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原因

（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是由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点是确定的，也是天经地义的。对此，我们党从来没有隐讳过。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毛泽东说：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刘少奇说：“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少则10年、多则15年”。可是，新中国成立刚3年，毛泽东即提出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过渡，而且实际上从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完成“三大改造”只用了3年时间。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究竟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会使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

对于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人深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此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有的认为原因是毛泽东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想在中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有的甚至认为毛泽东有民粹主义思想，想跃过工业化搞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看法既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想法，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变动最深刻的根源应当从经济中而不是从人的思想中寻找的基本原理，所以是缺乏说服力的。

还有一些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足以解释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比如，有的认为，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激化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促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被突出；有的认为，这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迫使中国共产党决定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有的认为，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超过了一半，国营工商业的产值、收入超过了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收入，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超过了个体农户，新中国具备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等等。然而，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些原因就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那么当初之所以决定先用十几年时间搞新民主主义，主要是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物资、技术又当如何解释呢？要知道，上述原因都不足以说明资金、物资、技术有了着落。所以，我认为，这些看法并没有说出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只要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凡是在论述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时，总是将之与论述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他讲到如果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空想时又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当他作七大结论，讲到中国要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时再次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他和刘少奇都讲“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时，也都是首先分析当时的工业状况。例如，他们指出：“工业生产是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 ～20%”；“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10% ～20%”。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更清楚。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刘少奇在1949年6月写的一份党内报告提纲中也说：“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决策层之所以决定在革命胜利后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政策，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经济尤其是现代工业太落后，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有充足的资金引进先进工业国的设备，有雄厚的人才队伍设计、建设和管理工厂，而当时中国一无资金（旧中国政府的钱基本被赔款赔光了，剩下一点黄金美元也被蒋介石运到了台湾），二缺人才（1912～1948年的36年里国内高校毕业生总共21万人，其中工科毕业生3万人，硕士200人，博士一个没有，1950年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因此，需要利用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轻纺工业，通过税收积累资金，并利用这段时间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等到财力、物力、人力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之后，再来重点发展重工业，相应地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当时，他们虽然没有具体地设想将来采取什么样的工业化战略，也没有明确地把上述考虑概括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实际上已经向世人勾勒出了这条道路的轮廓。

那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摆着三条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先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后投资轻工业，待进一步积累资金后，再来发展重工业；另一条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用国家的力量，对外加紧进行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充足资金，先发展重工业；再一条是社会主义苏联的道路，通过国内已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加上国家的统一计划，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三条路中，前两条没有条件走也不可能走；第三条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考虑建立联合政府和1947年以后考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时，都不具备走的条件。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反复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等到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实际上是在说，中国打算采用第四条道路，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即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自力更生，巩固和壮大国有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下，重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其中主要是轻工业），以此积累资金，扩充装备和技术队伍，然后再重点发展重工业。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的第35条“关于工业”中，写着“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但这并不等于当时把重点发展重工业当成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方针。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言，“《共同纲领》只说现阶段的任务”，而当时“现阶段的任务”主要是恢复经济。因此，这里所说的以“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只是就恢复工业而言的，并非指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在谈到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时，不仅重申要发展一段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且逐步明晰了先着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等积攒到足够资金后再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思路。例如，他在1950年的一份手稿中写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首先，恢复经济，使不能独立生产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生产；其次，要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必要的国防工业；再次，以更大的力量建立重工业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以重工业为基础，大大发展轻工业和使农业生产机械化。他解释说：“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使中国工业化，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的，而没有资金，没有数百亿银元的资金投资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那就不要想加快我们的工业化。”1951年5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指出：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其次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开始还是要搞一些轻工业。因为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的资本”。“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大量地进行重工业建设。”他还说，经过10年经济建设计划，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两个月后，他对马列学院的第一班学员发表了著名的《春耦斋讲话》，在讲到经济建设的步骤时，还是讲首先要恢复农业和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必要的可能的重工业，然后全面发展重工业，最后依靠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与此同时，他指出：“十年建设加三年准备是十三年。到那时看情形怎样，或再搞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从刘少奇的上述讲话中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决策者当时仍然考虑用新民主主义的办法，先着重发展轻工业，再着重发展重工业，并没有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因此也不打算很快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虽然他在讲话中一再声明，这只是“个人意见”，“不是定见”，讲出来供大家“研究”“批评”“补充”，但他的这些意见与党中央关于革命胜利后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仍然强调：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在先着重发展轻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上，是有共识的。虽然1950年和1951年，党内在要不要扩大农村互助合作组织、要不要推广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但那还只涉及农业的半社会主义化问题，并没有超出《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范围。而且自1951年7月《春耦斋讲话》之后，也未见刘少奇再就先发展轻工业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发表过意见。因此，很难说1951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决策者在工业化发展道路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有过什么原则分歧。

