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与战略策略

第一节 确立马列毛主义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 同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极大地腐蚀并摧残着尼泊尔人民的革命活动，并由此带来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修正主义及其变种改良主义，点明其实质和危害，消除其对党员群众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尼泊尔创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把尼泊尔人民革命事业引向正确轨道？这是普拉昌达及其追随者长期思考并进行实践探索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加入辛格领导的尼共（四大）期间，普拉昌达就联合党内左翼力量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1985年在同辛格的右倾机会主义党分道扬镳后，特别是在1989年担任党的领导人之后，普拉昌达希望按照马列毛主义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组建尼泊尔的新型共产党组织。

1990年6月，即组建尼共（团结中心）前夕，普拉昌达发表了《马列毛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一文，着重从阶级斗争、党的性质以及斗争形式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列毛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普拉昌达指出：修正主义就是对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使之符合非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修正主义则以各种借口放弃、削弱、模糊阶级斗争，误导人民，拖延革命。马列毛主义认为共产党是具有战斗性、纪律性和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修正主义者同各种非无产阶级分子合作，强调把党建成一个松散的包容的政治组织，成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共存的讲坛。在斗争方法上，马列毛主义者强调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普遍规律，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而修正主义者总是强调和平的合法斗争，尼共（联合马列）等修正主义政党即是如此。

这篇文章后来入选尼共（毛）领导人文集《尼泊尔革命的问题和前途》，表明当时的普拉昌达决心要从思想上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政治上同修正主义进行彻底决裂。

为彻底铲除修正主义这一精神毒瘤对党和革命群众的侵蚀，普拉昌达还对修正主义在尼泊尔的变种即改良主义、议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991年底尼共（团结中心）一大通过的政治路线，明确提出要在党内进行反对形形色色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在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一种占主导的右倾思想，那就是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但却执行改良主义、议会主义的政策，为获得局部的策略成功，而不惜牺牲总体的战略方针，并使战略方针和策略政策对立起来。为此提出12条反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政策。

1995年3月尼共（团结中心）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系统回顾并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修正主义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长期影响和危害。认为“历史上的修正主义的背叛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国内国外的反动分子包括修正主义者经常合谋并瓦解尼泊尔人民的革命事业。今天落到革命者身上的最大历史责任就是发动武装斗争，系统而自觉地反帝反封建，直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1996年初，普拉昌达发表《尼泊尔人民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偏离问题》一文，全面批判了尼泊尔革命中同修正主义一脉相承的社会改良主义，深刻阐明了尼泊尔改良主义的表现、实质和危害。

第一，普拉昌达指出，关于革命还是改良，主要的问题是是否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革命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水平和性质总是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性质。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阶级斗争的发展总是以不断的、突变的形式，由先进阶级对反动阶级的意识改造亦即革命的形式进行。而改良主义者则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否定事物的质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鼓吹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指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教条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显而易见，发展革命运动的问题就是同改良主义做斗争的问题，它意味着这也是保卫、运用和发展革命理论的问题。离开了这一问题，世界上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开展，尼泊尔同样也不可能。”

第二，普拉昌达系统回顾并总结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他认为尼泊尔共产党在建党后短短六年时间就背叛了尼泊尔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陷入了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泥沼。这些改良主义者在理论和战略上打着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旗号，但在政治和战术问题上却像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实行反动政策。在无产阶级、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崇拜的是改良主义和议会道路。在政治路线、斗争方式、日常行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议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消失了。共产党与大会党之间的分歧降为自由资产阶级和顽固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水平。他们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实际上公开成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扮演着替反动阶级解除政治危机的政客的角色。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把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离出去，革命才有可能发展。因此需要一场反对改良主义的决定性的斗争。

第三，普拉昌达还分析了尼泊尔改良主义产生的历史因素。他指出，同国际共运史上的基本经验一样，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改良主义的主要阶级基础就是小资产阶级。这首先是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社会状况造成的，其次是反动阶级实行狡猾策略的结果。他们向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提供金钱，诱使这些人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想倾向的影响，是尼泊尔改良主义得以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普拉昌达认为，“尼泊尔共产党组建时，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同印度 ‘独立战争’中印度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同印度共运中修正主义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对尼共党内产生改良主义）起了特别大的影响。印度特伦甘纳的武装斗争结束后，议会主义在印度共运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尼泊尔共运领导人与印度议会斗争领导人之间过去 ‘共同战斗’的经历，为尼泊尔轻易地接受议会主义创造了条件。相应地，国际共运中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之后，尼泊尔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更加得到了发展的土壤”。

