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国财政反应机制下财政后备设置分析及财政空间测算

政府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管理，在预算中设置相应的财政后备金，需要着重考虑的有两点：必要性和效率性。具体的，就应对突发事件财政后备金的必要性而言，在前文已经进行相关论证，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方面是隐性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政府的预防性动机，释放财政政策空间，就我国目前经济情况而言，更具现实意义，也保障了通过经济增长控制政府债务风险（余永定，2000；王燕武等，2014; Hall, 2014）这一渠道的通畅性；另一方面是显性的，不仅能够直接缓解突发事件引致的财政大幅调整带来的政府债务风险扩大，而且能在面临金融危机类重大突发事件时，为政府消除此类突发事件引导的消极惯性预期，以及进行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的“逆周期性”调整奠定基础。就突发事件财政前瞻性管理的效率性而言，则需要考虑政府在预算体系中设置相应财政后备金的两面性，在缓解突发事件冲击带来的政府债务风险扩放的同时，可能面临更加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财政政策空间，有利于资金高效配置，但面临资金安排过量影响使用效益的风险，政府进行财政后备资金的配置必须考虑到“收益性”和“成本性”共存问题。

因此，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管理，安排多少相应财政后备资金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涉及对目前我国相应财政后备金不足抑或过剩的衡量。这一问题需要考虑我国政府的财政调整能力，即在财政反应机制框架下，分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财政后备金对这一机制可能产生的作用效果：如果相应财政后备小于最优值，“储备”资金相对不足，增加“储备”有助于政府改善基本财政赤字，降低政府债务风险；而如果相应财政后备大于最优值，“储备”资金相对过剩，政府会面临较大的资源闲置，恶化政府财政状况，增加政府债务风险。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金效率性研究思路具体如下：以财政反应机制框架为研究根基，在政府财政调整的“债务渠道”基础上，将我国财政体制内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金有效形式作为财政调整的“储备渠道”纳入分析，检验我国财政调整是否存在“储备渠道”，进而分析其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具体影响。最后，在纳入有效财政后备的前提下分析我国政府负债上限决定机制，并对我国财政空间进行粗略测算。

2.1 财政反应机制下财政后备设置分析

Bohn（1998）在考虑政府对财政主动调整行为的基础上，引入了基本财政对政府债务负担率反应机制，逐渐成为政府债务风险分析主流方法。Abiad & Ostry（2005）、Bohn（2005, 2007）以及Mendoza和Ostry（2008）发现政府基本财政与债务负担率两者间可能存在一定非线性变化特征，Ostry等（2010）、Ghosh等（2013）则进一步采用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三次项拟合发达经济体财政反应函数的非线性特征，首次通过实证手段验证政府财政调整确存在“财政疲劳”现象，在认识到基于线性模型的设定可能忽略政府财政调整能力受限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财政反应机制的非线性描述进一步推进了政府债务风险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基于基本财政对政府债务的反应机制研究政府债务风险的相对较少，唐文进等（2014）通过基本盈余率和政府债务负担率变量，明确提出我国同样存在“财政疲劳”现象，并基于非线性财政反应函数形式测算了我国的政府债务上限。庞晓波和李丹（2015）则侧重于经济景气情况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基于经典线性财政反应函数形式，使用基本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负担率变量，刻画了不同经济状态下的债务风险动态变化路径。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财政反应机制的潜在非线性特征与经济的不确定性，拟合出更加接近我国现实的财政反应函数，作为政府债务风险分析的可靠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将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金作为一个影响变量纳入财政反应函数，分析其作为政府财政调整的“储备渠道”可能产生的作用效果，即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金最优值相比是不足还是过剩，进而分析对政府债务风险可能产生的影响。

考虑到“财政疲劳”现象在我国的客观存在性，为更好地拟合我国真实财政反应机制，按照Ghoshet等（2013）的研究思路，采用非线性财政反应机制，通过引入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三次项来估计我国基本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并纳入经济景气变化情况，分析财政调整的“储备渠道”对财政反应机制的影响，构建如下财政反应函数：

其中，f1（bt-1）是关于bt-1且连续有界的三次函数；Di（i=1, 2, 3）表示经济景气情况，分别对应经济低迷、经济常态以及经济过热三种经济状态；Xt表示除债务负担率外影响基本赤字率以外可能的因素，本文选取实际经济增长率gt以及特殊年份虚拟变量F。frt表示应对突发事件有效财政后备金率，如果γ＜0，说明历史财政后备金作为“储备”资产相对不足，尚未达到最优值，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突发事件的防范，使其向最优“储备”存量趋近，将有助于改善基本赤字率，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如果γ＞0，说明历史财政后备金作为“储备”资产相对过剩，超过最优值，并引起资金的配置效率显著下降，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突发事件的预防将恶化基本赤字率，提高政府债务风险。

