论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在不断加强对新媒体的管理。尽管具体做法不同，但根据具体国情、社情强化互联网治理，不断提高互联网管理水平，是全球共同趋势。

例如，2012年4月，在反思“伦敦骚乱”等由互联网、微博等新兴传播方式所引发的问题之后，英国政府认为原有的法律条款已经不能对新兴媒体进行有效监管，为适应反恐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英国政府将出台互联网监管法规。新的网络监管法规草案，将允许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监管互联网，允许情报机构依法监听电话，了解短信和电子邮件的内容。尽管，法规草案被拥有“表达自由”传统的英国公众质疑，但英国政府仍表示法规对于调查严重犯罪、打击恐怖主义和保障社会安全方面具有极端重要性。

要提升对新媒体的管理水平，可从如下方面入手。

其一，加快新媒体领域的法制建设。法律是新媒体管理最有力的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尚缺少层级高、效力强的互联网专门法规，其他法律中相关互联网的条款修订和补充速度也比较慢，这对于依法管网来说是很不够的。目前我国网络管理多依靠一些行政规定和专项打击行动，对于非法传播行为管理缺乏制度化机制，存在力度和效度不够的问题，应尽快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网情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提高网络管理的法制化水平，这样才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规范传播秩序。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新媒体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为了促进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媒体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本国国情进一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法规体系。

其二，高度重视社会转型引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危机，要在立足于主动调整社会结构和缓解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意识形态的问题既有舆论空间复杂化的原因，也有现实问题的反映。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不能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需要辩证地认识这个问题，主动调整社会结构，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和收入分配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主流社会群体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

其三，大力构建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系。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需要一个科学的体系，需要从深层的意识形态、中观的价值观到外在的文化产品、传播方式作通盘考虑，建立全面的传播战略。

其四，加强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商业门户网站和专业性商业网站基本主导着中国互联网传播格局，重点新闻网站作为主流价值观的主要阵地，还难以与商业网站抗衡。例如在世界网站排名中，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等综合门户网站均在百名之内；而新华网等新闻网站排名均在二百名之外。对此，管理部门在加强对商业网站的驾驭能力的同时，需要加强主流媒体的网站建设，下大力气形成几个中国品牌。

其五，加强主流“舆论精英”队伍的建设，培养新媒体意见领袖。大力鼓励立场观点方法积极的“主流意见领袖”通过新兴媒体方式传播声音。新闻从业人员是“舆论精英”群体的主体力量，需要加强教育，引导媒体增强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其六，高度重视海外中文网站的传播影响，制定积极的海外中文网络传播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互联网的勃兴，中文信息在互联网所占比例的提高，海外中文网站发展迅猛，目前在全球中文网络传播格局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海外中文网络舆论场。在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种类庞杂、传播影响巨大的海外中文网站中，海外主流媒体开设的中文网站地位重要，对国内舆论传播影响巨大。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网站介绍，根据AC尼尔森统计，该报网站在全球有420万名华人网民，日均页浏览量达到800万～1000万次，其中有90%的网民来自新加坡国外，85%的网民来自中国大陆。联合早报网已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新闻网站之一。

目前在整个世界传播格局中，整体上英语强中文弱的局面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但需要看到互联网的发展给我国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其中的关键是，在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做大做强，以及转变观念，制定积极的海外中文网络传播战略。需要针对海外受众的心理与特点打造专门的海外网络传播阵地，在传播内容上可以专门制定针对海外的传播政策，量身打造专门对外的国内政治新闻等传播内容，培养专门从事海外中文网络传播的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