印度教的强势文化影响也是尼泊尔滋长改良主义的直接或间接因素。“由于这一文化的影响，一些来自封建地主阶级的人以及一些被视为 ‘精英’却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轻易地夺取了革命的领导权。他们自然会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理论，他们还制定了一套可耻的工作方式，视党为其领地，视党员为其仆人。他们就像江湖骗子一样用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愚蠢的逻辑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狡猾地实行浮夸的工作方式迷惑革命者。他们就像印度教学者借助宗教和神话来掩盖其腐朽封建文化的实质那样，用极其虚伪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他们的专长就是表面上温文尔雅，内心却要采取封建的粗俗的腐朽的行动。从腊伊玛吉到莫汉·比克拉姆·辛格，这样的领导人中充满了这类骗子和伪善者。很自然，这些领导人考虑的不是革命，而是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历史表明，这很容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滋生改良主义，而且这也证明，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文化，必须发起一场猛烈的、殊死的斗争。”

此外，对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开始就出现的代表革命趋势的理论缺乏研究，没能吸取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开展反改良主义的斗争，也是导致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改良主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普拉昌达指出了尼泊尔改良主义的理论和政治伎俩，他认为，尼泊尔改良主义者也承认尼泊尔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必须实行民主革命战略，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实行资产阶级战略。如脱离革命抽象地宣扬“为建立多党制而斗争”“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举行制宪议会选举”“重建议会”“为建立爱国民主的政府而斗争”“把权力转交给人民”“为保卫多党制而斗争”等口号。又如把革命政权的问题从运动中分离出去。莫汉·比克拉姆·辛格和尼莫·喇嘛等人的改良主义就是如此。他们在理论上假装反对改良主义，实际行动中却反对提出建立革命政权的口号。

尼泊尔的改良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从一开始就要坚持以持久的武装斗争夺取地方政权的策略。改良主义十分狡猾地反对这一革命斗争的策略。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要搞新民主主义，实际实施的却是议会斗争的妥协策略。“几十年过去了，反动阶级遭遇了各种大的政治危机，人民斗争频繁，但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却从来不改变斗争策略。在这五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的策略只是：‘为了反对顽固的反动分子而跟在自由资产阶级的后面’, ‘用一生为改良而斗争’。”

在斗争方式上，改良主义把武装斗争及向人民群众宣传当作“激进主义”，把和平的人民运动和议会斗争看作是斗争的主要方式。“改良主义不认同毛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观点，即在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开始之前党的全部工作是为其做准备，而在武装斗争开始之后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为其服务。为了迷惑干部群众，他们声称自己也站在武装斗争的一边，只是由于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要用和平运动为其做准备。他们用改良的、和平的斗争掩盖其永远不准备武装斗争的事实。他们的原则是：今天先把人民群众引向议会斗争和改良主义，明天再说武装斗争的事。”改良主义者一直将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当作武装暴动，并找出各种借口加以反对。

在选举问题上，共产主义运动中改良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议会制度当成永久的制度。不管世界如何发展，不管议会制度如何原形毕露，不管革命的斗争环境如何改变，不管时间、地点和条件以及革命形势如何的不同，改良主义者总是口念“利用议会选举的问题只是斗争策略的问题”这一圣经，全身心地投入议会选举。要是在议会中获得少数席位，他们就揭发抨击，扮演反对党的角色；要是获得多数席位，就摇身一变成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组建政府。

