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阶段选择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一 有关不确定性的研究综述

阶段选择本质上是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手段，因此，阶段选择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同阶段投资中所要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关不确定性的研究众多，目前尚未形成定论。

（一）国外相关研究

奈特（2011）在其著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首次将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风险（Risk）相区分。奈特将概率分为三类：先验概率、统计概率和估计。他认为面临风险时，虽然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但是决策者了解决策事件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以及每种结果出现的概率分布。其中，根据决策者获得风险事件结果出现的概率分布的方法，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风险的概率基础是统计概率，即通过经验观察来获得事件结果出现的概率分布；另一类风险的概率基础是形式概率，或称先验概率，是一种符合逻辑的主观概率分布。

“第三种类型的概率或者说不确定性一直为经济理论所忽视，现在是恢复它应有地位的时候了。”（奈特，2011）“第三类则不依赖任何分类，而是对估计进行估计。”（奈特，2011）奈特将不确定性定义为基于估计的概率判断，而且还涉及了两次估计：第一次是个人基于信念对事件结果出现的概率判断，第二次是对自己信念正确性的概率判断。奈特将不确定性与风险相区分是因为，相对于风险而言，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者要么不知道事件有哪些可能的结果，要么不知道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分布。

凯恩斯（1921）在奈特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概率论，以此为基石构建了自己在不确定性前提下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凯恩斯着重强调的是世界存在于不确定性当中，决策者的决策是非理性的，所以动物精神最终成为左右经济周期转变的关键。凯恩斯与奈特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是两人在是否通过政府干预来应对不确定性问题上的态度截然相反。

哈耶克关于不确定性的观点与奈特和凯恩斯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他主要是通过默会知识理论来刻画所谓的真实不确定性。

Langlois（1992）分别用参数不确定性和结构不确定性来对不确定性分类。参数不确定性和人们对信息的获取程度相关。结构不确定性与人们对每个决策未来结果的无知相关。

科斯（1990）在批评奈特有关企业存在的理论时也显露出自己对不确定性所属类型的看法。在科斯看来，企业家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不应是其获取利润的源泉，因为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然而，企业中所形成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知识实际上很难通过市场交易获取。科斯的观点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他并没有从结构不确定性的角度考虑企业的本质，而是认为企业中的不确定性仅仅是源于参数获取问题。

Marschak（1949）根据主体对概率信息掌握的程度将其划分为完全信息（Complete Information），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以及无知（Ignorance）三种情况。其中主体处于不完全信息状态时，他认为与奈特界定的不确定性是一致的。

库普曼斯（1957）认为由于自然的随机性和消费者偏好特征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属于原发不确定性，而由于缺乏交流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则属于继发不确定性。

威廉姆森（2003）在库普曼斯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为不确定性。它是由交流双方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而故意隐瞒、扭曲信息所致。这也就是说，行为不确定性的产生归源于机会主义行为。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现代信息经济学（Miller和Shamsie, 1999）都是从决策主体角度将不确定性划分为外生不确定性（Exogenous Uncertainty）和内生不确定性（Endogenous Uncertainty）。

Milliken（1987）把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分为三类：状态的不确定性（State Uncertainty）、影响的不确定性（Effect Uncertainty或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和反应的不确定性（Response Uncertainty）。

Fahey和Narayanan（1986）将不确定划分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竞争的不确定、市场的不确定和技术的不确定。

Lipshitz和Strauss（1997）认为不确定性可以分为结果、状态和备选方案的不确定性。

诺斯研究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类面临不确定性事件决策时提供方法。“毫无疑问，在人类相互关系中，对他人行为的信息不完备性自然引起了不确定性。大脑加工、组织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决定了个体计算能力的局限性。”（诺斯，1990）显然，诺斯对不确定性的归类与威廉姆森所提及的第三种类型很相似。同时，他还强调了不确定性的内生性特征。

（二）国内相关研究

林斌（2000）、孙凤（2002）、唐绍祥（2004）和汪浩瀚（2004）认为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可分为内生不确定性和外生不确定性两类，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是造成内生不确定性的原因，对于外生不确定性的原因则归结为整个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外生不确定性只能预判不能减少。

丁祖豪、陈广国（2004）和徐飞（2008）观点较为一致，把不确定性分为主观不确定性和客观不确定性。

张应华等（2007）根据前人的研究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参数的不确定性、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情景不确定性。参数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测量误差、取样误差和系统误差造成的；而模型的不确定性则是由模型结构的错误说明、误用和使用不当的替代变量引起的；情境不确定性则包括描述误差、集合误差、专业判断误差和不完全分析。

鲁鹏（2006）从主体方面讨论了不确定性，通过认识论视域解释了不确定性的来源。他认为就认识主体而言，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和理解的差异性。

