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第一章 产业外资控制总论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利用外资提供了历史契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投资环境的日趋稳定，外商逐渐将中国作为其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国。而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势必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影响。

（一）研究背景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之一。在中国利用外资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利用外资的政策经历了四次观念上的突破。一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方针为中国利用外资奠定了可行的理论与实践基础。1979年中国第一部规范的涉外经济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立法的开端，在中国吸收外资的历史上具有首创性的地位。二是1983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利用外资的工作会议，总结了对外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初步经验，并进一步放宽了吸收外资的政策，又陆续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自此中国利用外资由“点”到“线”逐步展开。三是1992年之后，中国坚定了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从理论上扫除了利用外资的障碍，中国利用外资开始进入由“线”到“面”的发展阶段。四是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意味着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泛的领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自此，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进入了全面开放的新时期，利用外资政策法规也实现了由“优惠政策”到“国民待遇”的根本转变，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且增速较快。因此，中国利用外资可谓经历了四个阶段：1979～1982年是起步阶段，1983～1991年是成长阶段，1992～2001年是提高阶段，2002年至今是稳步发展阶段。

中国利用外资包括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间接投资，如图1-1所示。引入外资最初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占比低于外商间接投资占比，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比首次超过外商间接投资占比，为57.32%，此后，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不断升高，2001年占比达到94.38%，2014年达到30多年来的最高值99.88%，2015年为100%。此趋势正好符合中国利用外资所经历的四个阶段。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且外商直接投资相应地产生了外资控制的问题，因此本报告所用“外资”是指外商直接投资。

1．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中国利用外资的探索起步于兴办经济特区，由“点”到“线”到“面”，区位空间不断扩大，中国发展成为全球利用外资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图1-2所示，1979～1991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保持较平稳的变化，最高值仅为43.66亿美元，1992年开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到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992年的110.08亿美元增长到468.78亿美元，增长了3.3倍。2011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十年，2002年实现实际利用外资527.43亿美元，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2004年突破了600亿美元大关，2007年突破了700亿美元大关，2008年突破了900亿美元大关，尽管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仍为900亿美元，2015年更是达到1262.7亿美元。2012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的首次下降，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117.16亿美元，比2011年减少3.70%。外商投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国生产企业成本上升、其他经济体相对吸引力增强的结果。预计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延续原有的增长趋势，达到1363.2亿美元。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由于国内下行压力增大，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即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市场消费容量的增加、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举措逐渐成为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尤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鼓励下，创业创新潜力释放所带来的无限发展潜力预期必将给吸引外资带来机遇（徐玲、夏晴和董自光，2016）。

目前，中国利用外资的优势依然明显。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010年中国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提出了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等一系列措施。

2．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包括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合作开发及其他。其中，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方式。三种方式各有其特点，在控制度和风险分散方面存在本质的差异。外方承担的风险按照合作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的顺序依次递增，同时，外资的控制度顺序也依次递增，外商对企业的控制权越大，所获得的控制权收益越多。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三种方式的比重随着时序推移发生了根本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实现了“合作”、“合资”到“独资”的演变，基本上符合主导方式从资源投入低、规避风险型方式向资源投入高、控制性和战略性强方式演变的规律（崔新健，2008）。

图1-3显示了1979～2015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三种主要方式实际使用金额占比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6年），合作企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中占比较高，但领先差距在逐步缩小，1986年，合作企业和合资企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5.38%和35.83%；第二阶段（1986～1999年），合资企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中所占比重超过合作企业占比，直到1999年，合资企业都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占据支配地位，独资企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独资企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中所占比重超过合资企业占比，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且占比不断增加，保持绝对的主导地位。2000年，独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为192.64亿美元，占比为47.31%；2011年，实际使用金额为1160.11亿美元，占比为78.62%；2012年占比略有下降，为77.10%；2013年占比继续下降，为76.19%；而2014年实际使用金额为947.4亿美元，占比为79.24%；2015年实际使用金额为952.9亿美元，占比为75.47%。而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5年分别为20.50%和1.47%。可见，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独资化趋势”，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独资经营的方式。中国服务业独资化倾向明显，2011年在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外商采用独资方式进入的比重分别占总投资的92.74%和91.47%；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外商采用独资方式进入的比重均在80%以上；其他服务业外商采用独资方式进入的比重也接近80%（赵琳，2015）。

3．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资的流入，中国三大产业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图1-4可以看出，2014年，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最高，为61.90%，第二产业次之，为36.75%，而第一产业占比最低，仅为1.27%，呈现明显的“重工重商轻农”的格局，农业利用外资尤为不足。

由于中国政策的导向以及对外资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近年来第二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占比有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占比相对有所上升，见图1-5。2011年，第二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占比为48.05%，第三产业占比为50.21%，这是第三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而第一产业则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所占比重为0.95%～1.95%。

从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来看（见表1-1），2014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占比仅为1.27%；而在第二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较多，而投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较少，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在第三产业内部，外资对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投资比重相对较高，而对基础设施部门，如教育，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投资较少。可见，中国利用外资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及内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王晓红和沈家文（2015）认为中国外资规模虽然大，但质量有待提升，如外资长期集中在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制造业，不利于劳动力素质提升及技术外溢，且房地产业外资的涌入对国内房价炒作、资产泡沫产生较大影响。

但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政策中可以看出，中国利用外资的工作重心正由“重规模”转为“重质量、重结构、重效益”。2013年商务部出台《商务部关于2013年全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的指导意见》（商资发〔2013〕82号），鼓励外资流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领域。此外，为了简化试点范围内审批事项的申报程序，2014年5月商务部发布了《商务部关于开展优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公告》。2014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项目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将项目全面核准改为有限核准和普遍备案相结合。

（二）研究意义

通过以上对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方式及产业结构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外资规模不断扩大且增速较快。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但受国内生产技术的先进程度、生产能力及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限制，若中国不能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加以合理规划和利用，将会因消化和吸收能力不足而影响近期和长远经济运行的质量，同时也会增加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这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其次，外商独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中国投资环境日趋完善、经济快速增长，外商选择直接投资方式的首要目的变为实施其全球战略和国际生产的一体化，在环境风险降低的情况下，对企业的控制成为外商主要渴求实现的目标之一（崔新健，2008），这就给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加之中国利用外资存在结构上的不合理，就更可能加剧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加大外资对中国支柱产业和行业的控制度，对民族品牌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2011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这十年是中国全面开放的十年，是中国利用外资快速增长的十年。现阶段，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用外资大国，有必要清楚地了解中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或行业的外资控制状况，只有始终保持着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的控制，才能赢得经济上的独立，不至于受制于他国。十八大报告着重提出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因此，对产业外资控制的研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