尼泊尔改良主义一开始就把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要以人民战争为核心的观点一脚踢开，在那里试图实现议会主义。其结果是这些派别集团无一例外地陷入充斥着欺骗、阴谋、私欲和颓废的议会主义的肮脏的泥沼中。在那里，最诚实的人也像恩格斯所说的被证明是更危险的人。尼共（毛）认为，武装斗争亦即人民战争不可能利用议会选举。利用议会在尼泊尔既不可能建立革命政党，也不可能产生革命。抛弃人民战争而实行选举，就不可避免会陷入议会主义。而且在人民战争中利用议会的可能性，在今天已被证明是不存在的。

第五，普拉昌达还点明了尼泊尔改良主义的危害。他认为：“改良主义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地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最后堕落成为赤裸裸的反动力量，并在许多可能转变向革命的人的思想当中造成了悲观、逃避、失落和投降等消极情绪。”由于改良主义把持尼泊尔，使得小资产阶级中的一支走上了“左”的取消主义道路。他们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极度的悲观、失落和烦躁，以“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了今天哪管明天”的态度，拒绝做建立党的理论和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等这些烦琐而长期的工作，对革命进行与事实相反的责骂，并最后逃离了革命斗争。这种“左”的取消主义是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左”的方面进行攻击。染上这种病的人叫嚷着“所有人都是叛徒”, “没有一个革命者”。

在改良主义的迷惑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堕入了所有问题都要由文化转变的法宝来解决的错误之中。他们把自己凌驾于理论、组织和无产阶级纪律之上，竭力用自大来掩饰精神上的自卑。他们像印度教的学者一样，向人们传教布道。他们反对“思想和政治路线决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谈论理想主义的文化转变，但自身却又走向文化堕落。

应该说，普拉昌达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修正主义及其变种改良主义的认识和分析，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也符合尼泊尔社会的历史和实际。对创建尼泊尔新型革命政党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也为尼共（毛）最终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关于这场斗争的意义，普拉昌达后来有过不少重要论述。1999年他接受美国女记者、美国革命共产党党员李·奥内斯托的采访时指出：发动人民战争必须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路线上同修正主义进行彻底决裂。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区分修正主义和马列毛主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是尼共（毛）党内为发动人民战争而对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和军事路线进行的一场必要的变革。

普拉昌达还说：那时，“每一位同志挂在嘴边的话题就是飞跃，认为我们需要做出飞跃。我们党也提出要做出巨大飞跃的问题，也认为我们党需要做出飞跃。修正主义的党及他们的领导人总是对人民说，问题是改良、改良、再改良。他们所说的改良就是改良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而我们认为的飞跃是革命性的飞跃。我们谴责所有修正主义集团是庸俗的进化论者。我们是革命派，而革命就是要不断摧毁旧世界，实现飞跃。在人民战争发动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大的争论。当我们的指导思想从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转变为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时，党内就飞跃问题产生了巨大的争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毛泽东说人们的认识要经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我们努力运用毛泽东关于认识的两阶段理论教育全党。我们由此对马列毛主义有了更新的理解。在此之前，有种观点认为马列毛主义允许有不同形式的改良和渐进。当我们重新阐明了这个问题后，党内出现了新的认识、新的信心和新的气象”。

二 把毛主义同马列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9年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尼共短暂的统一时期，尽管党内存在亲中国的派别，不少党员包括党的部分领导人信仰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思想一直没有被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尼共分裂以后，出现了众多派别，但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是1974年辛格等人组建的尼共（四大）。然而，由于尼共（四大）领导人贯彻毛泽东思想不彻底，因此遭到党内以莫汉·维迪亚、普拉昌达等人的坚决反对。

1986年莫汉·维迪亚领导的尼共（mashal）明确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道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党内仍存在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而不能是毛泽东主义？为此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年。1989年普拉昌达就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全党再次掀起广泛而深入的大讨论。1990年底成立的尼共（团结中心）决定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把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定名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

1991年12月，普拉昌达在《论毛主义》一文中详细说明了为什么要采用毛泽东主义的缘由。他说：“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经验和新问题，列宁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第二阶段——列宁主义阶段。今天，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经过斗争，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毛泽东创立并发展的毛主义阶段。今天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手中，因此有了马列毛主义这一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不把毛主义理解为当今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同反动势力和修正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承认毛泽东思想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普遍接受的理论，并宣布 ‘毛泽东思想是当今世界的马列主义’”。