袁亚辉等（2009）认为不确定性可以分为三类：认知不确定性、随机不确定性和误差。其中，误差又称为数值不确定性。

严成樑、龚六堂（2011）把不确定性分为局部不确定性和全局不确定性。

王万茂、王群（2011）认为不确定性可以区分为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而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又被称为风险，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的区别在于一组事实的结果分布是不是已知的。

汤吉军（2014）与奈特的观点相一致，把不确定性分为风险和真正不确定性。

李鹏飞等（201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和类型两个维度将不确定性分为状态不确定性、作用不确定性和回应不确定性。

关于不确定性研究的总结如表2-2所示。

二 不同阶段投资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类型

Brophy和Haessler（1994）认为，相对于成熟企业而言，早期阶段的创业企业含有更高的整体风险和不稳定回报。由于产品研发周期长，并且伴随着技术市场化转换中的严重困难（Wright et al., 2006）, Bygrave（1988）, Mason和Harrison（1995），以及Balboa和Marti（2004）发现新兴的科技型企业中这种不确定性尤其严重。

Gompers和Lerner（2001）认为，早期阶段企业对无形资产和研发存在高度依存，使得风险投资家对项目的质量，以及创业企业家实现股东利益的能力和意愿所知有限。也就是说，在部分创业企业中，风险投资家暴露在创业企业家高度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之下（Akerlof, 1970; Holmstrom, 1978）。所以，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风险投资在选择早期阶段项目时需要承担更大不确定性的部分成因（Chan, 1983; Amit et al., 1990; Chan et al., 1990；Sahlman, 1990; Amit et al., 1998）。

Barney等（1994）、Fiet（1995）、Murray和Marriott（1998），以及Gompers和Lerner（2001）将风险投资选择早期阶段项目所面临的特有不确定性进一步划分成市场风险和代理风险。由于创业企业内在的市场风险较高，因此早期阶段项目投资者最担心的事情是创业企业不能获得足够大的市场份额，抑或不能加强生产过程（Ruhnka and Young, 1987; 1991; Muzyka et al., 1996）。代理风险可能会引发机会主义、逃避责任、目标冲突或者不能胜任等问题（Parhankangas and Landstrom, 2004）。例如，Gompers和Lerner（2001）发现创业企业家会投资研发带来个人高回报，但是股东只能获得低收益的项目。而Ruhnka和Young（1987; 1991）、Murray和Marriott（1998），以及Gompers和Lerner（2001）发现代理风险会引发产品开发延迟，以及创业者无法达到投资者预期的开发目标的问题。

Amit等（1990）则认为毫无商业经历和经验的创业企业家及其团队，能否管理好新兴企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结合上述研究，以及本书对不确定性的分类总结可以看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所蕴含的不确定性类型是不同的，风险投资的阶段选择行为必然使其在投资中面临不同的不确定性类型和大小：从概率类型来看，早期阶段项目主要蕴含了真正的不确定性，而后期（其他）阶段项目主要是风险；从导致无知的原因来看，早期阶段项目主要是结构性不确定性，即对事件可能结果类型的不得知所致，而后期（其他）阶段项目主要是参数不确定性，即由信息获取或传递问题导致的概率分布估算不准确引发的不确定性；从原生性角度来看，早期阶段项目中不确定性既有原发性的，也有继发性和行为不确定性，而后期（其他）阶段项目中因大量相似事件的反复出现，在重复博弈过程中，继发性和行为不确定性可以被大幅度降低和控制；从决策主体理性角度来看，后期（其他）阶段项目的重复性会提高主体的理性程度，所以内生不确定性会大大降低，而早期阶段项目则不同，外生和内生不确定性均很高；从不确定性发生的环节来看，早期阶段项目在状态、影响和回应三个环节都有发生不确定性的可能，而后期（其他）阶段项目的重复性会降低影响和回应环节的不确定性；从不确定性来源角度来看，早期阶段项目来自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要远高于后期（其他）阶段项目。不同阶段投资中的不确定性类型见表2-3。

由于研究目的的差异，学者们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存在多重角度，故而导致不确定性分类标准的多样化。分类标准实际上表明了不确定性的本质特征和产生来源，是笔者得以定义不确定性含义的依据，以及找出不确定性影响因素的线索。当笔者在“风险投资阶段选择”这种具体情境下研究不确定性，则研究目的必然是聚焦的，分类标准必然是唯一的，进而不确定性的定义和来源应是明确的。现有研究在风险投资决策背景下，对不确定性应采用的分类标准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这导致具体情境下的不确定性含义和产生来源都处于模糊状态。因此，在不确定性影响决策行为的机制方面必然就难以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