数据选取1996～2012年、1981～2012年两个样本区间，使用变量同上文，并增加变量：财政后备金率，预备费与中央预算稳定基金之和与财政预算支出的比值。采用财政反应函数式（12）对我国财政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加入政府债务负担率二次项时，出现严重多重共线性，综合系数显著性、模型整体显著性以及实际经济含义，文中f1（bt-1）采用包含政府债务负担率bt-1及其三次项的函数形式，得到两个样本区间的财政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详见表2中的第2、第3列。对上述残差统计性质进行相关检验，残差平稳，即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Jarque-Bera统计量检验发现，接受残差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即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Breush-Godfrey LM检验发现，残差序列不存在高阶自相关。

综合本文引入政府债务负担率三次项的财政反应函数估计结果，以及唐文进等（2014）测算政府债务上限时使用的财政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进一步对极值点测算（详见表3），并结合我国历史政府债务负担率取值区间 [0.0961, 0.4445] 对具体财政反应机制特征进行分析。其中，唐文进等（2014）的估计结果表明，历史基本盈余率随政府债务负担率增长不断增大，如果政府债务负担率超过50%，基本盈余率将呈下降趋势；本文样本区间1996～2012年内估计结果表明，在历史基本赤字率取值区间[0.0961, 0.4445] 内，随政府债务负担率增长基本赤字率不断上升，而如果政府债务负担率超过35.98%，基本赤字率将呈下降趋势，在样本区间1981～2012年变化趋势相似，只是当政府债务负担率超过39.65%时，基本赤字率才呈下降趋势。

通过不同估计结果下的极值点测算可以发现，在我国历史政府债务负担率取值区间内，均仅出现一个有效极值点，财政反应机制特征主要呈现为：基本财政赤字率随政府债务负担率增大而呈轻微上升，当超过一定阈值后，基本财政赤字率随政府债务负担率增大而下降。这一变化趋势与Ghosh等（2013）对发达经济体财政反应函数进行估计时的发现存有部分相似之处，即债务负担率较低时，基本财政对政府债务反应较微弱（基本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负担率呈轻微正向关联），随着债务增大财政反应不断增强，可能是债务量的不断攀升引发了政府的风险意识，政策调整预期增强并通过相应财政调整改善基本赤字以维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同时，考虑到我国政府负债历史较短，且历史政府债务负担率相对较低，将我国目前表现出的基本赤字率随政府债务负担率先上升后下降这一财政反应机制特征视为“财政疲劳”初始阶段现象，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结合我国尚处于“财政疲劳”现象初期的现实以及呈现出的具体财政反应机制特征，使用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函数f2（bt-1）代替式（12）中的f1（bt-1）来估计我国基本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负担率之间的关系更加合理，能更好地拟合我国真实财政反应机制，构建如下财政反应函数：

其中，f2（bt-1）是关于bt-1且连续有界的二次函数；其余变量含义同上。

数据样本区间选取1981～2012年，对式（13）进行实证分析，其中，f2（bt-1）采用包含政府债务负担率bt-1及其二次项b2t-1的函数形式，财政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详见表2中的第4列，同时，对不包含frt变量的（13）式进行估计，相应的财政反应函数结果详见表2中的第5列。并对上述残差统计性质进行相关检验，残差平稳性检验发现，残差平稳，即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Jarque-Bera统计量检验发现，接受残差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即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Breush-Godfrey LM检验发现，残差序列不存在高阶自相关。

通过表2中第4、第5列中的估计结果发现，财政后备金率这一“储备渠道”对基本财政反应具有显著解释力，并增强整体拟合效果以及系数显著性。下面主要对表2中第4列的估计结果进行具体分析，通过使用政府债务负担率二次函数的财政反应函数估计结果发现，政府财政调整的“储备渠道”frt的系数γ＜0，说明历史财政后备金作为“储备”资产相对不足，尚未达到最优值，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突发事件的防范，使其向最优“储备”存量趋近，将有助于改善基本赤字率，进而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同时，与经济处于低迷或过热状态相比较，经济处于常态以及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同样有益于降低财政调整的成本，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进而有效保障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此外，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对我国基本财政的影响是显著的，值得注意的是F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受到该冲击后可能陷入短暂的全面低迷状态，同时政府可能在财政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导致在2007年呈现出大幅度偏离长期均衡的状态。

结合历史政府债务负担率取值区间 [0.0961, 0.4445]，进一步对我国财政反应机制的具体特征进行分析，当政府债务负担率小于36.41%时，基本赤字率与政府债务负担率表现为同向变动；当政府债务负担率超过36.41%时，基本赤字率随债务负担率增大而下降，符合“财政疲劳”现象的初期特征，结合我国政府负债历史相对较短，尚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现实，使用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二次函数刻画财政反应机制的非线性特征相对更真实地刻画了我国基本赤字率与政府债务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同时，结合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反应机制走势（Ghosh等，2013）以及我国尚处于“财政疲劳”特征初期这一现实，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财政反应机制的基本走势（详见图3虚线部分），在未来一段时期，随着政府债务负担率上升，我国基本赤字率仍呈下降趋势，说明财政调整成本尚未达到一个必要水平，使得政府难以通过改善基本财政状况来维持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即我国现在仍存在相当的财政空间进行相应调控。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当我国政府债务负担率达到一个相当高水平后，政府则要面临巨大的财政调整成本，基本赤字情况会急剧恶化，进而引发政府债务风险。鉴于其目前尚未达到最优“储备”存量，通过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资金的合理配置，不仅有助于直接改善政府财政状况控制政府债务风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预防性动机，使得政府能够争取充分的财政空间配合宏观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相应调整。这既为我国实现经济稳步转型提供有效推进力，也有助于通过实体经济的平稳增长有效控制政府债务风险。