但是，到了1950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形势变了。我认为正是这个变化，导致中共中央作出由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变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由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变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件事情上。

1．美国出兵朝鲜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变得尤为迫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翌日，美国调动其在日本的海空军支援韩国军队，同时派军舰封锁台湾海峡，阻击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同年9月，大批美军在仁川登陆，10月越过三八线，迅速推进至鸭绿江边，使我东北重工业基地暴露在美军炮火之下，也使我国随时有被美军入侵的威胁。所以，新中国尽管刚刚成立不久，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最终还是于1950年10月下旬派出了志愿军。然而，当时无论国力还是军力，中美双方都相差极大，与过去抗日战争的情况大不相同，与解放战争的情况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只要看看以下一些数字就清楚了。

先看1950年中美两国经济力量的对比：国民生产总值为100亿美元对2400亿美元，相差23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4美元对1600美元，相差65.7倍；国防开支为7亿美元对150亿美元，相差20倍；钢产量为60万吨对8700万吨，相差144倍；原油产量为20万吨对2.6亿吨，相差1299倍；发电量为45亿度对3800亿度，相差83倍；汽车为0对600万辆。

再看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军力的对比：从三年里军费开支看，中美分别为1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相差39倍；从三年里消耗物资看，中美分别为560万吨和7300万吨，相差12倍。从战争初期中美双方装备看：飞机为0架对1100架（中方参战的高炮团只有一个，共34门炮，其中摆在鸭绿江中方桥头有12门），军舰为0对300艘，坦克为0对一个军430辆，火炮为一个师小口径12门对一个师大口径432门，电台为一个军几十台（配备到营）对一个师1600台（配备到班排），汽车为一个军40～100辆（38个军）对一个军7000辆。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清楚，双方在经济实力、武器装备上都极不相称，可以说中国志愿军是凭着血肉之躯加勇敢精神，在和美军的钢铁比拼。这从长远看，显然是不行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尽快发展重工业。

2．“一五”计划在起草时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作重点

早在1950年的11月、12月，中国志愿军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仅发动了两次战役，便将敌人打回到三八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1951年2月，毛泽东根据国内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形势，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组成“一五”计划的编制领导小组，着手试编工作。“一五”计划的编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计划究竟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或者说从哪里入手，什么是重点呢？对于这个问题，编制者们一开始是有不同讨论意见的。这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可以看出。他说：“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他讲的这段话说明，中国共产党决策者在制订“一五”计划时，对于前一时期先着重发展轻工业再着重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新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构想。

从现有的材料看，第一次透露“一五”计划的重点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是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加了下面一段话：“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已经倾向于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成国家工业化的战略，并为此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

又过了半年，李富春在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作关于“一五”计划指导思想与分行业计划的报告，明确说：“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会后，中财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两件事，一是对“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作进一步修改，二是准备请求苏联支援“一五”计划中重工业基建项目的有关材料。7月1日，陈云将“一五”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附信说：草案要点是今后五年办些什么新的工厂，以便在七八月间向苏联提出需供设备的清单。这说明，在此之前，中央已同苏联商定，中方将于七八月份派人去苏联谈判援助问题。随即，中央书记处于7月12日、14日、17日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目前虽然没有关于这几次会议内容的材料，但可以判断，正是在这几次会上，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认真研究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方针问题，最终敲定以建设重工业为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同时，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因为，7月26日，也就是那三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商谈的问题，包括请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进行地质勘测，工业设计和装备、器材订货，以及开展技术援助等，对中国国防建设、军事装备、兵工生产、通信设备及朝鲜作战的军火补充等项给予帮助，以及对五年计划建设中对苏贸易订货的差额给以贷款援助等。此后不久，中财委在颁发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以及《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中也写明，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建设方针是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接着，周恩来一行于8月15日启程赴苏。