普拉昌达还认为：“尽管 ‘思想’一词也有 ‘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所要表达的含义，并在另一方面被革命的共产主义者理解为普遍接受的原则，但继续使用这一易使人产生误解的术语，只能为右倾修正主义对之进行篡改提供机会和漏洞。因此，对已经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欣然并坚决地使用 ‘毛主义’这一术语是十分重要的。”“总之，为了把反修正主义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为了加快发展具有战斗力的共产主义新型政党的进程，为了使革命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工作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停止使用易遭人误解的 ‘毛泽东思想’而采用 ‘毛泽东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是完全必要的。”

普拉昌达还概述了毛泽东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领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在哲学领域，毛泽东把矛盾法则确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认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等所有领域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以及决定事物主要矛盾的过程和重要性的分析，把对辩证法的理解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作为认识的来源，对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以及对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分析，为认识论领域做出了无可争辩的重大贡献。

对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主要方面这一问题的深刻分析与应用，为革命者同修正主义做斗争提供了便利而锐利的武器。抨击“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进行形而上学理解的修正主义思潮，提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中可以起决定作用，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关于使哲学走出图书馆和书斋变为不可战胜的思想武器的必要性以及对实现这一过程的探索，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奠定了认识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析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发现。毛泽东认为，在受压迫的民族国家中，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垄断资本主义联合封建主义掠夺人民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一方面揭露了以新殖民主义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的野蛮本质，另一方面也指明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对象，即只有摧毁官僚资本主义，没收他们的财产，才能把帝国主义从被压迫国家驱逐出去，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一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原则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比如，不是通过官僚主义的命令，而是通过调动群众的主动性，才能坚实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摧毁封建主义经济，没收外国和国内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司，利用、限制和改造对群众生活不具有控制力的私人资本主义。这些政策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毛泽东提出被压迫民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提出帝国主义时代发动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阶级斗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思想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总之，“毛泽东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使之在质上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从此获得了解放自己这一专门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列毛主义”。普拉昌达还逐一批驳了为反对使用毛主义提法而提出的“毛不代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毛没有创始性贡献”、“不应匆忙提出毛主义”等观点或理由。

需要指出的是，普拉昌达在这篇文章中全盘肯定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批评中国改革开放后执行的是一条背离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指责中国共产党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术语阉割了毛主义学说的革命精神，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最终走向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些批评和指责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是没有什么事实与理论根据的。当然，文章关于毛泽东思想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的论述总体上是客观的、正确的。使用毛主义的提法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性与普遍性，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指导地位，认为毛主义是能够与马列主义并列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该党的自主权利，要靠实践和事实来检验。

普拉昌达后来在公开场合多次解释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的原因。1999年他接受美国记者李·奥内斯特采访时说：“全党决定采纳马列毛主义为党的意识形态。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变化，这是我们正确理解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的结果。我们还以此阐释了人民战争和政治路线。”2008年6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针对记者提问：“你信奉的 ‘毛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有什么异同？”普拉昌达回答道：“它们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从思想层面上，它们非常相似。但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背景有所不同：毛主席在中国开创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试图在尼泊尔开辟自己的道路。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产主义真理在中国现实背景下的全面应用。”

普拉昌达还多次论述毛泽东主义特别是人民战争理论的崇高历史地位和普遍指导意义。他说：“在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理论发展成为全面完整的人民战争理论，并证明其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个方面，毛泽东不仅把马列主义军事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使其发生质的飞跃，而且阐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动人民战争已经成为从哲学上政治上理解如何改变世界的关键问题。”“武装夺取政权，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这一马列主义革命原理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人民战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一系列原则、战略、策略和战术。这些理论、战略、策略和战术，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共产主义政党和人民群众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革命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

普拉昌达还指出：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盟及其同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以一系列的军事战略战术等形式，全面完整地创立了人民战争的一般理论。今天，由毛泽东创立和发展的人民战争理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加以运用的普遍真理……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战争理论是普遍真理。要继续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做斗争，就非常有必要学习这一理论，并积极将它运用到本国的特殊环境。谁要是否定或低估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是否坚持人民战争路线，在今天已经成为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界线”。