2.2 我国财政空间测算

根据Ghosh等（2013）的理论框架，政府债务负担率的动态变化方程：

其中，rt表示实际利率（债务利息率）, gt表示实际经济增长率。政府负债的动态演化主要由债务利息率、经济增长率和基本财政赤字率决定，如果（rt-gt）bt-1+pdt＞0，则未来一期政府债务负担率上升，反之下降。

下面，结合我国具体的财政反应函数，对财政空间具体状况进行分析，将式（13）以及我国二次财政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详见表2中的第4列）代入式（14）整理可得：

同时，将不包含变量frt的式（13）以及我国二次财政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详见表2中的第5列）代入式（14）整理可得：

式（15）和式（16）均是关于政府债务负担率bt-1的二次方程，具体的，本文采用2008～2012年均值对rt、gt以及frt进行赋值，F取值0，分别测算存在基本财政冲击μt影响和无基本财政冲击μt影响情况下，不同经济状态对应bt-bt-1=0的政府债务负担率，其中，μt取1%显著性水平下的置信区间（-0.0077, 0.0077）。

结果表明，当经济处于常态时，纳入应对突发事件财政后备的模型中对应的有效政府债务负担率为0.4101, 1%显著性水平下的置信上限为0.5260，而未对突发事件进行前瞻性管理的模型中有效政府债务负担率仅为0.3907。当经济处于非常态时，纳入应对突发事件财政后备的模型中对应的有效政府债务负担率为0.4556, 1%显著性水平下的置信上限为0.5734，而未对突发事件进行前瞻性管理的模型中有效政府债务负担率仅为0.4393。结合我国初现“财政疲劳”现象的早期趋势这一现实，以及发达经济体相关经验，对上述测算结果进行具体分析（见图4），发现上述有效政府债务负担率为我国不同经济状态下对应的稳定均衡点（U点），对应的政府债务负担率为b∗，图4中虚线部分给出我国政府负债上限（debt limit）决定机制的未来可能走势。在考虑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影响前提下，鉴于我国政府负债历史相对较短的现实性以及财政反应机制尚未呈现出的完整趋势的限制，政府负债上限难以实现有效精准预估，但我国政府债务负担率和债务上限b^确存在相当大的缺口，即潜在财政空间较大，和经济处于常态相比，当经济处于非常态时政府可争取的财政空间相对更大。就目前我国财政反应机制所处的特定阶段而言，可以通过政府负债的稳定均衡点b∗和经济所处的具体状态形成对实际财政空间的粗略预判，例如，我国2012年政府债务负担率约为44.45%，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状态，保守估计财政空间接近为1.11～12.89个百分点，而实际财政空间应当大于这一估计结果。此外，通过对式（15）和式（16）中有效政府债务负担率的测算结果可以发现，就稳定均衡点b∗而言，在经济常态下，通过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管理，相应财政后备金的设置使得政府负债均衡点上升1.94个百分点（0.4101-0.3907），而经济非常态下，为均衡点上升贡献1.63个百分点（0.4556-0.4393），即通过对突发事件的前瞻性管理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预防性动机，提升政府可忍受的均衡负债阈值。

财政反应机制框架下相关研究发现，一方面，我国目前表现出“财政疲劳”现象的初期特征，财政调整的“储备渠道”——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尚未达到最优“储备”存量，无论是基于降低政府预防性动机，充分释放财政政策空间的考虑，还是为降低突发事件引致的财政大幅调整或为形成政府面对金融危机时的“逆周期”调整基础，预算体系中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突发事件的防范确有助于改善财政状况，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充分释放财政空间。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政府负债历史相对较短的现实以及财政反应机制尚未呈现出的完整趋势的限制，政府负债上限虽难以实现有效精准预估，但可以确定在考虑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影响的前提下，我国潜在财政空间较大，与经济处于常态相比，当经济低迷或过热时政府可争取的财政空间更大。此外，通过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管理确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政府预防性动机，尤其在经济处于常态时效果更为显著。综合而言，基于财政反应机制的财政前瞻性管理研究打破了突发事件引发政府债务风险的财政后备安排停留在被动调整“试错”状态的僵局，有益于政府完成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化解”的风险管理理念转换，并在打破传统制度体系中对低效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基础上，为突发事件引发的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提供可靠有力政策性手段，通过预算体系内相应有效财政后备金的合理设置改善风险预警机制，不仅实现了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而且有效降低了政府预防性动机，充分释放财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