3．优先发展重工业得到苏联政府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

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中苏双方都十分重视。中国代表团除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为代表外，还有一大批由各方面高级干部担任的顾问和随员。苏联方面负责与中方商谈的代表团，也是由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等当时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组成。中国代表团17日抵达莫斯科，20日便与斯大林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谈话。中方提出需要苏联援助141个建设项目（1955年“一五”计划公布时增至156个）。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制造、技术资料提供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在看过中方的《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等文件后，斯大林又于9月3日与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从披露的材料看，斯大林的答复有三个要点：一是中国三年经济恢复工作给了他们很好的印象，但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年递增20%是勉强的，应降为15%或14%，以便留有后备力量；二是计划中不应把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分开，而应放在一起计算，以便掌握全盘情况和进行调度；三是再次表示，对“一五”计划所需的设备、贷款、专家一定给予援助，但具体给什么不给什么，还需要经过工作人员用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后才能说。斯大林的这个态度，表明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得到了苏联方面予以全面援助的明确保证。于是，中方决定周恩来、陈云、粟裕等先行回国向中央汇报，留下李富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继续就具体问题与苏方洽谈。

周恩来、陈云、粟裕等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行前，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谈话，宣布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他们于24日晚6点抵达北京，当晚便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向中央汇报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据薄一波回忆，那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毛泽东在那次会上第一次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这个话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都没有提出异议。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进一步印证了薄一波的回忆，书中说：“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书中还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在讨论“一五”计划方针的会上，而且是在听取周恩来、陈云汇报访苏情况之后，毛泽东会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绝对不是。我认为，这一事实恰恰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一五”计划建设进行援助、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仅仅从那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三件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史料已经告诉我们，那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也就是要不要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战略。而会议的时间恰恰安排在周恩来、陈云从苏联回国的那天晚上，并安排先听取他们与苏方会谈的结果，这说明，苏联是否答应全面援助“一五”计划建设，决定着我们是否能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五”计划的中心和重点。毛泽东在得知苏联已答应全面援助“一五”计划建设后表示，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说明，是否需要提前过渡，取决于苏联是否答应援助和“一五”计划是否优先发展重工业。

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在经济中加大社会主义比重、巩固国营经济领导的意见，早在1952年7月中财委提交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中就已经提出来了。草案在明确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基础的同时指出，要“保证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同年8月，中财委为赴苏商谈援助而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在讲到“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时，也指出我们要“扩大人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比重，保证长期建设在计划经济轨道上前进，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这说明，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成分在经济中的比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内在要求；也说明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提出现在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非纯粹的个人主张，更非突发奇想，而是他对党内决策层较长时间酝酿的集中与概括。正因为如此，当他讲出这个意见时，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才会“没有异议”。

斯大林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间表的情况下，答应对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进行全面援助，这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有着直接关系。从史料可以看出，斯大林过去很长时间内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持不大信任的态度，怀疑中共类似于铁托领导的那种民族主义政党。但抗美援朝使斯大林改变了看法。这是因为，朝鲜战争初期，朝鲜部队打得很顺利，但他们没想到，美军会很快出兵干预，并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这时，斯大林既不想看到朝鲜被美军占领，威胁远东地区安全，又不想直接与美国对抗，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求助于中国。而毛泽东在中国刚刚结束长期战争、准备进行和平建设的情况下，不仅同意出兵，而且是在苏联没有来得及提供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出兵，并用很短时间就把美军打回到三八线以南。为此，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包括牺牲了十几万年轻士兵的生命。这使斯大林认定中共是国际主义的党，同时深感亏欠了中共很大一笔人情。毛泽东之所以在得到苏联全面援助我“一五”计划建设的承诺后，立即表示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过去考虑的过几十年再过渡，既因为新民主主义的政策难以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也含有让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进一步放心的成分。毛泽东在那次会后，即派刘少奇利用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就中国用15年时间逐步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具体步骤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可以说是上述判断的一个佐证。斯大林在看过刘少奇就此问题写的信后，果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此后，毛泽东便开始就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事，在党内逐渐扩大吹风范围，并最终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在一起，作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下来。8月，这个总路线被载入党内文件下发；9月，被列入政协全国委员会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周年口号，正式对外公布。这个过程充分说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连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作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主观上主要是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客观上主要因为从苏联获得了全面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承诺。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苏联对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援助。可以肯定地说，当初如果没有苏联的全面援助，中国不可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也就不可能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只能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